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還記得他們的名字嗎？」
「不記得。報紙上從沒提過。他們追他可能是因為——他不肯說——不是毒品就是女人。」
「很可能是毒品。」塔米說。
「對。我當時沒意識到，因為他看上去還那麼年輕。真的很讓人傷心。」
「是的，沒錯。」
「他們十三四歲時，我相信應該把他們送進教養院。我們說教養的時候，教養是什麼意思？他們可以教養你，讓你想要成為一個好公民，從那裡起步，你可以去為社會服務。反正爸爸媽媽也不在乎你，所以教養院可以照顧你。你明白嗎？它會給你一些可以牢記一生的東西。你得確保能接受好的教育，你就能過得很開心，就像去看馬戲。所有這些我都做了。天冷了。」
「我快哭了。」塔米說。
她待了一個多小時。她感覺待一天也沒關係，因為只要特珀太太一開口就停不下來，但塔米得回去工作。臨走前，塔米問她是否可以回來喝茶，或者帶午餐來吃。
「我很歡迎你來做客。」特珀太太說。
塔米坐進龐蒂亞克，開車經過克蘭德爾公園，她曾在那裡為天鵝餵食。那棟房子比她記憶中要小得多，也沒有那麼迷人。它沒能維持良好的狀況，糟糕的街區也正在迫近。可是，當塔米站在門廳，她看到母親正急匆匆走下樓梯，說她不喜歡待在這裡，因為這房子鬧鬼；當塔米站在廚房，她聽到奶奶正喊她幫忙洗衣服。通過這些時刻，她再一次感到，自己與她們近在咫尺。
前廊咖啡廳位於一棟磚砌建築的底樓，二樓被燒光了；它毗鄰阿克倫市區附近的州際公路。咖啡館裡有五十個人坐在餐桌旁，包括少數幾個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還有很多黑人男性，其中許多人都有前科。海蒂小姐在那裡，她的t恤上印著歐巴馬的大幅頭像。塔米站在螢幕前，穿著牛仔褲和印著紫色和白色漩渦花紋的合成纖維寬鬆長襯衫。她的頭髮剪短了，最上面染了色。
幾天前，她去了克利夫蘭的一個社群中心，在一個擠滿老人的房間裡談論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女人在聽，男人在玩多米諾骨牌。她帶著一位「領導者」一起去了克利夫蘭，那就是七十一歲的格洛里亞小姐。格洛里亞小姐本應談論靠退休金生活的感受，以及退休金如何受到威脅，但聽眾們聽不清格洛里亞小姐說的話，所以塔米在設定好投影儀的同時還得負責大部分演講；她拖著投影儀到處走，好給人們播放一段關於科赫兄弟的影片。那是一段卡通片，查爾斯和大衛被描繪成一隻章魚身上長出來的兩個腦袋。影片播放完畢之後，一個名叫琳達的女聽眾問道：「這兩個科赫兄弟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我們以前沒有聽說過他們？」另一個女聽眾瑪貝爾說：「科赫兄弟打算讓黑人支付這筆賬單。」離開克利夫蘭後，塔米在揚斯敦參加了食品政策委員會會議，然後還得為少數族裔健康會議準備一個演示。在這個過程中，她正準備自己的婚禮：她將在坦帕附近的海灘上與一個名叫馬克的屋頂工結婚，她在東區高中時就認識了他。突然之間，馬克有個來自東克利夫蘭的叔叔出現了，後者的財務狀況出了問題，於是住進了他們在自由區的房子。
她累了。
「在我長大的地方，你可以坐在前廊上，聞到空氣裡的硫黃味，」塔米在前廊咖啡館對人群說，「社群裡的每個人都在工作。那時，我們只有十五萬人。你猜怎麼著？有一天，工作不見了。1977年9月，工廠關門大吉。十年裡，我們失去了五萬個工作崗位。作為一個成年人，我很幸運能夠在帕卡德找到一份工作。在鼎盛時期，它有一萬一千個工作崗位，後來縮減到三千個，而當我們離開時，那裡只剩下不到六百個工作崗位。我只想讓你們知道，揚斯敦的故事是整個美國所有老工業城市的縮影。」
馬洪寧河谷組織合作社的揚斯敦勘測圖投影到螢幕上，東側是一片綠色的海洋。「我的祖母曾經非常努力地工作，給別人打掃地板、洗衣服、做飯，好讓我們能擁有一棟房子——那棟房子所在的街道上現在有四棟房子，其中兩棟是空的，一棟是我們的。我們社群的大多數人都是這樣生活的。」
塔米正在引述她前一天記下的筆記——將自己的人生故事變成演講，讓小組裡的人知道如何講述自己的故事，並將這些故事與總統競選期間的宣傳活動聯絡起來，為俄亥俄爭取更好的工作。
「當我們看著孩子，看著社群中蔓延的荒蕪，你怎麼還能不斷攻擊薪酬豐厚的工會工作，就像我們在帕卡德電氣失去的那些工作？沒有人能告訴我，我將不能在那份工作上幹到退休。我們俄亥俄州需要工作。我們俄亥俄州需要能夠支付最低生活工資的工作。工作是將我們與周圍一切事物連線起來的結締組織。」
2012年，工作機會正慢慢回到俄亥俄州，其中一些在揚斯敦周圍地區：尤蒂卡頁岩的天然氣勘探工作就在馬洪寧谷下面；小鎮西北部的通用汽車工廠有了新的崗位；汽車配件工廠有了製造業工作；甚至鋼鐵廠也有了一些工作。不過，到目前為止，這些新機會並沒有照顧到最需要它們的人，例如仍然生活在揚斯敦的窮人和長期失業的男男女女，尤其是有犯罪前科的人——就像現在坐在前廊咖啡廳裡的許多人一樣。合作社並沒有經濟發展戰略。它的促進就業運動只是呼籲私人僱主首先僱用當地人，給前重罪犯一個機會，同時呼籲政府成為提供最後可能的僱主。
「我懷孕時，我的祖母傷透了心，」塔米說著，開始給演講收尾，「我想確保自己能從高中畢業，因為我知道，那是我可以給女兒帶來更好生活的唯一途徑。我在我們的社群裡把三個孩子撫養成人，他們都搬走了。揚斯敦可以再次成為一個生活的好地方——也理應如此。」
塔米忙於組織工作，以至於幾乎沒有時間為選舉宣傳。但是在11月5日，她花了兩個小時，與柯克·諾登一起，在東區的林肯公園附近上門宣傳，那裡是她長大的地方。有傳言說，有份帶著誤導性資訊的檔案正在附近流傳，告訴人們可以簽署這份檔案以代替投票。因此，塔米詢問她遇到的每個人，他們是否已經投票，或是打算第二天投票，或者是否需要搭車去票站。令她感到驚訝的是，人們對歐巴馬的熱情甚至比2008年還要高；他們已不再擔心這個國家是否已經準備好，以及一個黑人總統是否能夠活下來。
第二天晚上，當歐巴馬再次當選，塔米感到自己比第一次時更加激動。她太關注競選期間的每日訊息，俄亥俄州的民意調查太過接近，她很擔心歐巴馬會輸掉。她一直對選舉抱有消極的看法：如果歐巴馬輸了，她曾經幫助招募和培訓的人，像海蒂小姐、格洛里亞小姐和前廊咖啡廳裡的那些男人，也許會覺得這些工作徒勞無功，而她生命中的幾年時光可能白白浪費。她沒讓自己想過，如果歐巴馬贏了，那將意味著什麼。當一切塵埃落定，她心想：「天啊，這意味著我們有機會去真正做一些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