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種「男女之騙」，處處可見。第六十五回，上海總辦叫局，喜歡一個叫金紅玉的女人，可是金紅玉聽人說嫁官種種壞處，先答應後反悔，怎麼辦？中介人舒淡湖獻一妙計，找人在報紙上編了一段金紅玉和馬伕的緋聞，故意讓總辦看報，總辦看了以後就主動撤退。這是利用現代傳媒的騙局，結局各有所得，誰也不虧。
《怪現狀》前四十五回在橫濱《新小說》連載，基本上每回由「我」和繼之、文述農等人議論一兩個故事。等到了下半部在上海廣智書局出版時，有些情節需要跨越好幾回。比如第八十一到第八十四回，詳述侯總鎮娶府臺千金前後過程。侯總鎮原名朱狗，因和福建巡撫侯中丞同性戀而被提拔。另一官員言中丞，看到總鎮深得領導賞識，便提出要把女兒嫁給他。不料言夫人反對把女兒嫁給「兔崽子」（結合上下文，應該是歧視同性戀）。一邊太太堅決不肯，一邊已答應上司，言中丞進退兩難，參謀陸觀察說：您女兒不願意？這麼著，我女兒頂上。其實也不是他女兒，是他自己玩過的一個丫鬟，假扮他女兒，再假扮言中丞女兒，嫁給了侯總鎮。小說裡這樣寫：「此刻武、漢一帶，大家都說是言中丞的小姐嫁鄖陽鎮臺，大家都知道花轎裡面的是個替身，侯統領縱使也明知是個替身，只要言中丞肯認他做女婿，那怕替身的是個丫頭也罷，婊子也罷，都不必論的了。就如那侯統領，哪個不知他是個兔崽子？就是他手下所帶的兵弁，也沒有一個不知他是兔崽子，他自己也明知自己是個兔崽子，並且明知人人知道他是個兔崽子。」
騙人本來是要隱瞞事實，但在中國，騙局的昇華是大家明知是騙，依然有效（以假為真是智商水平，認假為真是情商境界）。作家這樣概括：「說的是侯統領一個，其實如今做官的人，無非與侯統領大同小異罷了。」點睛之筆。
第四種「科場之騙」，也很重要。第四十二回，「我」繼之做考官評分，關在科場幾天不能出來。帶了支獵槍，無聊打下了一隻鴿子，發現鴿子腿上綁著試題。「我」和吳繼之一方面在「目睹」議論嘲笑種種「怪現狀」，另一方面他們也在參與科場不少作弊的潛規則，並不敢揭穿。第四十八回，有個文書情節更加奇妙。某富家之子，犯了死罪解脫不了。家人就買了幾個女人送進牢裡，希望留下一點血脈。可是刑期快到，怎麼辦？這時要靠「秘書黨」，不是改檔案，只是故意發錯地方，廣東檔案去了雲南，雲南去了山東。這樣搞錯兜圈回來，「留種」的時間就爭取到了。
小說裡九死一生的家人也替他買過官照，就是考官位用的檔案。官照會過期，有時名字也會錯。第七十五回寫有人身邊存了多本官照，為了嫖妓萬一遇到「掃黃」，交出官照就不必當場被打屁股。文化積澱深厚，文書各種妙用。
當然，以上幾種騙局：金錢、世俗、婚姻、文書，其實都關聯第五種最關鍵的「官場之騙」。小說第五回，「我」和吳繼之看到了江蘇全省各縣不同官位的詳細價目，完全可以和《官場現形記》的捐官制度和貪腐剛需對照呼應。最離譜的個案，是第八十回四川某官員一次販賣七八十個女孩，在茶樓裡明碼標價，小女孩七八歲的，就八吊、十吊錢，十六七歲的閨女就四五十吊。後來官員帶了七八十人坐長江輪時被截下來問：你有這麼多妻妾嗎？最寫實的官場故事是葉伯芬的「仕途」，從第九十回到第九十三回，不少全知角度細節，早已超出第一人稱「我道」。大舅到海外做使官，葉伯芬私自跟去求職，但被廉潔大舅拒絕。回國以後，葉又巴結一個趙姓官員，叫局時犧牲自己心上人。尤其精彩的是大舅回來了，他變換方法再去討好，不僅跟著談畫論字，請教學問，絕對不送禮，而且在說話姿態上做文章——
每說到甚麼世受國恩咧、覆命咧、先人咧、皇上咧這些話，必定垂了手，挺著腰，站起來才說的。起先一下子，大舅爺還不覺得；到後來覺著了，他站起來說，大舅爺也只得站起來聽了。只他這一番言語舉動，便把個大舅爺騙得心花怒放，說士三日不見，當刮目相待，這句話古人真是說得不錯。這也是葉伯芬升官的運到了……所以一個極精明、極細心、極燎亮的大舅爺，被他一騙即上。
向朝廷表忠心，不僅是語言措辭，還要配合肢體動作。我們注意到，小說中詳細描述的葉伯芬、苟才、侯總鎮等人的仕途起伏規律，成敗均取決於能否獲得上司的好感，和他們的政績表現沒什麼關係。所以形成了某種官場規則，水向低處流，官往上面看。
三第一人稱的限制與擴充套件
九死一生一面批判官場：「這個官竟不是人做的！頭一件先要學會了卑汙苟賤，才可以求得著差使，又要把良心擱在一邊，放出那殺人不見血的手段，才能得著錢……」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又幫官員吳繼之做生意，是官商勾結的代理人，所以才能20年間，京、滬、杭、廣東，到處來去做生意，才能夠在局外來目睹各種怪現狀（真實生活當中，吳趼人當時在江南造船廠做抄寫員）。吳繼之和九死一生，身處讀書人、商人與官府之間，既看不慣怪現狀，又難免參與妥協，一種「互相改造」的過程就發生在他們的身上。
凡是涉及人倫底線的故事，比如苟才向上司獻媳婦，或者他兒子設計把父親害死，或者李景翼把弟媳秋菊賣去妓院等等，小說就寫得非常詳細，這時第三人稱代替了「我道」。敘事者因此會自省：「你怎麼知道得那麼清楚？」王德威如此概括陳平原對晚清小說技巧的研究，「這些作家玩弄（從第一人稱視角到笑料趣聞等）舶來與本土的資源，從而在此過程中更新了傳統的敘事模式。」更新傳統過程中，第一人稱既限制又擴充套件了作家的社會視野；也因為第一人稱，吳趼人就比李伯元更多情感議論：「二十年來回過頭想，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同樣批判社會，李伯元比較像案件調查，列出事實，偶爾演示一下深層原因。吳趼人就更似旁觀者議論，感慨、嘲笑、憤怒，其實自己也有牽連。
從無差別批判到有選擇譴責，既是兩部作品敘事方式差異，也有兩個作家觀察世界方法不同，一個看欺騙行為，一個看實際原因。魯迅批評譴責小說「辭氣浮露，筆無藏鋒」，應該主要講的是吳趼人。在《亞洲週刊》「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裡，《官場現形記》排在第13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排在第95名，這個排名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袁進：《編後記》，徐俊西主編，袁進編：《海上文學百家文庫·吳趼人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
袁進：《鴛鴦蝴蝶派》，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26頁。
巴金：《家》，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3年，242頁。
見百度百科《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詞條，「形象分析」。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253頁。
徐俊西主編，袁進編：《海上文學百家文庫·吳趼人卷》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416頁。以下小說引文同。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247頁。
魯迅：《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2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