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一天
1927年1月14日的郁達夫日記
一介乎文學創作與個人紀事之間的《日記九種》
1927年1月14日，郁達夫（1896—1945）日記記載：「午前洗了身，換了小褂褲，試穿我女人自北京寄來的寒衣。可惜天氣太暖，穿著皮袍子走路，有點過於蒸熱。」這個皮袍子，是1月13日剛剛通過郵局寄到，13日的日記說，「我心裡真十分的感激荃君」。孫荃雖是舊式女人，小腳，但有文化，會寫舊體詩。「除發信告以衷心感謝外，還想做一篇小說，賣幾個錢寄回家去，為她做過年的開銷。」1月13日的日記，充滿對太太的感激，「中午雲散天青，和暖得很，我一個人從郵局的包裹處出來，夾了那件舊皮袍子，心裡只在想法子，如何的報答我這位可憐的女奴隸。想來想去，終究想不出好法子來。我想頂好還是早日趕回北京去，去和她抱頭痛哭一場。」
在郁達夫1926年的日記裡，幾乎三天兩頭，都會提及妻子孫荃。比方說1926年11月3日，「今天是舊曆的九月廿八，離北京已經有一個多月了。我真不曉得荃君如何的在那裡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裡新生的熊兒亦安好否。」11月4日的日記寫，「三點多鐘去中山大學會計課，領到了一月薪水。回來作信，打算明早就去匯一百六十塊錢寄北京。唉唉！貧賤夫妻，相思千里，我和她究竟不知要那一年那一月才能合住在一塊兒？」看來作家兩地分居，的確是一種經濟的需求。11月5日日記，「昨晚上因為得到了一月薪水，心裡很是不安，怕匯到北京，又要使荃君失望，說：‘只有這一點錢。’」過了幾天，11月15日的日記寫，「午前起來，換上棉衣，又想起了荃君和熊兒，兒時故鄉的寒宵景狀，也在腦裡縈迴了好久，唉，我是有家歸不得！」
郁達夫的日記，既不是《狂人日記》或《莎菲女士的日記》那種虛構的文學作品，又不像魯迅的日記那樣純粹個人記事備忘（後來只是因為作家太重要了，魯迅日記才變成文學史資料）。郁達夫的《日記九種》介乎於文學創作和個人紀事之間。記的應是實事，但是幾個月以後就在《創造月刊》上發表了。1927年9月北新書局出版《日記九種》，成為暢銷書。所以至少在發表出版的時候，作家相信這些日記是有文學價值的，作家願意公開他的隱私。也不能完全排除作家在發表出版時，有區域性文字增改修飾。既然作家在發表日記時，已有心理準備，要把私隱曝光，照常理說，作家應該儘量公開一些對自己形象有增色的內容，或者儘量減少對自己道德風貌有損的文字。可是我們看到了郁達夫的日記，寫了不少柔情正義，但也有不少荒唐邪念。前者如思念家人等，真摯感人。但是後者，有些明明損害作家形象的細節，為什麼還要記下來，還要發表？是不在乎人們的議論？還是故意挑戰社會習俗？或者「隱善揚惡」，也是吸引讀者的手段？
二改變郁達夫人生軌跡的女人
1927年1月14日的日記，講了穿皮袍子太熱，以及白天一些雜務瑣事後，提到一筆：「上法界尚賢裡一位同鄉孫君那裡去。在那裡遇見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攪亂了，此事當竭力的進行，求得和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
當時郁達夫31歲，自己和別人都覺得他已是中年，是一個相當出名的浪漫頹廢文人。小說常寫性苦悶，又說是自敘傳，人們完全有理由會覺得這個作家，按今天的說法就是「老司機」，閱人無數了。《日記九種》裡就有實證，不久前在廣州，1926年12月3日，就有半夜送女作家白薇回家，鬱悶到划船，幾乎招妓的記載。
1月14日日記說，「我的心又被她攪亂了」，這個「又」字值得推敲，這明明是郁達夫第一次見到王映霞。「又」是指自己「豐富」（或者是想象豐富）的感情經歷。可是這樣一箇中年浪漫文人，怎麼就會在幾十分鐘的偶遇當中，就斷定眼前的女子會決定他的後半生呢？（而且後來事實果真如此）
一見鍾情是作家的虛構？還是作家的實踐？
日記裡提到的孫君叫孫百剛，他後來為這個事情寫了不少回憶文章，反覆記錄他一生碰到的最重要的文學事件。1月14日以後，郁達夫幾乎天天到孫百剛家裡，表面上請他們吃飯、看電影，其實是找藉口見王映霞。孫百剛夫人馬上就問了，鬱先生，您夫人來了嗎？目的當然就是提醒女學生小心「老司機」。《小團圓》裡邵之雍拜訪九莉，張愛玲的姑媽也問了同樣的問題。但是孫百剛和周圍的人哪裡擋得住郁達夫的熱戀之火。
第二天日記寫，郁達夫出席邵洵美的婚禮，和周作人通訊，老婆又來信，「荃君信來，囑我謹慎為人，殊不知我又在為女士顛倒」，「王映霞女士，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樂極了。我只希望這一回的事情能夠成功。」1月16日的日記又寫，「王女士待我特別的殷勤，我想這二回，若再把機會放過，即我此生就永遠不再能嚐到這一種滋味了，幹下去，放出勇氣來幹下去吧！」
之後的郁達夫日記，真是「日記」——幾乎天天記載，1月17日，「飲至夜九時，醉了，送她還家，心裡覺得總不願意和她別去。」1月18日下午，「訪王女士，不在。等半點多鐘，方見她回來，醉態可愛，因有旁人在，竟不能和她通一語，即別去。」1月19日，拉了蔣光赤一起拜訪王女士，晚上又看電影，不知怎麼，感到「這一回的戀愛，又從此告終了，可憐我孤冷的半生，可憐我不得志的一世」，「茫茫來日，大難正多，我老了，但我還不願意就此而死。要活，要活，要活著奮鬥，我且把我的愛情放大，變作了對世界，對人類的博愛吧！」（「作」啊，什麼叫作家，就是「作」的專家）
王映霞是一個聰明的杭州女生，學校課文裡已讀過郁達夫的作品（不少青少年是因為課本才讀文學）。周圍的人都很理智地反對，因為郁達夫年紀大，已婚，頹廢浪漫「人設」等。之後幾天郁達夫再找，王映霞就回避。沒有明確表態，把郁達夫急死了。
1月20日他找徐志摩談，找徐志摩能請教什麼經驗？1月21日日記說，「完了，事情完全被破壞了。」1月23日，聽說王映霞回杭州，郁達夫一個人到上海火車站，先坐到龍華，然後坐車到杭州，一路等到半夜，在西湖邊上開小旅館，第二天又到城站去死守，下雪天，沒有結果。1月24日，只能回上海，一個人哭了個痛快，那個時候他認識王映霞已經十天了，或者說還只有十天而已。
三革命文學與戀愛傷感兩不誤
再回到作為轉折點的1月14日的日記，郁達夫在孫百剛家裡偶遇王映霞以後，下午就去閘北創造社出版部，聽說上海當局要封鎖創造社出版部。1927年1月，北伐軍正在浙江和孫傳芳作戰，日記最後一句是，「從明天起，當做一點正當的事情，或者將把《洪水》第二十六期編起來也。」說明1月14日日記裡的郁達夫，革命文學跟戀愛傷感兩不誤。
這一時期的《日記九種》，常常談論政治。1926年11月12日在廣州，「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誕期，一班無聊的政客惡棍，又在講演，開紀念會，我終於和他們不能合作，我覺得政府終於應該消滅的。」1926年11月21日，創造社內鬥，他從這個話題講到了「現代青年的不可靠，自私自利，實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真覺得中國是不可救藥了」。11月26日，他說，「閱報知國民政府有派員至日本修好訊息。我為國民政府危，我也為國民政府惜。」（為政府危，也為政府惜，這是知識分子常見的感時憂國自作多情）
再看1月25日的日記，白天處理了創造社的出版事務，碰到了林徽因，晚上和朋友去南國社，「看了半夜的跳舞，但心裡終是鬱鬱不樂，想王女士想得我要死。」12點後，和葉鼎洛到四馬路痛飲，兩人都喝醉了，「就上馬路上打野雞，無奈這些雛雞老鴨，都見了我們而逃」，這兩個醉漢，連人家街上的妓女都害怕了。「走到十六鋪，又和巡警衝突了很多次，終於在法界大路上遇見了一箇中年的淫賣，就上她那裡去坐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