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當時懷疑創造社突然激進，有投機成分。回頭看歷史，公平地說，李初梨、成仿吾這些人雖然觀點有點幼稚激進，但是他們投身革命，冒著生死，甚至參加長征，確實不是投機。他們對魯迅的批判，是集團作戰，一浪接一浪，成仿吾寫文章，說魯迅「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他們是代表著有閒的資產階級」。魯迅後來就乾脆把他當年的雜文集題為《三閒集》。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4期上又說：「魯迅，對於布林喬亞是一個最良的代言人，對於普羅列塔利亞（proletariat，無產階級）是一個最惡的煽動家。」還有一篇潘梓年的文章稱魯迅是「老頭子」。整批的批判當中，最激烈的帽子，來自杜荃的一篇文章，說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說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這個杜荃就是郭沫若。面對這麼嚴重的指控，有幾個月魯迅居然沒有正面回擊，平常誰吵得過魯迅？
魯迅的一時手足無措，既因為來自左翼的批評貌似有理論支撐，也因為同時他還受到另一方面的攻擊。1929年，留美回來，還不滿26歲的梁實秋在《新月》雜誌上批評魯迅翻譯有問題。「硬譯」，和「抄襲」及「老頭子」一樣，都是傷人自尊的標籤。魯迅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中描繪了自己兩面受敵的處境：「假如在‘人性’的‘藝術之宮’（這須從成仿吾先生處租來暫用）裡，向南面擺兩把虎皮交椅，請梁實秋、錢杏邨兩位先生並排坐下，一個右執‘新月’，一個左執‘太陽’，那情形可真是‘勞資’媲美了。」
對著「新月」和「太陽」，左右開弓，比較起來，魯迅對梁實秋是正面作戰，火力全開，對創造社等人卻只是譏笑嘲諷，曲折警告。為什麼呢？原來就在後期創造社、太陽社一些年輕革命黨人激烈批判魯迅的時候，據朱正的《魯迅傳》記載，1929年11月，李立三找到了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吳黎平，指示：「一、文化工作者需要團結一致，共同對敵，自己內部不應該爭吵不休；二、我們有的同志攻擊魯迅是不對的，要尊重魯迅，團結在魯迅的旗幟下。」在中宣部部長的勸導下，夏衍、馮乃超、錢杏邨等人去拜訪魯迅，認錯道歉，再請魯迅出山，做左翼作家聯盟的領袖（後來才知道是個名義上的領袖）。
當時黨的總書記是向忠發，實際掌權是李立三，史稱「立三路線」。對魯迅來說，兩面作戰也是太累了。突然其中一方罵魯迅為「法西斯諦」「老頭子」的年輕激進作家能上門道歉，多少有點彌補老作家的自尊心。所以，後來有魯迅、茅盾、葉聖陶，包括郁達夫等在內的不少作家，參加「左聯」的活動。李立三甚至親自約見魯迅，希望公開支援他的「立三路線」，「立三路線」即革命可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魯迅是拒絕了。但在這時魯迅認識了兩個他喜歡的共產黨人，瞿秋白和馮雪峰。他們對晚年魯迅的文學和政治活動有非常大的影響。
和「左聯」合作以後，魯迅寫文章批判梁實秋和新月派，就從翻譯問題上升到文學的階級性了。他也譏笑批判施蟄存等想做「第三種人」的作家，30年代的文藝批評空氣就有了很大的變化。20年代末那一系列對魯迅的批判，最後導致了「左聯」時期魯迅表面上成為文壇主帥。他自己的小說少了（《故事新編》的藝術成就的確在《吶喊》《彷徨》之下），但他參與的多次文學論爭，對中國小說後來的發展影響深遠。
參見許子東：《現代文學批評的不同型別》，《文藝理論研究》2016年第3期，6—13頁。
馮乃超：《藝術與社會生活》，載《文化批判》創刊號（1928年1月15日）。
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載《文化批判》月刊第2期（1928年2月15日）。
1927年11月《北新》第2卷第1號發表了署名為甘人的《中國新文學的將來與其自己的認識》一文。其中提道：「魯迅從來不說他要革命，也不要寫無產階級的文學，也不勸人家寫，然而他曾誠實地發表過我們人民的痛苦，為他們呼冤，他有的是淚裡面有著血的文學，所以是我們時代的作者。」李初梨本段話便是針對該文所做出的回應。參見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載於《文化批判》月刊第2號（1928年2月15日）。
魯迅：《「醉眼」中的朦朧》，《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61—62頁。
魯迅：《「醉眼」中的朦朧》，《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62頁。
同上。
《文藝與革命》，《三閒集》，《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85頁。
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載於《創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
參見潘梓年（署名弱水）：《談現在中國的文學界》，載於《戰線》週刊創刊號（1928年4月1日）。
「魯迅先生的時代性和階級性，就此完全決定了。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社會主義是二重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期的游移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杜荃：《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原載《創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10日），收入《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文學運動史料選》第2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126頁。
1958年版的《魯迅全集》並未註明杜荃的真名。為了修訂1981年版《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陳早春做了詳細嚴謹的考證，並專門向上級彙報，經周揚和胡喬木批准（也徵求了中聯部副部長、後期創造社成員李一氓的意見），在杜荃筆名後加「（郭沫若）」。之前馮乃超曾訪問郭沫若，問及此事，郭沫若說「我記不得了」。參見徐慶全《「杜荃（郭沫若）」：驚動高層的〈魯迅全集〉一條註釋》，見《縱橫》2004年第4期。
魯迅：《「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212頁。
朱正：《魯迅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250頁。
同上，255—2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