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魯迅
為文學而革命，還是為革命而文學？
一第一批攻擊魯迅的年輕革命作家
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中國文學批評界出現的變化，當然還沒有後來1942年那麼大，但已足以影響現代文學史甚至中國歷史的發展。簡單來說，20年代有不少社團、風格、流派，基本上都是作家之間的文藝批評，30年代以後，雖然作家也在爭論、筆戰，但實際上是團體、社團、集團之間的論戰。
回顧整個20年代，其實文壇也一直充滿了爭吵、筆戰。大致劃分，文壇有四派。第一是胡適、陳西瀅、徐志摩、梁實秋等現代評論派，也叫新月派，英美留學，大都是學者、詩人，政治傾向比較溫和改良、自由主義。第二是創造社，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張資平、田漢等，留日歸來，早期主張「為藝術而藝術」，1926年後傾向激進的革命，郁達夫離開，郭沫若等主張文學「要做黨的喇叭」。第三是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等人主辦的《語絲》雜誌，雖然周氏兄弟1923年失和，魯林關係後來也不好，但是《語絲》在文壇上比較中立，對現代散文的影響也比較久遠，後來魯迅又辦《奔流》，類似傾向還有沉鍾、淺草、莽原等。第四是人數眾多的文學研究會，提倡「為人生而藝術」，成員非常龐雜，傾向不太明顯，但大部分都是老師，或學者，或雜誌主編，茅盾等人和創造社一直關係不好，文人相輕。
簡單勾勒20年代後期文壇地圖，是為了觀察「批判魯迅」的歷史背景。魯迅之前一直和現代評論派尤其是陳西瀅筆戰，反覆嘲笑攻擊打引號的「正人君子」。明的理由是魯迅看不慣歐美派的紳士靠近統治階級，不同情工農。暗的原因，也因為顧頡剛曾和陳西瀅議論說《中國小說史略》抄襲日本人鹽谷溫的書。對文人學者來說，抄襲指控可能比政治批判更加刺激自尊心。因為與胡適陣營不和，魯迅去廣州時，曾經計劃要和創造社聯手，成立新的戰線。但是萬萬沒有想到，魯迅1927年到了上海從事職業寫作，第一批攻擊他的，恰恰是創造社和太陽社的年輕革命作家。
1928年1月，馮乃超在創造社新雜誌《文化批判》撰文，說：「魯迅這位老生——若許我用文學的表現——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稱許他的好處，只是圓熟的手法一點，然而，他不常追懷過去的昔日，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結局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話。隱遁主義！好在他不效l.tolstoy變作卑汙的說教人。」
今天要是說哪個作家學托爾斯泰，應是稱讚。年輕革命作家真是年少氣盛，說魯迅還好沒學托爾斯泰。馮乃超也不只是批評魯迅，他說葉聖陶是民國一個最典型的厭世家（《倪煥之》的缺點其實不是厭世，而是急於入世）。馮乃超也批評郁達夫、張資平，被他肯定的作家就一個郭沫若。魯迅為「五四」吶喊，一向相信進化論，相信青年，自己也一直是一個戰士的形象，現在卻被人說是「落伍者的悲哀」及「隱遁主義」，可想魯迅當時如何感到吃驚。
緊接著，《文化批判》第2期發表了後期創造社成員李初梨的文章《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
一個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階級的人，他都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不過我們先要審察他們的動機。看他是「為文學而革命」，還是「為革命而文學」。
李初梨在1928年所提出的這個尖銳的問題：「為文學而革命」，還是「為革命而文學」，一針見血地觸及了20世紀中國小說的一個核心矛盾。
二為文學而革命vs為革命而文學
「為文學而革命」，就是作家要寫出偉大的作品，他應該或者必然關心社會，關心現實，同時也關心革命，因為革命是當時最主要的社會現實。所以文學是使命、是目的，革命是工具、是手段。反過來，如果是「為革命而文學」，那革命就是目的，就是使命，文學就變成了工具和手段。作家為什麼而從事文學？為了救國、啟蒙、憂國憂民，所以後來巴金、「左聯」、延安、50年代，這是一條紅色的主線，比較更接近於職業革命家的追求。
回到20年代歷史語境，這兩個口號、兩種說法其實都成立，都有自己的邏輯，關鍵是寫小說的人，把自己視為藝術家，還是革命家？當然兩者也可以統一，比方說在魯迅的身上。李初梨當年批判魯迅，意思就是必須以革命為目的，以文學為手段，否則，「他如果為保持自己的文學地位，或者抱了個為發達中國文學的宏願而來，那麼，不客氣，請他開倒車，去講‘趣味文學’。假若他真是‘為革命而文學’的一個，他就應該乾乾淨淨地把從來他所有的一切布林喬亞（bourgeoisie，資產階級）意德沃羅基（ideology，意識形態）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著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戰鬥的唯物論，唯物的辯證法。……所以我們的作品，不是像甘人君所說的，是什麼血，什麼淚，而是機關槍，迫擊炮。」李初梨的文章，最後告白，「魯迅究竟是第幾階級的人，他寫的又是第幾階級的文學？他所曾誠實地發表過的，又是第幾階級的人民的痛苦？」
李初梨20年代末提出的這三個問號，在後來20世紀的中國文學界一直反覆地響起，一直大約到70年代末，每個作家都要面對這三種質問，而且每個人還要拷問自己，我是什麼階級的人？我寫了什麼階級的文學？表達了什麼階級的痛苦？
偉大堅強的魯迅，當時也有點蒙了，這個文章批評他以後，他沉默了好幾個月，才有篇應戰文章。他說：
各種刊物，無論措辭怎樣不同，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有些朦朧。這朦朧的發祥地，由我看來，——雖然是馮乃超的所謂「醉眼陶然」——也還在那有人愛，也有人憎的官僚和軍閥。
意思是說這些人把文章寫得朦朦朧朧，是因為官僚軍閥的壓力，使得批評家不敢放開說話。這番話其實講現代評論派倒是符合實際，用來回應年輕激進的後期創造社，魯迅說得也有些朦朧。
不過他說，「其實朦朧也不關怎樣緊要……然而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我並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動，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魯迅在這裡婉轉表示，我其實是革命的，但你不要叫我當機關槍、迫擊炮。回答李初梨的三個問號，我傾向革命，但歸根結底我是一個作家。「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魯迅的另一段話其實更能說明他理解的文學與革命之關係：「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革命之所以於口號標語、佈告、電報教科書……之外，要用文藝者，就是因為它是文藝。」
三魯迅被兩面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