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沉淪》《茫茫夜》《秋柳》
民族·性·鬱悶
文學研究會直接關心社會問題，用寫實方法同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創造社則推崇自我表現，追求浪漫主義抒情。夏志清說：「文學研究會是一個對文學抱著嚴肅態度，而深具學術氣氛的團體。」「嚴肅態度」，是反對鴛鴦蝴蝶派「娛樂」「遊戲」，「學術氣氛」則與創造社劃清界限。一般來說，文學研究會比較注重學識、人格和道德修養。創造社更加相信天才、靈感和藝術感覺。不過創造社的小說家郁達夫（1896—1945），認為將「為人生的藝術」和「為藝術的藝術」對立是一種誤解。「因為藝術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藝術」，在描寫個人和民族的屈辱感方面——屈辱感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核心情結——和文學研究會其實很有相通之處。
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張資平、田漢等人，都是留日學生，但都不讀文學專業。郭沫若學醫，郁達夫學經濟，成仿吾學兵器專業，張資平是地質學。在新文學史上，一般認為《狂人日記》是第一篇小說，郁達夫的《沉淪》是第一部小說集。作為新文學的最初實踐，從一開始就顯示了「五四」與晚清的不同聯絡方式：魯迅發展深化譴責小說的社會批判，郁達夫既突破又延續晚清的青樓小說傳統。
如果沿用「看與被看」的線索來讀《沉淪》，小說通篇也都在自述男主人公「被看」的感受——不過不是害怕被人看被人「吃掉」，也不是拒絕他人關心，而是抱怨「怎麼沒人看我」，特別是沒有女人來看我。不受重視，不受關注，沒有得到渴望的愛，這才造成了男主角的另一種孤獨、悽清，甚至也是屈辱感。如果說作品裡也有獨異跟眾人的對立關係，那麼這個眾人就是日本人，就是異國他鄉的環境。小說的第一段：
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在黃蒼未熟的稻田中間，在彎曲同白線似的鄉間的官道上面，他一個人手裡捧了一本六寸長的wordsworth的詩集，盡在那裡緩緩的獨步。……他眼睛離開了書，同做夢似的向有犬吠聲的地方看去，但看見了一叢雜樹，幾處人家，同魚鱗似的屋瓦上，有一層薄薄的蜃氣樓，同輕紗似的，在那裡飄蕩。「oh,youserenegossamer!youbeautifulgossamer!」（你平靜的輕紗，你這優美的輕紗）這樣的叫了一聲，他的眼睛裡就湧出了兩行清淚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整整第一章都是這樣的內容。直到第二章的第一句，還是「他的憂鬱症愈鬧愈甚了」。文筆優美冗長，有抒情感少戲劇性。在今天讀者看來，這個留學生不用打工，功課也不忙，在日本田野讀英國詩，平白無故掉淚。為什麼這部小說居然可以和《狂人日記》同時一舉成名？
一《沉淪》中的屈辱感：「窮國男人」的「現代病」
簡而言之，《沉淪》寫一個窮書生在異國的性苦悶。這裡有三層意思，一是書生除了才、情、愁，還要窮和病（見《銀灰色的死》），才有道德優勢，令人同情。二是性憂鬱不僅是精神追求也有生理苦悶（證明兩者的聯絡或不聯絡是郁達夫對青樓傳統的傳承與突破）。三是異國背景後來又可以發展為愛國主題。郁達夫在《沉淪·自序》中說，這是「描寫一個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說是青年憂鬱病hypochondria的解剖，裡面也帶敘著現代人的苦悶」。將憂鬱病譯成hypochondria，在時間意義上，傳統的「士」的自艾自憐無病呻吟被翻譯轉化成一種似乎具有某種「現代性」的科學的疾病隱喻；在空間意義上，中外文夾雜的異國文化優勢又反過來證實主人公的國族身份危機。hypochondria也可譯成「疑病症」。《沉淪》主人公其實或許並沒有病，性慾苦悶也是人之常情，小說的關鍵就在於疑心並懺悔自己有了病（在異國他鄉損壞了父母給的身體還不能修齊治平）。這種疑心和懺悔才是病，才是表演的沉淪。
狂人反抗的禮教，也包含對情慾的壓抑，魯迅自己數十年的無性婚姻，也是「超人」的生活。《沉淪》男主角的孤冷憂鬱，外表看又像冰心筆下的何彬。百年後的今天，與世抗爭的狂人其實不多，感動超人的心靈雞湯雖有市場，真的冰心也十分罕見。反而「郁達夫式的苦悶」（不妨簡稱「鬱悶」），倒是現實中網路上的常見情緒。「鬱悶」的兩個基本要素，一是民族，一是「性」。當今中國網路，凡事牽涉民族，或牽扯性，必成熱點，加在一起就幾何級數地熱。回到清末民初，中國的基本困境，是在與其他民族的碰撞之中的「被國家」——我們本來是「天下」，現在被迫要想象自己是一個國家（而且還是窮國弱國）。士大夫如何作為「窮國的人」（也是一種「窮人」）渴求或拒絕同情，郁達夫較早觸及這個屈辱性主題，對後來劉以鬯、白先勇等作家一再描述士大夫的異鄉「窮境」，都有複雜影響。而且，「窮國人」的心態也不會隨著國家漸富而馬上消失（有時自卑反而隨自傲同步增長），所以「民族·性·鬱悶」在國民心理層次延續至今，也是「五四」的直接遺產之一。
《沉淪》中的民族屈辱感，主要通過女人「他者」的目光而感知。小說有四個關鍵情節，一是主人公因自慰而羞愧，二是偷窺房東女兒洗澡，三是在野地裡聽到路人做愛，四是在妓院寫愛國舊體詩。偷窺文字有些笨拙：「那一雙雪樣的乳峰！那一雙肥白的大腿！這全身的曲線！」後來臺灣學者水晶把這段文字作為反面教材，用來證明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當中的性慾文字如何精彩。其實郁達夫在《過去》等小說中，寫性的文字也可以很細微。有趣的是，少女發現沖涼被人偷看，跑去告訴父親，她父親卻只是哈哈大笑。或許大正年間，日本還有男女共浴的民俗，郁達夫寫的偷窺，雖不高尚，卻也無傷大雅。
如果說《三言二拍》某些篇章是以欣賞態度寫墮落行為，《沉淪》則是以痛苦態度寫正常人性。「五四」時期郁達夫寫「性」，細節、文字、技術層面，其實沒有超越古典小說，但是觀念和態度有些變化。
郁達夫，本名鬱文，浙江富陽人，1896年出生，也是早年喪父，小康家庭墮入困境，然後有舊式婚姻，後來又自由戀愛——這是很多「五四」男作家的共同背景。1922年3月，郁達夫獲得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回國主持早期創造社，後來又到安慶、北京、武漢、廣州等地教書。20年代前期，郁達夫小說往兩個方向發展，一是關心社會，描寫底層——《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二是書寫青樓小說——《茫茫夜》《秋柳》。文學史通常只講前一條線索，強調郁達夫回國以後，從「性的苦悶」轉向「生的苦悶」，然後再寫「社會苦悶」。
二《茫茫夜》中的同性戀描寫
在20年代上半期，郁達夫一方面鼓吹無產階級文學，「我想學了馬克思和恩格耳斯的態度，大聲疾呼地說：‘世界上受苦的無產階級者，在文學上社會上被壓迫的同志，凡對有權有產階級的走狗對敵的文人，我們大家不可不團結起來，結成一個世界共和的階級，百折不撓的來實現我們的理想！’」他自己也的確創作了關注同情關注勞工窮人的小說。但幾乎同一時期，他又寫了一些青樓狹邪小說，《茫茫夜》發表在《創造》季刊創刊號上。兩年後又發表續篇《秋柳》。很多後來的《郁達夫作品選》，有意不選《秋柳》，大概覺得是他的失敗之作。在我看來，這是一篇重要的作品。
《茫茫夜》幾乎沒有故事，就是三個男人送於質夫上船，兩個是二十七八歲的留日同學，大概其中一個的原型是郭沫若。另一個是19歲的纖弱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愛他的魔力。」男主人公於質夫對這個病弱的「小鮮肉」吳遲生，感情特別。送別過程當中，於質夫時時捏著遲生的手，又讓另外兩個朋友先回，留下遲生在船上道別。「他拉了吳遲生的手進到艙裡，把房門關上之後，忽覺得有一種神秘的感覺，同電流似的，在他的腦裡經過了。在電燈下他的肩下坐定的遲生，也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發生，盡俯著首默默地坐在那裡。」於質夫想遲生跟他一起去安慶，被婉言拒絕。吳說我們分開兩地，也不會疏冷感情，你難道還不能瞭解我的心嗎？「聽了這話，看看他那一雙水盈盈的瞳仁，質夫忽然覺得感情激動起來，便把頭低下去，擱在他的肩上。」一個男人把頭擱在另一個男人的肩上，什麼意思？
船開走後，小說倒敘過去幾個月男主人公和遲生的關係。初見就迷上他，知他有肺病，便幻想帶他到日本療養，當然就是幻想（都是窮書生）。時不時就把遲生的手捏住了。有天晚上走在馬路上，天氣太冷，質夫就問遲生：「你冷嗎？你若是怕冷，便鑽到我的外套裡來……」他不是把外套脫下來給他穿，而是叫他鑽到自己的外套裡。「遲生聽了，在蒼白的街燈光裡，對質夫看了一眼，就把他那纖弱的身體倒在質夫懷裡。質夫覺得有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感，從遲生的肉體傳到他的身上去。」
於質夫說回國之後，他的性慾變了一個方向。但同時又說：「以為天地間的情愛，除了男女的真真的戀愛外，以友情最美。」這是他對自己和吳遲生關係的理性定位。到底小說是不是在寫同性戀？的確有幾次捏著男人的手，頭靠在肩上，甚至身體鑽到他的外套裡。文字感覺微妙，但再進一步的細節也沒有了。
於質夫定義的男人之間的「友情」，似乎並不等同於男女性愛。他到安慶以後，想念了一陣吳遲生，但又跑去青樓宣洩他的苦悶。郁達夫寫男人之間的肢體接觸，筆調比較讚美、欣賞。相比之下，後期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描寫大革命中左、中、右三種立場的女性，其中女性之間的性愛，基本上作為負面人物的行為特徵。同性關係男的可以女的不行，這種有意無意的「男女有別」，是不是中國小說的某種「潛規則」？《紅樓夢》裡寶玉愛書童，或者古典文學中的文人斷袖，都不算醜惡行為（當然也不會取代超越男女之戀）。女性之間的肢體接觸，即使明明存在，比方春梅、潘金蓮和西門慶在同一張床上，卻還是男性的需求角度，並沒有明顯的女同性戀傾向。早期現代文學寫同性關係是否也「重男輕女」？案例太少，不足以下結論。但郁達夫確是較早觸及這個題材的作家，雖然只是點到為止，已經受到批判。1921年《最小》報發表張舍我的文章《誰做黑幕小說》，指責「那些以提高小說藝術價值的新文化小說家，竟會專門提倡獸性主義。描寫男和男的同性戀愛。簡直說一句。描寫‘雞姦’。讀者不信。請看《創造》雜誌第一二兩冊內鬱某的小說」。有心的「同志」真的找來看，恐怕會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