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當天傍晚時分，政府派人到梁莊，讓每家出個代表談判。
政府所提出的賠償金額遠低於受害人家屬的心理預期，並且，要求家屬必須立即抬走放在河灘裡的屍體。
幾個家屬被政府人員的強硬態度激怒，也認為那樣的賠償金額是絕對不行的，就拒絕了政府讓把屍體抬走的要求。
那四具屍體一直放在工地上，凍得透透的，像個大冰塊。幾天過去，泥、沙混在一起，那白布早已看不出白色，骯髒汙穢。幾家家屬揹著被子、乾糧，住到沙坑裡，輪流去看屍體。
那幾天天氣驟冷，下起了雨夾雪，人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根本沒地方睡，苦不堪言。但是，政府一直死咬著原來的金額不放，這邊也不能妥協，只好任屍體躺在泥汙裡。
自此，去世的親人不再是親人，只是籌碼。
恰逢春運，「農民回鄉」「常回家看看」「美麗故鄉」又照例成為媒體的主題，穰縣的這個事故夾雜在中間，顯得極不協調。上級政府要求穰縣必須在最短時間內處理好這件事，讓大家好好回家過年。於是，政府的談判人員再到梁莊，這次的賠償金比原來高出很多，也提出承擔喪葬火化等費用。同時，又打聽到其中兩家的親戚在穰縣政府工作，讓那個親戚回來說服那兩家，許諾暗地裡加些錢。
第五天時，那兩家人達成了協商，把人拉走了。
多嬸兒天天在家哭。她的兒子清發是那四個人中年齡最小的，才四十四歲。清發自己一兒一女，大的孩子才上高中，清發走了，留下清發老婆一個人帶兩個孩子，那日子怎麼過啊。她怎麼也想不通自己怎麼會攤上這樣的事情。她一輩子謹小慎微，不得罪任何人，不多說一句話，靠安安分分讓一家人走過最艱難的日子。那些政府談判人員找到她，時而好言好語，時而又暗含威脅，她只頭低著，一句話也不說。
多嬸兒的大兒子也害怕和政府人員打交道，只在河裡死死守著弟弟的屍體。
可是，人終究得埋，年也終究得過。
到臘月十五那天，政府人員和幾家受害人都疲憊不堪，於是，就提出一個最後方案：一人賠償四十萬（和之前的方案相比要多出一倍），同意了，立馬就籤協議，如果不同意，那他們也不管了。「那你們就守著屍體過年吧。」談判人員扔下了這樣一句話，走了。
所有人都同意了。
臘月十六那天，梁莊同時辦了四個人的葬事。梁清發，四十四歲；梁清朝，五十三歲；梁五昌，五十六歲；韓太寬，六十三歲。
河坡裡恢復了平靜。開始過年了。
梁莊一下子消失了四個人。
趙平。
霞子的父親。2017年十二月初九去世。
我爹一輩子都沒閒過。他說在屋裡閒著沒意思。他這幾年在磚廠幹活，每天騎腳踏車上下班，非常準時，早晨五點多去，中午回來吃飯，下午兩點以後再去。活也不重，拉閘，拔閘，看傳送帶，但是，就是得守著。一個月掙兩千左右。我媽不會伺候人，粗枝大葉，她自己就活得很粗糙，也不會照顧我爹，我爹回來連個熱飯都吃不上，喝水就喝涼井水，不講衛生。你想，他都七十歲了，夏天特別熱，高溫，年輕人都受不了，一直疲勞過度。那年我去支教的時候，他的飯量就明顯小了，走時我心裡就不太美氣。應該是那時候，他身上的器官功能就已經退化了。他年輕時幹活可下力，在磚瓦廠做瓦，那可真是重體力活。他人緣好，咱們村裡人也都愛找他幫忙，黑明白天干，靠吸菸提神。他一輩子沒停過煙，中間做過檢查，肺裡一直有陰影，年輕時肯定累住過。有一年給老汪家弄瓦，一直幹，頭腫多大，老汪頭給我爹兩元錢，還被他老婆罵。我爹從來不說，還是我媽給我說的。不過，最後幾年，他也沒大病，吃餃子還能用燴麵碗吃兩碗。家裡人都好礙著，自己身上不舒服，也不吭氣，看著不對頭，不過大家都忽略慣了，只要不是疼得受不了，誰也想不起來說去看病。臘八那天，他還在永樹家吃餃子，第二天下大雪，豐定叫我回去吃火鍋，說把爹和媽也接過來，一去一看，我爹的臉都黃得不像樣子。當時，雪太大，人家120都不願意來。上午趕到穰縣醫院，下午就不行了。說是腎衰竭，排尿都不行。那幾天，他只說胳膊困，困得抬不起來，我媽都沒想起來和我們說。也算走得安生。我爹一輩子兢兢業業為兒女，真是奉獻到最後一分鐘，一點兒私心和其他事兒都沒有。當年我考上師範，是自費，四千八百塊，1988年，那是啥概念，真是鉅款啊。我都說不上了，是我爹力排眾議，把我家攢的蓋房子的磚和瓦都賣了，最後，湊夠了錢。要不然，我現在還不知道在哪兒呢。
總體來說，還是家底好的、沒出過力的，走得安生。韓義的媽，九十多歲，器官衰竭，自然去世；梁定的媽，九十歲左右，自然去世。家境好，從來沒受過罪。安安生生地，自然死亡。心理焦慮的人還是死亡早，身心疲憊。韓福生，七十三歲左右，肺癌，死在外面，一直幫兒子幹活幹到最後一分鐘。韓興定是肝癌。八月十五閨女買的月餅，吃完就難受，覺得是月餅的問題，就用偏方來治，結果越吃越嚴重。兒子們都在外面校油泵，到韓興定嚥氣還沒趕回來。韓家興超的老婆，就是在西安賣熟食，你還採訪過他們兩口子。她命可真苦，乳腺癌、肺癌、宮頸癌。才五十多歲，後來乾脆也不治了，閒時來個小牌，天天笑著說，我在等著死。2018年夏天，死了。
梁建寬。
2016年夏天，梁建寬，梁光正的哥哥，即我的大伯，在新疆去世。1950年代，他跟隨著眾多南陽人，響應政府號召，到新疆石河子市落戶，支援邊疆建設，其實，也是找條活路。自此，大伯在新疆成家生子，兒子又娶媳婦，成了徹徹底底的新疆人。大伯回來很少，我對他的印象很淺，據父親講，他性格內向、懦弱，能在新疆農場被分配那麼一大片地，耕種勞作，獲得生活來源，實屬幸運。如果他待在老家，以他的性格，連生存都有可能成問題。近些年，大伯的兒子回來較多，他繼承了大伯的內向和老實，大家幫他在老家找了個媳婦，帶回新疆，幫大伯解決了心病。沒想到，這個兒媳卻成了大伯的噩夢。大伯和兒媳水火不容，經常吵架，到最嚴重的時候，他們還大打出手。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大伯把退休金緊緊捂在自己身上，一分錢都不讓兒子兒媳花，也不讓孫子花，誰也要不出一分錢。當然，他自己也不花，把錢存在存摺本里，存摺本藏在誰也找不到的地方。兒媳翻箱倒櫃，沒有任何結果。
不過，他至死都沒想到，他的弟弟已經走在他前面了。父親去世時，大伯已經病重，商量之後，大家就沒有告訴他這個不幸的訊息。他一生佩服他的弟弟能說會道，一生都覺得弟弟肯定能長壽、能活過他。
梁萬生。
文哥的兒子。常年在新疆打工，老婆帶著兩個孩子在家。2017年秋天，一天傍晚，萬生騎著電動車下班回家，父親給他打電話。他停下車去掏口袋裡的電話，就在那一瞬間，一輛疾馳過來的大卡車撞了過來。萬生直接被撞飛了。梁莊的人都說非常奇怪，萬生並沒有站在路里面，新疆的公路雖然窄，但車很少，不會出現車緊擦著人過的現象。可是，那輛大卡車就像專門拐了彎過來，撞到萬生身上。文哥在這邊還拿著電話，聽到那邊一記悶響，接著是刺耳的剎車聲，然後，就再也沒有聲音了。文哥帶著幾個人，趕到新疆，拿了卡車司機賠償的幾十萬元，帶著萬生的骨灰，回到了梁莊。萬生老婆鳳玲沒有改嫁。如今，萬生的兒子已經娶親，和媳婦一起外出打工，鳳玲在家照顧兩個孫兒。那筆錢，牢牢地放在存摺本上，除了像萬生兒子娶老婆、蓋房子這樣的大事兒，其他時候，就像它不存在，絕對不打它的主意。
萬生去世時四十歲。他十五歲出門打工，一年回一次梁莊。在這年前後，梁莊有三個年輕人，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道路，以同樣的方式非正常死亡。都是下班或上班，都是被車迎面撞過來，都是老婆孩子還很年輕。
梁莊人都說2017年是災年。
梁興隆。
2020年4月，新冠疫情剛剛開始好轉一些。梁莊的老老支書梁興隆去世，享年八十五歲。因為疫情，無法大張旗鼓辦喪事，再加上他的大兒子已經去世，小兒子遠在鄭州，二兒子和他關係幾乎破裂。於是，沒有大廟小廟，沒有親人哭唱，沒有鑼鼓喧天，梁興隆被潦草應付地埋在南坡上。
2015年12月19號（農曆十一月十九），梁莊的梁光正去世，享年七十六歲。
梁光正是我的父親。在他停止最後的呼吸時，我帶著兒子和外甥女，正從北京往家趕。我沒有趕上見父親最後一面。
我到家的時候，父親也剛從穰縣醫院拉回到吳鎮的哥哥家。客廳已經騰空出來，父親平躺在厚厚的麥秸上，臉上覆著一張黃紙。
我坐在父親身邊，不敢相信他就這樣走了。經歷了母親去世，經歷了村莊一個個老人的去世，可當這樣的場景再次出現在自己身上的時候，還是無法接受。可是，我已經不會像少年時代那樣，一次次掀開蒙在母親臉上的紙，去確認什麼。經歷了三十年的死亡教育，我明白了死亡，也因此更加心痛。
幾天的儀式之後，父親被埋在梁莊後面的墓地，和已經去世三十年的母親合葬在一起。
梁莊的老支書——父親的至交，清道哥，一直跟前忙後，每天最早到哥哥家，最晚離開。他臉上的神情極為落寞。父親走了，誰和他一起喝茶、說笑，誰和他一起打「鬥地主」，消磨漫漫長夜？
父親下葬的那天早晨，在棺材落地、人群散去的時候，我看到明太爺一臉蒼白地從遠處跑過來。混亂之中，我們通知了父親遠方的朋友，卻忘了他最近的朋友。
父親去世之後很長時間，我才逐漸意識到，我愛他，不是因為他是我父親，而是因為，他的生命已經深刻地嵌入到我的生命內部。「愛」究竟如何形成，以什麼形態存在，這是我一直迷惑的問題。之於我們兄妹而言，父親給我們帶來的痛苦如同烙印，難以去除。另一方面，他性格中的種種，又無一例外被我們繼承。尤其是我的大姐。她一生都強烈反對父親（毫無疑問也最愛我的父親），但也是她，性格方面完全複製了父親。有一次回家，因為我沒有給一位朋友的母親一些錢（我是覺得不好意思，那麼隨意給錢有點不太尊重），而被大姐數落到痛哭流涕，就這樣，她也沒饒過我。在那一刻，她像父親附體一樣，說話的方式，那尖刻和憤怒的語氣，和父親一模一樣。
為了思考清楚這個事情，我花了兩年時間，寫了一部小說，試圖在超越現實的虛構之中找到某種類似於真相的東西。在寫作過程中，我突然發現，父親最大的品質不在於他多麼幽默、善良，多麼刺頭兒，而在於，他的內在精神是開放的，他的人生讓人看到更飛揚的、遠超出自我的東西。他的存在方式具有很強的生長能力，他讓你能自由思考。所以，在那部小說中，真實和虛構以最「你中有我，我中有我」的方式存在，這使我在整個寫作過程中始終處於一種創造的快樂之中。我在真實父親的基礎上生成一個新的虛構父親，並且，沒有任何的道德羈絆。這真的非常奇妙。這是人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形態，是一種很現代的東西，這是父親身上所具有的品質。我覺得，我還沒有真正想清楚。
我不知道什麼樣的情感是想念。只是，在某一剎那，在腦海深處，突然清晰地看到父親的面容。有時，父親以夢的方式出現在我的意識之中，並和我對話。我知道，我在想念他了。
夢之一。不知是什麼事，我從老家門口經過，父親從我們那個小廚房裡出來，我驚喜地看著他，爹，你在家啊？在啊，父親笑著看著我。他的左臉有點被壓壞了。我盯著他，一聲聲叫他，想看著他如何消失。在夢裡我知道我在做夢。在夢裡我知道我再也無法抓住他。
夢醒之後，我打電話給家裡的哥哥。哥哥到墳上去看，說是左邊那個青石欄杆建得太往裡面，壓在墳上了。他趕緊找人把欄杆扒掉，往外面挪了一些。他讓我告訴父親，欄杆挪了，不會再壓到他了。
夢之二。我站在集市上，一個陌生的集市，黑色的土地，白色的帳篷，有五顏六色的蔬菜和水果。我站在一個水果攤面前，扭頭看到父親，正想和他說話，一個穿長白袍的人從他的身體中穿過，他實在的身體突然虛化，發出星星點點透明的光。我手裡拿著有黑色斑點的蘋果，站在水果攤面前，眼睜睜地看著他散開，消失。
那一刻，我知道，父親不在了。
2018年冬天，我回到梁莊，到隔壁一個村莊參加葬禮。逝者是父親的小學同學，他們的關係很好。葬禮過後，我沿著河坡邊沿的路，踩著雪，往梁莊的墓地走。
清晨的陽光灑在鋪滿雪的大地上，枯萎的玉米稈子挺在河坡邊的拓荒地裡，東一片，西一片，像一排排衛兵。烏鴉閃著黑得發亮的翅膀，在樹木的枯枝間盤旋，像黑色的精靈，在傳遞著某種訊息。
大地上，只有我踩雪的沙沙聲，只有我走過的那串腳印，它們從那座新墳一直通到父親的墳邊。我感覺我好像在替父親的同學走過這段路，在替他走向他的同學——我的父親，我站在父親的墳邊，他們就算碰到了，打過招呼了。從此以後，在幽暗的地下，他們又能夠互相說話、打趣，聊著各種各樣的事情。
在村莊裡，所有的死亡都是死亡，也都是再生。
但是，的確，又是真實的死亡。
所有的儀式，所有的事物，包括那些在冷冽的天空中閃閃發亮的黑色烏鴉，都在告訴你，你的親人已經去世。
這時，紀念才真正開始。遺忘也真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