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後來很忙，辦《清議報》《時務報》《新民叢報》，又和孫中山同盟會論戰，又被光緒派到海外考察。辛亥革命時，他一會兒和袁世凱合作，一會兒又在段祺瑞下面做官。梁啟超自己的政治活動，成為他小說的一個極為反諷的註解。比起他不太成功的政治生涯來說，梁啟超作為學者，其實有更大的貢獻。他是近代新史學的奠基人，在目錄學方面也有貢獻，對圖書館學亦有獨特見解。作為小說，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的缺點和價值都很獨特。缺點是議論多、概念化，談不上性格刻畫，而且沒寫完。價值方面，一是很多神預言。二是中國罕見的烏托邦幻想小說，基本上前無古人，似乎也無來者。三是主人公身兼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官員）雙重身份，想象政事，設計國體——「士」和「官」後來在20世紀中國小說中，有時身份重疊，有時互相改造，但是再也沒有像在梁啟超身上這般高度統一。後來的文學史對這部未完成小說的重要性估計不足，認為小說「採取的是將演說詞、新聞報道、章程、論文與幻想虛構混雜記敘的方式」，「不按照文學的規律來搞文學」。其實這部小說的價值，不僅是神預測清朝滅亡、定都南京、上海世博等，更在於超前提出了一些甚至是21世紀的政治問題：精英治國還是大眾民主？如何以黨治國，又以國法治黨？專制為什麼會限制國力（以俄羅斯為例）？……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將清代小說細分成七類，包括擬晉唐小說、諷刺小說、人情小說、才學小說、狹邪小說、俠義與公案小說，以及第七種譴責小說。王德威則把晚清小說歸納成四類：狹邪小說、俠義公案、醜怪譴責、科幻奇譚。範伯群、陳伯海、夏曉虹、袁進等學者，對晚清文學也有類似的分類。雖然「五四」以後譴責小說批判寫實成為主流，但並不代表其他文類就必然被壓抑。
第一類青樓小說傳統，往上可追溯到《品花寶鑑》《青樓夢》《花月痕》《九尾龜》等等，往後則演變成「鴛鴦蝴蝶派」，如《玉梨魂》《啼笑因緣》《秋海棠》。但是這種才子與風塵女子的文學傳統，也對20世紀的主流文學，比方說郁達夫、張愛玲、張賢亮、賈平凹等人的作品，隱隱產生影響。晚清的「青樓家庭化」（「長三堂子」）如何悄悄轉化成革命時代的「家庭青樓化」（「美國飯店」），再如何滲透在知識分子與大眾的關係演變史中，都是很值得探究的文學史現象。
第二類俠義公案小說，本來兩個文體互相矛盾：「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俠客總是用武藝做好事的搗亂分子；清官斷案或者現代偵探，都要維護法律秩序，李逵怎麼跟包公合作？可是晚清小說，俠義與公案居然並存，強盜和法官有共謀關係。比如《施公案》《三俠五義》《七俠五義》《彭公案》，以及改寫自《水滸傳》的《蕩寇志》等等。「五四」以後中國的偵探公案小說雖不發達，但是金庸、梁羽生等人現代武俠小說，因為契合中華民族心理（包括集體無意識），一度擁有最多的讀者人口。即使革命文學中也有俠義精神傳承，從《林海雪原》模擬土匪的英雄到《紅高粱》土匪真的成為英雄。
第三類所謂政治幻想小說，除了梁啟超未完成的小說以外，還有吳趼人《新石頭記》、老舍《貓城記》等，文本不是很多，神魔奇幻大規模復興要到20世紀晚期。但梁啟超的小說革命理論，比他的小說更加著名。在《亞洲週刊》「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中，《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全部入選。在某種意義上，晚清四大名著都受到梁啟超小說革命論的直接間接影響。晚清小說革命的動因，一是時局刺激，二是印刷工業，三是租界環境。在1895年《馬關條約》之前，中國只有5種期刊，全部在上海。梁啟超發表《新中國未來記》的1902年，是一個重要的時間點。在1902到1911年這十年當中，中國有了170家出版社。僅在梁啟超提倡新小說以後，就出現了至少30家小說出版社，有21家以「小說」作為名字的期刊。晚清時代一共有90種期刊，上海有75種，佔83%。上海是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梁啟超無疑是中心人物之一。
在《新中國未來記》之前十年，韓邦慶在1892年創辦了中國第一本專業小說雜誌叫《海上奇書》。《海上花列傳》雖然是那個時期最好的中文小說（後來也只有《老殘遊記》可以比較），但以吳語寫成，讀者範圍有限。張愛玲晚年，曾將小說從吳語譯成國語。另一個與中國新小說起源有關的事件是19世紀末，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fryer，1839—1928）在上海的《萬國公報》上刊登徵文啟事：「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習氣不難為之一變。」原來梁啟超提倡的小說革命論，這位傳教士說得更早。「今中華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茲欲請中華人士願本國興盛者，撰著新趣小說……述事務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襲舊套。立意毋尚稀奇古怪，免使駭目驚心。」徵文啟事登在1895年6月的《萬國公報》上。傅蘭雅一生翻譯過數百種著作，號稱是「半生心血，惟望中國多興西法，推廣格致，自強自富」。徵文小說後來收到162卷，但是沒有一卷完全符合傳教士的理想，所以勉強發了獎，小說沒有印出來。1896年，傅蘭雅去了美國，擔任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方文學語言教授。王德威主編的英文版《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有韓南教授的文章，說這些徵文稿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的圖書館。這是一批「‘新小說’興起之前的‘新小說’」，很有意思。
簡而言之，晚清四類小說，青樓狹邪、俠義公案、社會譴責、政治幻想，「五四」以後貌似第三類批判寫實成為主流，其實不同文類傳統各自發展，且互相滲透，但直接間接都受到梁啟超小說理論的影響：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這段名言，膾炙人口。不管贊同與否，文章氣勢、排比格局鏗鏘有力、震撼人性。主張「我手寫我口」的同時代人黃遵憲讚歎說：「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毛澤東後來形容梁啟超的文風是，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僅就文字、文風、文章氣勢，已經先聲奪人。
梁任公把小說抬到那麼高的位置——新國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風俗、新學藝、新人心、新人格，都要新小說——一方面，顯然對後來魯迅等人用小說啟蒙救亡有直接影響。另一方面，表面激烈反傳統，其實內心還是延續了儒家「文以載道」的精神。梁啟超的內在精神矛盾，也構成了百年中國小說的內在精神矛盾。就像黃克強李去病的思想矛盾，貫穿了百年中國社會的政治變遷。
在大力宣傳新小說的同時，梁啟超對中國古典小說採取了激烈否定態度。他認為舊小說「述英雄則規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批評中國國民有幾個要不得的思想——狀元宰相思想、佳人才子思想、江湖盜賊思想、妖巫狐鬼思想，皆來自舊小說。所以，「舊小說是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原」。雖然梁啟超在理論上把小說抬得這麼高，但他自己的創作實踐卻更看重詩歌。以夏曉虹的書名概括，梁啟超早先為文覺世，後來卻以學問傳世。
受他影響的日後中國小說的發展，是否也會一直存在著「覺世與傳世」的艱難選擇？還是說，只有覺世者才可能傳世？
1902年梁啟超於日本橫濱創辦《新小說》雜誌，次年遷至上海。《繡像小說》（李伯元、歐陽鉅源編，1903年）、《月月小說》（吳趼人、周桂笙編，1906年）、《小說林》（徐念慈、曾樸編，1907年），都是在《新小說》的影響下創刊。後來「新小說」一詞亦成為概括在小說界革命中產生的一批小說作品的專有名詞。
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國民族」概念，用以指稱「華夏族」或總稱有史以來中國各民族。而「中華民族」這一概念，目前學界多認為首次出現於1902年《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生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此處「中華民族」意指「漢」文化群體即狹義的「漢人」。至1905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進一步將「中華民族」視為一個多民族融合發展形成的共同體：「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通俗稱所謂漢族者，自初本為一民族乎？抑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問題。……以故吾解釋第一問題，敢悍然下一斷案曰：現今之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參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其《中國史敘論》，見第一冊「文集六」，1—12頁；《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見第一冊「文集七」，21頁；《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見第八冊「專集四十一」，2—4頁、13頁。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1902年發表於小說期刊《新小說》。參見徐俊西主編，李天綱編：《海上文學百家文庫·梁啟超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以下小說引文同。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部編纂：《毛澤東談文史：吳冷西回憶片段》，選自《治國與讀史：領袖人物談歷史文化》，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298—305頁。
夏志清：《新小說的提倡者：嚴復與梁啟超》，見《人的文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91—96頁。
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38頁。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26頁。
時萌：《晚清小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頁。
陳伯海、袁進主編：《上海近代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60—69頁。
《海上奇書》為第一本近代小說刊物，1892年2月於上海創刊，辦至第15期停刊。其中第1—10期為半月刊，第10—15期為月刊。
《海上花列傳》最早連載於《海上奇書》雜誌，每期刊登2回。該雜誌停辦時《海上花列傳》連載至30回（胡適在《〈海上花列傳〉序》又稱共出版14期，共刊28回）。之後韓邦慶繼續寫作新回目有34回並於1894年成書。參見魏紹昌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史料索引集》一，46—47頁。
張愛玲1967年著手翻譯《海上花列傳》英文版本，1975年完成，但直到張愛玲1995年過世，都未完成定稿。1982年張起靈（張愛玲）英譯版本《海上花列傳》的前兩章，刊登在香港中文大學《譯叢》（renditions）期刊。2005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經由孔慧怡（evahuang）修編的英譯本《海上花列傳》：thesing-songgirlsofshanghai,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5；1982年4月至1983年10月，張愛玲譯註國語版本在《皇冠》雜誌連載，1983年11月出版專書。韓邦慶著，張愛玲註釋：《海上花開：國語海上花列傳一》《海上花落：國語海上花列傳二》，臺北：皇冠出版社，1983年初版。參見單德興：《含英吐華：析論張愛玲的美國文學中譯》，《翻譯與脈絡》，臺北市：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patrickdeweshanan:「the‘newnovel’beforetheriseofthenewnovel」,anewliteraryhistoryofmodernchina,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17.pp.139-143.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創刊號，1902年11月14日。
黃遵憲：《致梁啟超函》，選自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441—442頁。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部編纂：《毛澤東談文史：吳冷西回憶片段》，選自《治國與讀史：領袖人物談歷史文化》，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304頁。
任公：《譯印政治小說序》1898年12月，原載《清議報》第一冊，參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37頁。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