8月底，共和黨與颶風「艾薩克」在坦帕匯合；大會的第一天因颶風取消。最後一個小時，風暴轉向墨西哥灣以西，坦帕下了暴雨，但毫髮無損。與此同時，五萬名共和黨人、媒體成員、抗議者、安保人員和尋求刺激的人直抵坦帕市區。迎賓委員會讓這座城市做好了準備：限制人們進入新河濱步道，安排車輛繞行會議大廳，黑色鐵鏈圍欄、混凝土路障和希爾斯伯勒縣的垃圾車填滿市中心的街道。當地人離開了城鎮，或是躲得遠遠的；在取消會議的週一，市區的辦公大樓和地面停車場幾乎空無一人。儘管汽車交通減少，這座城市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像簡·雅各布斯的天堂：人行道比平時更加冷清，街道上只有警衛人員的眼睛聚集在每個路口：騎著黑色摩托車的坦帕警察，來自佛羅里達州各縣的治安官代表，州警，帶著軍事疲勞的國民警衛隊，私人租賃警察，身穿xxl白色t恤衫的黑人臨時僱員——t恤上寫著「工作人員」，沒有進一步解釋。武裝小艇在希爾斯伯勒河上巡邏，直升機在頭頂數百英尺持續發出嘈雜聲響。所有公共垃圾桶都不見了。坦帕前所未有地安全，也前所未有地死氣沉沉。
2008年在明尼阿波利斯舉行的共和黨大會上發生了暴力事件，此後又是「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及它帶來的餘震和不祥之兆。有傳言說，2012年的坦帕將會重演1968年芝加哥的歷史，這座城市為騷亂做好了準備。大會召開前幾天，馬特·韋德納的部落格在修辭上達到了新的頂峰：
……你真的很難預料，自己的城市會變成一個戒備森嚴的戰區，除非你就身處其中。開車去上班時，我意識到，我正身處坦帕/聖彼得斯堡的共和黨全國大會的歸零地……難道說，這個失敗的民主體制已經淪落至此？距我辦公室幾步之遙的聖彼得斯堡警察局大樓正在變成一座掩體，但真正吸引眼球、令人心寒的，是那一排又一排、綿延數十英里的水泥路障和圍欄。這真是我們國家政治一個令人不安的註腳：我們花費如此之大的力氣，只為了把統治階級與農民及無產者隔離開。
韋德納的激進主義在美國政治中找不到自然的投靠。儘管他堅信要在全球範圍內大規模減債，但他對自由意志主義的信仰足以讓他成為羅恩·保羅的支援者。當保羅的代表被禁止將他們自己的標語牌帶進坦帕的會議廳，當他的二十名緬因州代表被剝奪資格，當保羅本人不被允許發言，因為他不肯為提名候選人背書，當了一輩子共和黨的韋德納宣佈，他將不再是這個黨的成員。不過，他不會成為民主黨人——歐巴馬的政黨，「計劃經濟的首腦」——「因此，我選擇將我的黨派歸屬更改為無黨派！」他敦促讀者也這樣做。然後，韋德納帶著他的新婚妻子和他們四周大的嬰兒開車離開戰區，來到佛羅里達州的鄉村。在那裡，他等待著這場「無疑會非常有趣的奇觀」結束。
邁克·凡·西克勒正在為《聖彼得斯堡時報》報道大會，這家報紙在這一年剛剛更名為《坦帕灣時報》。他的任務是佛羅里達代表團。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受到了全國大會的處罰，因為它在初選時間表上搶跑了；作為處罰的一部分，佛羅里達州代表被放逐到棕櫚港的因尼斯布魯克高爾夫溫泉度假酒店，距離會議中心有一個小時車程。一天晚上，由於巴士擁堵和交通故障，與會代表凌晨3點才回到房間。凡·西克勒寫了一篇反諷的文章，想象如果坦帕灣像夏洛特一樣有通勤鐵路，事情是否會有所不同——民主黨大會下週就會在夏洛特召開。
大會結束後，凡·西克勒將加入報紙的塔拉哈西分部；在那裡，他的任務包括報道州長裡克·斯科特。他過去的職業生涯都在報道市政廳和縣級委員會，進行所有權調查，描繪止贖房屋分佈地圖；這些工作沒有傳播策略顧問，也沒有媒體聚焦的猛烈批評，有的只是被掩埋的愚蠢和腐敗，他和其他記者一樣知道該如何挖掘這些事實。此前，他從未報道過真正的政治活動，他對這一任務愛得要命，腎上腺素和恐懼一同飆升，試圖摸索該問什麼問題。
比如，他應該問斯科特州長的母親什麼問題？大會的第二天晚上，她穿著蓬鬆的黑色裙子和碎花上衣，與佛羅里達州代表一起坐在講臺正對面，聽《北國風雲》的演員簡寧·特納講話（她染了金髮，就像在場的大部分女人一樣），等待提名候選人的妻子發言。他應該向斯科特太太丟擲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嗎？那又有什麼意義呢？這麼做也不太可能獲得什麼新聞。她甚至可能不會回答他。他決定還是讓她聽演講好了。
凡·西克勒擔心自己沒有大聯盟比賽般的速度和嫻熟。他知道自己將不得不與裡克·斯科特過招，得注意話語中的微言大義，在州長關於本州的致辭之後扮演誇張的批評者，與州長的手下進行交易，好能保留這場遊戲中的位置，保證別人會回自己的電話。政治在最高層正是如此被掩蓋的，而這對他來說並不自然。他在公眾的世界中表現得更好——他能靠自己挖掘的事實讓他們向他坦白。凡·西克勒的長處在於發掘事實，因此他決定，在職業生涯的新階段也儘可能堅持這麼做。
大會是在坦帕舉行的，但是在大廳裡，很少能聽到有人提及止贖危機、幽靈小區、機器人簽名、抵押貸款欺詐、破產或無家可歸。沒有一個演講者提到華爾街、出貸方、開發商和地方官員如何為大災難的發生創造了條件，而這場災難至今仍未從坦帕灣消退。沒有人為烏莎·帕特爾、邁克·羅斯、已故的傑克·哈默斯瑪或哈茲爾一家發聲。相反，聲名顯赫的共和黨人接連登上講臺，為成功的企業主和冒險的投資者大唱讚歌。
共和黨人對他們的提名候選人沒有任何感覺。他們選擇了他，就像民主黨人曾經選擇約翰·克里一樣，是因為他們希望其他人比他們更喜歡他。排在選票最前面的人無法減輕他們的狂熱，他們仇恨現任總統和他的美國，並選擇將這種尖銳的仇恨當作一樁神聖的事情，而這種選擇裡沒有愛戴的成分；自2009年以來，這種仇恨就在為共和黨草根注入活力。在這冷冰冰的會議廳裡找不到共和黨式的狂熱；只有忠誠的代表和有正確證件的訪客才能進入此地，他們坐著巴士，穿過一條堵塞的單行道來到這裡，步行穿過僅有一個的檢查站，穿著亮紅色連衣裙和高跟鞋穿梭於水泥路障之間；他們在黑暗中走在跨城高速公路下，四處尋找一家能買到瓶裝水的商店，直到運動外套的肋下被汗水打溼。
在紐特·金裡奇首次參加國會選舉四十年後，他來到坦帕，擺姿勢與妻子卡莉絲塔合照，西裝外套的紐扣系得端正，彰顯了他的龐大身形。他在自己的軟體「紐特大學」上每天發表兩個小時的講話，日日如此，包括大會取消的那天。這些演講在坦帕西岸溫德姆酒店的皇家棕櫚宴會廳舉行，主題是美國能源的未來，講給任何願意聽的人。早安喬聽了幾分鐘，然後在走廊上跟金裡奇上演了一場脫口秀。每個人都知道金裡奇和提名候選人互相瞧不起對方。早安喬問，紐特為什麼會來到坦帕以示支援？「您如何避免讓個人感情介入？」
「我們有一個首要共識，那就是不管怎樣，我們都是美國人，」金裡奇說，「這就是我們如此強大的原因，因為我們可以用阿道夫·希特勒、東條英機或赫魯曉夫無法實現的方式團結起來。」他給自己的主題暖好了場——公民團結高於政治。他微笑著，那笑容讓他看起來像是一個自鳴得意的男孩，認為自己剛剛給出了正確答案。「我認為，我能參與競選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能來到你的節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非常熱愛做一名公民。」
早安喬與金裡奇開了些玩笑，對他表示感謝，然後匆匆離開賓館。金裡奇轉向法國電視臺的攝影機，被要求說出投票給提名候選人的理由。金裡奇收起微笑，他的臉垂了下去，嘴角向下彎成一道深槽；在白髮頭盔下，他眯起眼睛，露出冷峻的、毫無笑意的凝視。「歐巴馬代表的價值觀從根本上來說是極端的，那將會改變美國。」金裡奇不假思索地迅速回答。他已經回答了成千上萬遍，無法知道究竟是否出於真心，不知道這話是否比他說「我們都是美國人」時更真實，也不知道他是否意識到這裡面的矛盾之處；但這無關緊要，因為他已經準備回到皇家棕櫚大廳，在那裡進行更多演講。他總是有更多的話要講，因為停止講話就等於死亡。
金裡奇是凱倫·賈洛赫景仰的英雄之一。在她的首選赫爾曼·凱恩退選後（她曾在他手下擔任縣主席），她在佛羅里達州初選中支援金裡奇。在大會召開那周的一個晚上，她參加了坦帕劇院舉行的信仰與自由集會，聽了金裡奇和她的其他英雄的講話，其中包括菲利斯·施拉弗裡，她今年八十八歲了，但看上去仍然像是1964年為戈德華特競選總統時那個富有煽動力的家庭主婦（凱倫·賈洛赫也是如此）。凱倫平靜地接受了她的黨在2012年提名的候選人——「只要不是歐巴馬，誰上都行」——但她對共和黨大會本身不太關心，正是這種圈內建制活動讓她一生大部分時間都遠離政治。從某種意義上說，凱倫不需要在那裡，因為在坦帕，邊緣人群已經成功抵達議會、講臺和各種平臺。甚至有一塊標語牌在譴責《21世紀議程》，這份已經發布二十年的聯合國決議一直令鐵路反對者心煩意亂。
凱倫正在全職做一份新工作。這一年年初，她成為希爾斯伯勒縣美國榮昌組織的現場主管，那是一家由億萬富翁科赫兄弟資助的組織，鼓吹自由企業。大會召開前一週，她在北坦帕的一家小型購物中心開設現場辦公室，就在一家塞爾維亞按摩理療室隔壁，一家房地產公司的樓下。凱倫撥出了數千個「議題」電話，試圖找出潛在的支援者，並鼓勵他們訪問這家組織的網站。辦公室周圍是空蕩蕩的辦公桌，等待著電話、電腦和志願者。一天晚上，一群人前來觀看放映《誰是約翰·加爾特》（whoisjohngalt?），那是由安·蘭德的作品《阿特拉斯聳聳肩》改編的電影的第二部分。賈洛赫沒讀過那部小說——她不是個愛讀書的人——但她完全同意它的主題。她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的；現在，她加入了一個資金無窮無盡的全國組織，帶著信徒般不可撼動的精力投入其中，世界觀不受任何論點或事實的干擾。在政治立場之下，她有一種基本的直覺，那就是她和丈夫一直兢兢業業、循規蹈矩，從來沒有投機取巧或伸手求援。
這份工作是凱倫多年來的第一份工作，儘管她在開始坦帕「9·12」專案時曾誓言決不投身政治，但她的家庭需要薪水。不過，就算沒有薪水，她也會去做。
「我的心在那裡。」
哈茲爾一家花了一點時間觀看大會，但還不如他們觀看音樂影片「我很性感我知道」的時間多（那是電音二人組「笑掉屁股」的作品，布倫特和丹妮爾會邊看邊在起居室跳舞），不如羅納爾花在用租來的筆記型電腦參加迪士尼樂園競賽和現金抽獎上的時間多，也不如丹尼花在網上玩《英雄聯盟》30級排位賽的時間多。
丹尼和羅納爾並非對政治不感興趣。他們比以往更多地思考和談論政治。沃爾瑪的工作會將它推到你面前。丹尼的時薪只有八點五美元——工作兩年後的時薪是八點六美元——而且他討厭這份工作。他討厭經理的傲慢態度，討厭他們將過期土豆和洋蔥推到箱子後面，討厭顧客在他補充庫存時打擾他、問他那該死的香蕉在哪兒，討厭他被稱為「合夥人」而不是舊式的「僱員」，討厭這家店每個月花三萬美元租來、停在店外阻嚇小偷的假坦帕警車。休息時，丹尼會走進停車場，穿著卡其布制服和藍色襯衫，站在那兒抽305香菸——他在沃爾瑪工作時養成了這個習慣——懷念自己以前的焊接工作。他喜歡骯髒的工作，在那裡，你能做出點東西來，能有成就感。他是個藍領，如果能以某種方式獲得貸款、開辦自己的焊接公司，他會覺得自己像個國王，但這不可能發生。他讀到過，有百分之四十七的美國人極其貧困，連所得稅也付不起。百分之四十七！這是怎麼發生的？貪婪。只是大公司的貪婪罷了。有時，他認為擺脫金錢會更好：回到以物易物的方式，用小麥換取牛奶和雞蛋。這就是丹尼，一個小角色，舉著重物，還在幫助顧客——勞動市場的主心骨——一年只能賺一萬美元，而那個坐在桌子後面什麼也不幹，只是盯著小角色工作的傢伙，卻能賺八九百萬。這怎麼能叫公平呢？富者愈富，窮者愈窮。你永遠無法趕超。你只能適應——這就是生活。到此時，他工作只是為了孩子，希望他們能過得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