栓子很帥。
2012年的冬天，得知我又回梁莊採訪，栓子扔下生意，開著他的越野車回到梁莊。他找到我，對我說：「梁姑，你就別自己開車了，這幾天我做你的專職司機，你說上哪兒我就上哪兒。」
當時我看著栓子，非常吃驚，大叫著：「栓子，太帥了啊，你是咋長的啊？」
栓子摸著頭，有點羞澀，說：「梁姑看你說的，一個農村娃，啥帥不帥的？」
栓子五官均勻，皮膚黝黑，身材瘦削，腰挺得筆直，穿著合體的夾克和牛仔褲，說話時面帶微笑，非常紳士派頭。如果不看他的手，就是一個典型的城市白領。他的手像戴著一個拳擊手套，和他修長的身體放在一起，比例失衡到不協調的地步。他在葫蘆島的高速公路旁邊開了一家校油泵的店鋪，每天清洗油汙，換機器零件，修車閘，換輪胎，什麼活兒都幹。那機油似乎也一層層地滲到了他皮膚深處，他的整個手都是黑膩色的，手指關節極為粗大。他讓我看他的手掌，掌紋亂七八糟，密密麻麻，像是被刀子劃到。他笑著說：「可不就是刀子劃的，那機器零件一個個都很重，到處都是稜角，幾乎每天都要被劃傷。」
那幾天我享受了專車的待遇。他一邊開車，一邊和我聊天：他說他買了十幾本《中國在梁莊》送給村裡的「權貴」；他說他最迷惑的就是身份的焦慮，他沒辦法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別人的尊重；他希望自己能被評「十大好青年」，好在社會空間裡有一席之地。
那幾天他給我聊得最多的就是「身份焦慮」，他不滿足於只掙到錢，他想得到承認。他不喜歡那個「回不了鄉進不了城」的說法，非常不喜歡，他討厭這種套話，他也不喜歡那種悲情氛圍。可實實在在的，他覺得迷惑，他不知道在哪兒能實現自己的價值感。
在半開玩笑之中，我問他：「如果村裡選舉村支書，你願意參加嗎？」
他斬釘截鐵地回答：「願意。」他想回家鄉幹一番事業，他想為家鄉貢獻自己的力量。
在這之後，我陸續聽到說栓子租了一片河坡地，種上薄皮核桃，他給別人說，要是這個東西能在咱這兒長成，也算是一個重要經濟作物了。畢竟，薄皮核桃在市場上越來越受歡迎。
2016年初，村支書韓治景和村會計被人告狀，說是他們「公款私用」，就是把梁莊集體所有的錢——南水北調佔地錢、河坡地的錢和國家的一些補貼——吃了喝了，還裝自己口袋裡了。鄉里派審計來調查了好久，沒查出大的問題，但是吃、喝、做假賬肯定是難免的。其實，這是基層幹部都心知肚明的事，不至於到治罪的地步。於是，韓治景被撤掉，選了韓天明頂替。
韓天明為人老實，玩不轉這上上下下的。上面來人招待，各種政策檔案，韓天明不會應酬，又沒有本事拆東牆補西牆，一年不到，自己還倒貼進去了一些錢。
2016年底，韓天明摞了挑子，堅決不幹，年都不過了，帶著老婆出門打工。鄉里沒有辦法，想著這樣臨時頂替也不是辦法，就調查村裡的年輕黨員，從年輕黨員裡面選一個能幹的，也願意幹的，這樣最起碼能堅持時間長一些。
一調查，才發現，農村黨員的老齡化極為嚴重。以梁莊為例，兩千多口人，六十歲以的有十幾個黨員，五十歲左右的有四個，四十歲以下有五個，年輕人有五個，這五個主要是那些在外上學的大學生，他們在學校期間入黨，指標會轉回到村裡。在外打工的年輕人幾乎沒有入黨的，除了栓子。
說來也很正常。農村的年輕人一下學就出去打工，對「黨員」「村幹部」沒有任何概念。每年春節回來，老黨員就被分配任務，動員打工回來的年輕人入黨，每個村幹部要完成兩個指標，可是，都很難完成。春節就十幾天時間，回來走親訪友，兼帶相親、辦婚禮，一過完年，立馬就又走了，哪有時間去聽那些口號化的東西。至於參政議政的熱情，則更是無從談起。對於他們來說，梁莊雖然是自己的家，自己掙的錢也都投入到家裡的房子上面，心裡也盼望著春節回來和大夥兒一起吃飯喝酒。可是，這終歸還是暫居。畢竟，一年也就一兩個月時間，錢不靠它掙，住也沒住多久，誰當村支書，誰租了地，村後多了條大河，幾里外多了一個化工廠，又有什麼關係呢？那是「人家」那些人的事情，不是「我們」的事情。
村支書必須是從黨員中選舉，那就只有栓子了。鄉里就派人打電話給在葫蘆島幹活的栓子，問他願不願意幹。
2020年夏天，坐在韓治景的河邊農莊裡，栓子對我說：「我心裡當然願意幹了，我看不慣農村那風氣，一定得改一改。可是，我是個白脖子，啥也不懂，再說，我這邊還有生意，我不能丟了我的生意。我就說給我一個月時間，我考慮考慮。鄉里說，半個月時間。半個月剛過，鄉里又打過來電話，問考慮好了沒？看來他們是真沒有合適人選了。我就說好，那我幹。我就開車回來了。我上任那天，鄉里去了兩個人坐鎮，一個組織書記，一個包片書記，非常重視。當時，我也發表了就職演講。」
「就職演講？」這太新奇了，我問栓子內容還記得嗎？
栓子說忘了，反正就是要好好幹、為大家奉獻自己的力量之類的話。栓子說那其實只是套話，誰都會講，他真正想的是要幹好幾件事，讓大家看看他的決心。
那半個月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回去了，肯定不能打個敗仗走了。怎麼才能改變村裡亂的情況呢？我要通過幹幾樣事改變老百姓不信任村幹部的情況，改變對村幹部不理解的狀態。然後，帶領群眾致富。我上任後乾的第一件事是修大隊部。以前都在地頭、在哪個空地，隨隨便便就把會開了，大隊部的院子裡長滿了草。我就想，得有個儀式感，也得讓村幹部有個辦公的地方。我就自己出錢，把大隊部翻新一遍。第一次開會，我把梁莊的黨員全部叫來，邀請鄉里領導，隆重舉行了一個入黨宣誓儀式。也藉此機會把自己的決心說了一遍。大家很高興，黨員第一次坐在桌子邊開會，也是一種向心力的表現。第二，大力培養新黨員。村支書必須從黨員裡選舉出來，可是，一個村連黨員都沒幾個，選舉有啥意思，都是樣式。我就想著，我也是在外打工的，有說服力，我要說服和我一樣的梁莊年輕人積極入黨，積極參政議政。梁莊是大家的。第三就是土地的事情。2018年縣裡推行三權融合，土地的所有權、經營權和處置權都歸農民，提高農民談判能力，要實現土地流轉。梁莊村是最早的一個試點。以政府名義進行土地流轉，政府支付租金給老百姓，經營權給大公司。當時，做了很多工作，農民認識不清楚這裡面的內容，得一家一家講，還得和公司、政府打交道，但是，很有意思。一年過後，實踐基本上算失敗了，因為大公司經營不善，政府支付壓力太大。所以，最後，已經流轉的，以村為單位，老百姓直接和經營公司交涉，實際上就是村支書代表村民去要錢。這裡面很難。村支書突然成要債的了，這對處理關係非常不利。因為這裡面，往往還有政府的關係。你想，誰有勇氣和政府的一些人員對著幹啊？
栓子非常投入，講到自己乾的事情，真誠，洋溢著熱情，主人翁感非常強。這是一種陌生的語言邏輯和語言情感，梁莊人極少有這種語氣。我熟悉梁莊人的矛盾修辭，它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個謎。
固然，梁莊是文哥、霞子媽、豐定的家，他們終生都在此生活，並且，大部分人的孩子也將要在此生活。但是，在談到一些公共事務時，說到村支書、村會計，甚至哪怕是一個隊的小組長，他們都會用「人家」來代替，像是「不知道人家是怎麼想的」「都是人家上面的人管的」「人家都是有權有勢的」等等之類的語。這樣說的人中不乏那些長期在城市工作且受過一定教育的年輕人。
「人家」，這裡麵包含著幾層意思。一是，大家把自己從公共事務中摘了出來。村莊垃圾、房屋改造、坑塘恢復等等之類的事情，都是「人家」要管的事情，和我們這些普通人沒有關係。二是，自動臣服於某種權力。「你想蓋房，那非得找人家不行。」「那南水北調的工程，肯定是人家承包了啊，人家有權有勢的。」在這裡，梁莊的村民認同了村幹部高於自己並且因此得到很多便利的事實。
因此，在梁莊人意識深處，存在著兩個梁莊。一個梁莊是自己的家，自己院子和院子以內的那片地，每個梁莊人都花了大價錢來打造、修建；還有一個梁莊是「人家」的、公共的梁莊，一個宏觀的、不可撼動的梁莊，跟「個人」沒有關係。因此，在路邊蓋房的時候，都儘可能把自己的地基往路邊推，哪怕自己過車也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