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也是流通貨幣。第四十一回，瞿耐庵老婆認了一個乾媽，比自己年輕20歲，因為她是上峰喜歡的丫頭。如此委曲終於換來官位，但瞿耐庵新上任，不知原來舊官有個賬簿記下各種潛規則：什麼人來送禮要收多少，什麼官什麼時候要送多少等等。資訊本是要另花錢買的，少了這個先遣圖、密電碼，結果就鬧出不少麻煩。
除了藝術品、貨幣、賬簿以外，還有一種流通貨幣就是女人。官員辦事，吃飯「叫局」是必須的。兵營統領，兵馬未動，女人先行。女人被當作禮物是常見橋段，但也有些特例。第三十回冒得官犯了過失，為求上司楊統領包涵，想把自己年輕女兒作為禮物。這事不能明說明做，怎麼辦？冒得官當著太太、女兒的面，假裝吃鴉片尋死。家人一看他吃鴉片，馬上拿糞給他吃，好讓他吐出來（「狗血」情節樣板）。這時冒得官才訴說他已處於絕境，辦法只有女兒給統領做小。一番折騰以後小姐說：「罷罷罷！你們既不容我死，一定要我做人家的小老婆，只要你老人家的臉擱得下，不要說是送給統領做姨太太，就是拿我給叫化子，我敢說得一個不字嗎？現在我再不答應，這明明是我逼死你老人家，這個罪名我卻擔不起！橫豎苦著我的身子去幹！但願從今以後，你老人家升官發財就是了！」這是一個典型範例，李伯元把極荒唐事寫得也有其合理性。之後統領果然接受了這份禮物，也提拔了他的丈人。
湖廣總督旗人湍多歡已有十個姨太太，還有人拍馬屁，替老爺在上海歡場買了兩個新人，送過去就是十一、十二姨太太。某晚湍制臺正批公文，剛要寫上某新官名字，突然十二姨太打了他一下，筆都掉了。怎麼回事？十二姨太說有個蚊子——其實是十二姨太受人之託，想制臺把此「缺」給另一官員。制臺發火，搞什麼搞，我給人家做官，你們插什麼嘴！但是這個女人，因為受寵，一番胡攪蠻纏，最後制臺也沒辦法，好吧，那我就換了他吧。這時女人不僅是貨幣，貨幣也可以異化倒過來管制主人。《官場現形記》中有官員與女人兩段對話，尤其精彩。
一是山東陶子堯睡著四馬路新嫂嫂，說：「我們做官的人，說不定今天在這裡，明天就在那裡，自己是不能作主的。」新嫂嫂道：「那末，大人做官格身體，搭子討人身體差勿多哉。」陶子堯問了半天才知「討人」就是歡場女子，也叫「小姐」，也叫「先生」。新嫂嫂說：「耐勿要管俚先生、小姐，賣撥勒人家，或者是押賬，有仔管頭，自家做勿動主，才叫做討人身體格。耐朵做官人，自家做勿動主……阿是一樣格？」不料這個陶子堯沒有幽默感：「你這人真是瞎來來！我們的官是拿銀子捐來的，又不是賣身，同你們堂子裡一個買進，一個賣出，真正天懸地隔，怎麼好拿你們堂子裡來比？」說著，那面色很不快活。
另一處精彩對話在第十五回。周老爺問起船上小妹鳳珠是不是「清」的。她姐姐龍珠回答：「我們吃了這碗飯，老實說，哪裡有什麼清的！……我想我們的清倌人也同你們老爺們一樣。」周老爺聽了詫異說：「怎麼說我們做官的同你們清倌人一樣？你也太糟蹋我們做官的了！」那龍珠便詳細敘述她們認識的一個官員，從杭州來，行李只有幾個箱子，但是回去時帶的東西拿都拿不動，民眾還要送傘，拼命說他是清官，不要錢。「做官的人得了錢，自己還要說是清官，同我們吃了這碗飯，一定要說清倌人，豈不是一樣的嗎？」周老爺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倒反朝女人笑了。
清官，清倌人，不僅有「身不由己」的象徵意義，而且在寫實層面，也證明官員民眾之間，主要溝通途徑是風塵女子。不像後來大部分現當代小說，總有一個「士」的角色或角度旁觀官民關係。
五政治批判小說的歷史背景
錢杏邨（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分析當時政治批判小說興盛的三個原因。
「第一，當然是由於印刷事業的發達，沒有前此那樣刻書的困難……第二，是當時智識階級受了西洋文化影響……第三，就是清室屢挫於外敵，政治又極窳敗，大家知道不足與有為，遂寫作小說，以事抨擊，並提倡維新與革命。」
阿英把印刷工業技術原因放在首位。生產力改變生產關係，現代印刷工業製造市民讀者群（猶如21世紀網路手機又在製造新一代後浪讀者群）。知識界受西方影響，還有清室腐敗，當然也都是歷史原因。但更具體的，租界也是重要原因。從朝廷到縣官全都批判，顯然小說是在租界發表，讀者也首先是租界的中國市民居多。
有意思的是，清廷雖然腐敗，卻沒有想辦法來禁止李伯元的小說。顧頡剛《〈官場現形記〉之作者》一文記載：「《現形記》一書流行其廣，慈禧太后索問是書，按名調查，官交有因以獲咎者，致是書名大震，銷路大廣。」李伯元竟然用小說參與了清廷的反腐。
胡適1927年為當亞東圖書館版的《官場現形記》寫序，基本同意魯迅對晚清政治小說的批評：「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魯迅有兩層意思，一是寫得太露。二是投時人所好。可能是和《儒林外史》比較，魯迅才說它筆無藏鋒。其實和30年代後不少批判現實的小說比，李伯元寫官場千奇百怪，文字卻若無其事，並非「筆無藏鋒」。今天回頭看，是李伯元看得太穿了？寫得太現實了？還是胡適、魯迅太理想主義了，只將晚清官場看成中國社會的一種病例？
投時人所好，迎合讀者需求，倒是可以從文學場域解釋。李伯元既是作家也是報人，1896年到上海不久幫人打文字工，後來自己辦報。小報要八卦、要趣味，要考慮讀者趣味，曾因報道江蘇官員嫖娼，差點被封掉。之後《遊戲報》兼辦「豔榜之科」（妓女選美），被人指責。還被懷疑有人代筆。王德威也有批評：「譴責小說的盛行是政治動機與經濟動機混合的結果。雖然譴責小說家口口聲聲說要表達對當下現實的關注，然而只有在有利可圖的前提下，他的才，才顯得興致勃勃。為迎合市場需求，他們以駭人的速度粗製濫造，急速發展的印刷和出版事業是晚清小說迅速興起的主因之一。」可是努力迎合讀者追求產量的李伯元，半生拼命寫作，40歲去世時，還欠了人家的錢。《官場現形記》也被人盜版。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官場現形記》：「況所蒐羅，又僅‘話柄’，聯綴此等，以成類書，官場伎倆，本小異大同，匯為長編，即千篇一律。」陳平原認為：「其中‘話柄’與‘類書’兩個詞下得很重，帶有明顯的褒貶色彩……也體現出論者奇特的思路，不只是從小說史的發展線索上為《官場現形記》的結構形式找根源，同時也涉及其他文類的編撰形式——可惜這一點沒有深入展開。」的確，胡適在《官場現形記·序》說這「是一部社會史料」，相當於政界段子（話柄）大全，更有資料庫（類書）的功能價值。小說成了中國官僚文化的資料庫，問題就在於讀者怎麼去閱讀，以什麼視野、目光和興趣去閱讀。1941年在日軍轟炸聲中，張愛玲躲在港大馮平山圖書館怎麼也要將《官場現形記》看完，不知是對「官場規則」還是對小說寫法更感興趣。
胡適和魯迅將《官場現形記》與《儒林外史》比較，不只因為敘述結構類似。「吳敬梓是個有學問，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夢想靠做小說吃飯……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諷世。……近世做譴責小說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窮之中，借罵人為餬口的方法。」在胡適看來，職業寫作並且自己辦報（後來金庸也邊辦《明報》邊寫武俠），就不完全是公心。魯迅、胡適對李伯元小說的批評，雖有道理，但要求太高。李伯元辦小報格調不高，長篇小說整體上欠結構，缺人物主線，對世界好像沒有善惡之分，無差別批判。但無論如何，《官場現形記》是一部未完成的、誇張的晚清官場百科全書。也許魯迅、胡適在批評李伯元時，認為小說裡的官場都要過去，甚至一去不復返。他們對李伯元小說的重要性估計不足，因為他們對中國的前景可能過分樂觀。他們或許想象不到，百年以後的中國讀者，仍然需要研究小說中的種種官場遊戲規則。
《指南報》創刊於1896年6月6日，終刊日期不詳。李伯元於1896年至滬辦報，《指南報》是否由其創辦，或只是在該報社工作，尚待考證。參見魏紹昌編：《李伯元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5頁。
《遊戲報》由李伯元創刊於1897年6月24日，約於1910年終刊，共約5000號。參見魏紹昌編：《李伯元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頁。
《繁華報》全稱《世界繁華報》，創刊於1901年4月7日，於1910年3月13日停刊，屬「消閒」小型報紙。內容約分為諷林、藝文志、野史、小說等。其中，李伯元參與辦報約五年。參見魏紹昌編：《李伯元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頁。
《繡像小說》半月刊創刊於1903年5月，於1906年4月停刊，共出72期，每期刊登文章10種左右，約80頁。李伯元為主編。參見魏紹昌編：《李伯元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頁。
魯迅：《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291頁。
杜牧撰，吳在慶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樊川文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81頁。
脫脫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宋史》（卷一百八十六·志第一百三十九·食貨下八·商稅），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4544頁。
上海辭書出版社編輯：《辭海·詞語分冊》上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7年，1069頁。
1903年，李伯元《官場現形記》發表於《世界繁華報》。本文中的引文來自徐俊西主編，袁進編：《海上文學百家文庫·李伯元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以下小說引文同。
李純：《令定州入粟助邊詔》，參見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第一部第三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748頁。
畢沅：《續資治通鑑》第3冊「卷一二九宋紀一二九」，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年，1961頁。
統計資料來自清代的《爵秩全覽》，參見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54頁。
徐俊西主編，袁進編：《海上文學百家文庫·李伯元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258頁。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64頁。
陳平原：《20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194—195頁。
同上，200頁。
阿英：《晚清小說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1—2頁。
顧頡剛：《〈官場現形記〉之作者》，參見魏紹昌編：《李伯元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6頁。
魯迅：《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291頁。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216—217頁。
魯迅：《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283—284頁。
陳平原：《20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131頁。
1927年胡適在亞東圖書館版的《官場現形記》所寫序文，參見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實業印書館，1934年，4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