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於，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圓，我是決不答應的。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就是說原來屬於你的東西，比如房子、金錢、趣味、說話權利等，所有這些東西是屬於你的，但隨時可以被剝奪。剝奪了以後還剩一點，撤回一點，你就十分歡喜。這是魯迅對奴隸的第二層，也是比較經典的定義。
到了30年代，《南腔北調集》魯迅對奴隸的看法又有發展：「一個活人，當然是總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隸，也還在打熬著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隸，打熬著，並且不平著，掙扎著，一面‘意圖’掙脫以至實行掙脫的，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了鐐銬罷，他卻不過是單單的奴隸。」
這就是魯迅對奴隸的第三層定義，你是熬著、吃苦，但是你心裡覺得不平、掙扎。
接著魯迅說：「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於這生活。」
第三層奴隸的定義，其實很接近30年代的革命主旋律。當時作家出版「奴隸叢書」。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第一句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鄭振鐸、瞿秋白等人翻譯的《國際歌》，第一句也是——「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簡而言之，在魯迅的筆下，奴隸是生態，奴才是心態，奴隸是被動的，奴才某種程度上是主動的。奴隸變奴才，需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要在奴隸生活當中尋找到樂趣、讚歎、撫摩、陶醉。第二，不僅被比自己強的人欺負，也會欺負比自己弱的人，就是見狼顯羊相，見羊顯狼相。第三，起來以後，也希望做主子，也要有自己的奴才。
理解了奴隸與奴才的關係，我們就可以重讀《阿q正傳》了。
第一，精神勝利法，初衷是變態地消解屈辱（老被欺負怎麼活下去呢），結果卻是可以找到樂趣。魯迅為什麼花那麼多筆墨寫吃瓜群眾，狄更斯也有文章批判圍觀殺頭的那些興奮的群眾，尤其是小孩去佔好位置看殺頭。原來人類歷史上這些示眾、遊街、剃光頭、剝衣服，讓人們吐口水、扔雞蛋（過去在街上扔，如今在網路上）……基本功能還是讓吃瓜群眾找到奴才樂趣。這是由奴隸向奴才轉化的初級階段，是奴隸成奴才的基本條件。
第二，畢飛宇注意到《阿q正傳》第二章和第三章有個重大區別。《優勝記略》阿q他都是跟未莊的閒人們打架，「在壁上碰了四五個響頭，閒人這才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裡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這些閒人看起來，是比阿q更強有力的人，可是到了《續優勝記略》裡，阿q的對手變了，他跟王胡打，比較誰身上可以找到蝨子。和那些打慣的閒人見面，阿q是膽怯的，唯有面對著王胡，阿q卻非常勇武，結果竟也打輸了。最後怎麼辦？只好在小尼姑臉上取得勝利。這就是說阿q在《優勝記略》裡是被侮辱和被損害者，但到了《續優勝記略》裡面，就變成了侮辱與損害他人者。
這是魯迅特別的貢獻，寫出被人欺負者，也欺負他人。人人負我，我亦負人人。李伯元批判的官場與老殘同情的民間，在「阿q精神」上是相通的。魯迅寫阿q，不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且「哀其被欺，怒其欺人」。
所以關鍵的轉折點，就是摸了小尼姑新剃的頭皮。畢飛宇用了一個倒讀法，他說阿q為什麼被砍頭？是因為被誤認為革命黨。阿q為什麼要革命？就是因為在村莊裡他受欺壓、遭排斥，最後生計都成了問題。阿q為什麼生計成問題？就是因為他性騷擾吳媽，犯了生活錯誤。阿q為什麼會有戀愛的悲劇？就是因為小尼姑說「斷子絕孫的阿q」，引出了人類原始的繁殖本能。小尼姑為什麼要罵他斷子絕孫呢？（其實這個不大像一個尼姑的語言，一般情況下被摸臉就「阿彌陀佛」罷了）就是因為阿q在閒人、王胡、小d面前都失敗，結果卻摸了小尼姑的光頭。
在小尼姑身上，阿q完成了從奴隸轉向奴才的第二個條件。曾有人對魯迅說，說在街上看到兩種國人，一種像狼，一種似羊。魯迅說，你看到的其實是一種，他只是在變。
從奴才上升到奴才境界，第三個條件，就是前面引述的「土穀祠之夢」。要點是先殺同一階級的弱者，然後才找官場老爺報仇。但又貪富家大床，又要小d去搬。村裡女人，包括人妻，全部意淫一遍，阿q也不是沒有品位格調。
《阿q正傳》既描畫國民性，又預言了中國革命。一部中篇小說交叉了20世紀中國小說的兩個基本主題，所以百年來，學術界數不盡的阿q研究，現實中也是看不完的阿q風景。
當然，注意到國民性問題是一回事，能否改造國民性又是另一回事。阿城後來說：「魯迅要改變國民性，也就是要改變中國世俗性格的一部分。他最後的絕望和孤獨，就在於以為靠讀書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其實，非常非常難做到，悲劇也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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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而言，影響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轉變的，在‘新小說’家是政治學知識，在‘五四’作家則是心理學知識。」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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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漢創作的國歌歌詞，1978年3月5日起曾被集體填詞的新版本取代，第一句是：「前進，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副歌則是：「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進！」由於作家陳登科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反覆提出議案，1982年12月4日國歌恢復舊歌詞，首句仍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十年「文革」時期，因田漢受批判，正式場合國歌只能演奏曲譜，不能唱歌詞。
《我對這次行刑所展現的邪惡感到驚駭不已》，查爾斯·狄更斯寫給《泰晤士報》編輯的信，1849年11月13日。［英］肖恩·阿瑟編著：《見信如晤》，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5年。
《阿q正傳》，《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517頁。
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稱頌拜倫的人格和藝術，特別強調其「重獨立而愛自由，苟奴隸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視，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見《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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