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柏子》《蕭蕭》《丈夫》
鄉村底層人物
沈從文（1902—1988）是文學研究會成員，但有兩個創造社作家，對他一生命運產生過很大影響。
一個是郁達夫。沈從文「北漂」時期，郁達夫曾去看望這位素不相識的年輕投稿者，贈送圍巾，還寫了著名散文《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沈從文曾經撰文評論郁達夫與郭沫若、魯迅的不同：「郁達夫，以衰弱的病情木病態的情感，懷著卑小的可憐的神情，寫成了他的沉淪。這一來，卻寫出了所有年輕人為那故事而眩目的憂鬱了。……人人皆覺得郁達夫是個可憐的人，是個朋友，因為人人皆可從他作品中，發現自己的模樣。郁達夫在他作品中提出的是一個重要問題。‘名譽、金錢、女人，取聯盟樣子，攻擊我這零落孤獨的人……’這一句話把年輕人心說軟了。……郭沫若用英雄誇大樣子，有時使人發笑，在郁達夫作品上用小丑的卑微神氣出現，卻使人憂鬱起來了。魯迅使人憂鬱是客觀地寫到中國小都市的一切，郁達夫只會為他本身，但那卻是我們青年人自己。中國農村是崩潰了，毀滅了，為長期的混戰，為土匪騷擾，為新物質所侵入，可讚美的或可憎惡的，皆在漸漸失去原來的型範，魯迅不能凝視新的一切了。但青年人心靈的悲劇卻依然存在，在沉默中存在，郁達夫則以另一意義而沉默了的。」看上去是理解郁達夫，其實也在解釋他自己的鄉村觀與魯迅不同。金介甫也有過類似比較：「不管是在卓越的藝術才華上，還是在把握20世紀中國社會生活本質的能力上，沈從文都接近了魯迅的水平。雖然當魯迅已經投身於社會革命的時候，沈從文依然主張中國回覆到自發的鄉村社會中去。他的這個社會理想同魯迅的理想一樣，是抽象而不切實際的。」
另一個影響沈從文命運的創造社作家是郭沫若。郭沫若雖在20年代末化名批判魯迅「雙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帽子這麼重，當年卻沒有怎麼傷害到魯迅，因為當時郭沫若的批評不代表組織。魯迅去世以後，郭沫若有不少讚頌。但是20年後，1948年3月，郭沫若在香港的《大眾文藝叢刊》上撰文，說「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1949年北大學生把這段話抄成大字報貼在北大校園裡，當時的老師沈從文就要自盡（沒有成功）。
但是在1999年《亞洲週刊》的「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裡，沈從文的《邊城》排名第二，僅次於魯迅的《吶喊》。整個20世紀中國小說史上，一個小說家的地位評價，有這麼大的落差起伏，不知是否僅僅出於政治原因？
一沈從文的「男歡女愛」故事
《柏子》其實比《蕭蕭》寫得更早，寫於1928年5月（載《小說月報》第19卷第8號）。百度百科介紹說，「作者講述了一個名叫柏子的水手與辰河岸邊一個婦人之間男歡女愛的故事」。這裡的「男歡女愛」，其實是「賣淫嫖娼」，中性一點的說法，是一個船工購買性服務。為什麼一篇描寫「性服務」的小說，後來會被選進了斯諾翻譯，魯迅參與編選的英文版的現代中國小說集《活的中國》呢？
短篇小說，開篇卻寫了整整兩頁水手群像，如何靠岸，邊拉繩索邊唱歌，然後才聚焦「船伕中之一個，名叫柏子。日里爬桅子唱歌，不知疲倦，到夜來，還不知疲倦」，上岸走過泥地……「目的是河街小樓紅紅的燈光，燈光下有使柏子心開一朵花的東西在。」李伯元、曾樸寫「江山船」，主要招呼官員商人。郁達夫《秋柳》曾替窮人著想，「可憐他們的變態性慾……大約只有向病毒很多的土娼家去發洩的。」沈從文偏偏要寫窮人在性工業中的處境，船工也有購買快樂（或者說「自甘墮落」）的權利，「柏子，為了上岸去河街找他的幸福，終於到一個地方了。」下面一段文字很精彩，「先打門，用一個水手通常的章法，且吹著哨子。門開了，一隻泥腿在門裡，一隻泥腿在門外，身子便為兩條臂纏緊了，在那新刮過的日炙雨淋粗糙的臉上，就貼緊了一個寬寬的溫暖的臉子。這種頭油香是他所熟習的，這種抱人的章法，先雖說不出，這時一上身卻也熟習之至。還有臉，那麼軟軟的，混著粉的香，用口可以吮。到後是，他把嘴一歪，便找到了一個溼的舌子了，他咬著。」接下來是一段對話，「‘悖時的！我以為到常德被婊子尿衝你到洞庭湖底了！’‘老子把你舌子咬斷！’‘我才要咬斷你……’……‘老子搖櫓搖厭了，要推車。’‘推你媽！’婦人一面說，一旁便搜尋柏子的身上東西。搜出的東西往床上丟，又數著東西的名字。‘一瓶雪花膏，一卷紙，一條手巾，一個罐子……’」
這是一種又粗魯又溫馨的肉感，一種既講感情又講物質的關係。「肥肥的奶子兩手抓緊，且用口去咬。他又咬她的下唇，咬她的膀子，咬她的腿……婦人望到他笑，婦人是翻天躺的。」沈從文提供了現代文學當中非常罕見的描寫無產階級的三級文字。「累了，兩人就燒煙。」過了幾個小時，柏子冒雨又回船上去了。
小說最後這一段總結特別重要。「他想起眼前的事心是熱的，想起眼前的一切，則頭上的雨與腳下的泥，全成了無須置意的事了。這時婦人是睡，是陪別一個水手又來在那大白木床上作某種事情，誰知道。柏子也不去想這個。他把婦人的身體，記得極其熟習：一些轉彎抹角地方，一些幽僻地方，一些墳起與一些窟窿，即如離開婦人身邊一千里，也像可以用手摸，說得出尺寸。婦人的笑，婦人的動，也死死的像螞蟥一樣釘在心上。他的所得抵得過一個月的一切勞苦，抵得過船隻來去路上的風雨太陽，抵得過打牌輸錢的損失，抵得過……他還把以後下行日子的快樂預支了……今天所‘吃’的足夠兩個月咀嚼，不到兩月他可又回來了……每一隻船，把貨一起就得到另一處去裝貨。因此柏子從跳板上搖搖蕩蕩上過兩次岸，船就開了。」
這段文字，寫了階級侷限，也寫了人性弱點，敘述一個工人卑微的心理生理快樂，以及性工業的經濟和文化基礎。數千年來各種文明發展，性工業始終以各種不同形式存在。晚清狹邪小說裡寫風月場所既揭露官場腐敗又寄託情慾夢幻。「五四」文學把妓女作為典型的被侮辱被損害者。沈從文描寫無產者和風塵女的「男歡女愛」，好像不覺得他們誰在被侮辱誰在被損害。不知道是他/她們太麻木，需要哀其不幸？還是城裡人不接地氣，不瞭解社會底層？經過魯迅推薦，斯諾把這個小說翻譯成英文，收在小說集裡，書名就是《活的中國》。
二《蕭蕭》：鄉土是矇昧的，還是美好的？
《蕭蕭》發表在1930年1月的《小說月報》上，大部分篇幅沒有故事，只是抒情，基調就是鄉村生活的簡單而平淡。
鄉下人吹嗩吶接媳婦，到了十二月是成天有的事情。……也有做媳婦不哭的人。蕭蕭做媳婦就不哭……出嫁只是從這家轉到那家。因此到那一天，這女人還只是笑。她又不害羞，又不怕。她是什麼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新媳婦了。
「她是什麼事也不知道」，這句話也概括了小說的主題。蕭蕭平靜麻木陌然，卻逼使讀者思考：你「知道」什麼呢？
寫《蕭蕭》的時候，沈從文的敘述文筆已經比較成熟穩定。早期沈從文寫不少苗家神話，故事離奇，文筆冗長。當時蘇雪林等人就有批評，夏志清說那是沈從文不懂外文，有點自卑心理，所以寫歐化的長句，並非他的特長。他不像魯迅、郁達夫、張愛玲等人，一發聲就找到自己獨特的音域。沈從文的創作是歷經曲折磨鍊、漸入佳境，這種情況後來我們在老舍身上也看到。
也許是偶然，沈從文和老舍，是現代作家當中為數不多的非漢族作家。而且他們的少年經歷都比較特別，不是小康人家墮入困境但還能出國之類，而是從小就親眼看見社會底層。沈從文年輕輕就在江湖上混，除軍職外，還做過警察局文書，管過財務，做過報紙校對。他20歲離開軍隊，寫《蕭蕭》時，他開始到胡適任校長的吳淞中國公學教中文。湘西的世俗經驗影響他的一生，也為他在城裡的寫作提供了別人沒有的鄉土材料和底層視角。50年代以後沈從文一直沒有進入中國作協，作協要求作家必須深入生活，體驗生活，沈從文其實正是先生活後「從文」。生活時不知自己會做作家，所以不是「體驗」而是「生活」——「文革」後的作家也大都如此，「先生活，再從文」。
12歲時，蕭蕭嫁給一個三歲剛斷奶不久的小男人，男人整天要新娘子抱著。《蕭蕭》一共13頁篇幅，只有最後一頁講蕭蕭生子不沉潭，以及之後又替兒子娶童養媳等重要情節。前面大段的抒情文字，只有兩個情節。一是鄉村人們怎麼議論過路女學生；二是花狗和蕭蕭「發生性關係」的過程。
「發生性關係」這個措辭有點怪，那怎麼說好呢？強姦？應該不是吧？除非女人去告。誘姦？也許可以算不倫之戀？偷情？有染？吊膀子？炒飯？不正當男女關係？「男歡女愛」？……
不能用城裡現代語彙來描述定義花狗和蕭蕭「那事兒」，恰恰就是小說的核心所在。這個核心問題就是怎麼來用城市的、科學的、文明的觀念來解釋（或無法解釋）傳統文化中的合理與荒唐，無法用所謂「現代性」定義現實鄉土中國。
蕭蕭發現肚子大了，求菩薩、吞香灰、喝涼水都沒用。花狗也手足無措。
要把這段「不正當男女關係」變成平靜結尾，需要很多偶然因素——爺爺不讀四書五經，淡化了禮教的壓力；想賣時正好沒人買，不是美女？收成不好？最重要還是生了兒子，「女+子」才等於好。偶然因素加在一起，為了幫助作家和讀者保留對中國傳統道德的信心，相信平靜的世俗生活河流，比文學道德教條更有生命力。按照夏志清的說法，「蕭蕭所處的，是一個原始社會，所奉信的，也是一種殘缺偏差的儒家倫理標準。……讀者看完這小說後，精神為之一爽，覺得在自然之下，一切事物，就應該這麼自然似的。」
同樣這個結尾，錢理群、吳福輝就看到了童養媳蕭蕭的悲慘命運，「正在於人對自身可憐生命的毫無意識，蕭蕭終於沒有被髮賣、被沉潭，她抱了新生兒，在自己的私生子娶進大齡媳婦的嗩吶聲中，也即又一個‘蕭蕭’誕生的時候仍懵懵懂懂。」朱棟霖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冊，也認為「生命悲劇的不斷輪迴，根本原因在於鄉下人理性的矇昧」。不同文學史，討論的都是《蕭蕭》的主題，到底是鄉土美好，還是鄉土矇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