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男人，一個作家怎麼可以在幾天之內，又懷念妻兒，又狂戀女學生，又鼓吹革命，又流落街頭，碰到中年性工作者……更重要的問題是：一個人做這麼多不同的事情，不被懲罰已算幸運，為什麼要寫出來？發表了，人們又會怎麼看呢？那個時代，當時社會又怎麼會容忍甚至理解這種現象呢？
據郁達夫日記，1927年1月25日半夜，他遇到了一箇中年的淫賣，就上她那裡坐到天明（原來只是坐到天明）。第二天日記說，「從她那裡出來，太陽已經很高了。和她吃了粥，又上她那裡睡了一睡。」（什麼叫「睡了一睡」？含糊其詞，何必寫出來呢？）「九點前後，和她去燕子巢吸鴉片，吸完了才回來，上澡堂洗澡。」然後，郁達夫又去創造社出版部鼓吹革命文學，又給妻子和岳母寫信，晚上又在打聽王映霞的地址。
郁達夫之後能和王映霞在一起，也不完全是因為死纏爛打、狂追熱戀，部分原因是王映霞的外公——王二南先生自己寫詩，很欣賞郁達夫的文才。王映霞小名金鎖，金鎖改姓王，就是因為她外公。郁達夫後來也沒有跟孫荃離婚，只是出現了一種當時叫「兩頭大」的局面，當時的社會習俗也允許，誰也不做小，誰也不做「小三」。王映霞當年如何大美人？照片上也看不出來。不過80年代，我的碩士論文研究郁達夫，丁景唐先生建議我去拜訪王映霞。那時她應該70多歲了，但確是儀表非凡，很有風度。這次再寫有關郁達夫的文章，在下書架上找到一本《達夫書簡》，上面寫著「給子東小友」，還蓋了兩個章。很少有誰稱我「子東小友」，現在聽上去很舒服。
郁達夫和王映霞在一起以後，創作完全轉向了，之前是頹唐、傷感、民族、性、鬱悶，之後就是瀟灑、遊記、散文、寓情、淨化。一個女人對作家有這麼大的影響，即使在「五四」時期，這樣的例子也不多。
《日記九種》還有不少精彩細節。如1927年3月7日，初見王映霞的一個多月之後，「約她一道出來，上世界旅館去住了半天」（開旅館半天，做什麼），「外面雨很大，窗內興很濃，我和她抱著談心，親了許多的嘴，今天是她應允我kiss的第一日。她激勵我，要我做一番事業，她勸我把逃往外國去的心思丟了。她更勸我去革命，我真感激她到了萬分。答應她一定照她所囑咐我的樣子做去，和她親了幾個很長很長的嘴。」kiss激勵革命、愛國！「今天的一天，總算把我們兩人的靈魂融化在一處了。晚上獨坐無聊，又約了蔣光赤談到天明。」
蔣光赤是當時左翼文壇的代表人物，本名蔣光慈，為了表示「左傾」特地改名。50年代復旦學生一度也重寫文學史，「魯、郭、茅」之後，第四位就是「蔣」（可是在特定時代語境，又姓蔣，又一個光，怎麼改也沒用）。真不知道郁達夫初次kiss以後，跟蔣光慈這一個晚上談了一些什麼。但是僅僅四天以後，3月11日記，「映霞在我的寢室裡翻看了我這日記，大發脾氣，寫了一封信痛責我，我真苦極了……一個人在風雨交迫的大路上走著，我真想痛哭起來，若戀愛的滋味，是這樣痛苦的，那我只願意死。不願再和她往來……我恨極了，我真恨極了。」（原來kiss是可以的，但寫kiss是不好的）不過這些日記，幾個月鬱、王在一起後就發表，並沒怎麼刪改。
人們不禁會有疑問：郁達夫的這些日記，不管是真的記事備忘，或者有意無意有虛構創作成分，寫戀愛寫革命就可以了，寫愧對妻兒也還可以理解，但何必要寫隱私當中那些見不得人的一面呢？何必要追女生不成，就去四馬路宿娼、吸鴉片呢？不管是真宿還是假睡。他較早的日記裡邊也有一筆，1927年的1月3日，「路上遇見了周靜豪夫婦。周夫人是我喜歡的一個女性，她教我去飲酒，我就同她去了，直喝到晚上的十點鐘才回家睡覺。」跟人家夫婦一起去，直接在日記裡說，喜歡人家的太太。想想就行了，還需要在日記裡記下來並拿出來發表？同月9日記，「和兩位俄國夫婦上大羅天去吃點心和酒。到十一點鐘才坐汽車返寓。這一位俄國太太很好，可惜言語不通。」同樣的道理，這些都是不重要的小事，你跟人家俄國人的太太，根本話都說不了，記在日記裡說誰的太太好……
我們在一百年後寫日記，這種心思還會寫嗎？出版社發表之前，不看看嗎？這又不是微信，現在微信、臉書也一樣不敢寫吧。
這些看似無關大局的小事情，卻帶出兩個嚴肅的問題。第一，說明郁達夫無論為人，或者是寫作發表日記，都是不拘小節。或者他不認為自己生活和人性中的這些弱點有什麼錯，至少它不是罪。這是一種對自我，對人性的一種信任。或者他明知人人都會掩飾這些「小節」，其實是習慣成自然的虛偽，所以他就故意暴露自己缺陷弱點，「隱善揚惡」，以顯示真實。第二，也說明「五四」時期社會道德氛圍相當寬容，允許、理解，甚至欣賞文人有可以這樣自己表達的真性情。
20年代中國作家的心態和生態環境，後來再也沒有了。
四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戲劇性愛情
王映霞後來也介入了30年代上海的文化圈。魯迅著名的舊體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前面題字就是「達夫賞飯」。王映霞主張移居杭州，在杭州蓋了一個別墅「風雨茅廬」，也和不少國民黨要人交往，當時她喜歡坐的車就是杭州的002號，是市長的車。但蓋別墅也欠了債，現代文學極少能有純粹的職業作家，郁達夫1936年就去福建做參議員。抗戰中「風雨茅廬」成了日本人的養馬圈。郁達夫認為王映霞逃亡途中在蘭谿和國民黨官員許紹棣有染。許紹棣之前因為通緝魯迅而出名。鬱、王的婚變在武漢鬧上了報紙，不少朋友去調解。1989年夏天，我在德國巧遇94歲的畫家劉海粟，他告訴我一些他對這個事情的看法，因為他當時也參與調停。劉海粟認為郁達夫小說散文都不如他的舊體詩。郁達夫、王映霞後來去了新加坡，郁達夫把他想象的太太出軌的細節全放進古體詩集《毀家詩紀》的註解裡，發表以後王映霞才看到。所以，關係徹底破裂。狂戀的另一面，就是超級嫉妒，甚至演變成仇恨。
無論如何，王映霞改變了郁達夫的一生。作家後來逃亡印度尼西亞，二戰結束時被日本憲兵所殺，晚年的故事也極有戲劇性。王映霞40年代以後，嫁了一個鐘姓商人，平安度過了一生。90年代以後，詩人汪靜之回憶說，王映霞原來跟軍統的戴笠有染，相關材料在百度上也有，不知真假，「小友」許子東不敢亂說。
郁達夫：《日記九種》1927年9月1日，上海：北新書局初版，1927年。
郁達夫：《村居日記》1927年1月1日至31日，收入《郁達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1982年，46—47頁。
郁達夫：《村居日記》1927年1月1日至31日，收入《郁達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1982年，56—57頁。
「白薇女士也在座，我一人喝酒獨多，醉了。十點多鐘，和石君洪君白微女士及陳震君又上電影院去看《三劍客》。到十二點散場出來，酒還未醒。路上起了危險的幻想，因為時候太遲了，所以送白薇到門口的一段路上，緊張到了萬分，是決定一齣大悲喜劇的楔子，總算還好。送她到家，只在門口遲疑了一會，終於揚聲別去。這時候天又開始在下微雨，回學校終究是不成了，不得已就坐了洋車上陳塘的妓窟裡去。……」《病閒日記》，1926年12月1日至14日，參見《日記九種》，收入《郁達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1982年，26—27頁。
郁達夫：《村居日記》1927年1月1日至31日，收入《郁達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1982年，56—57頁。
1985年北京開會紀念郁達夫逝世40週年，我曾負責為人大副委員長鬍愈之起草報告。日本學者鈴木正夫懷疑郁達夫是否死於日軍之手，但經過非常認真的南洋實地研究考證，最後他找出了確鑿的證據，的確為日本憲兵所殺。唯細節和時間地點，均和胡愈之的回憶不同。參見［日］鈴木正夫：《蘇門答臘的郁達夫》，李振聲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