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家》
細思極恐的愛情故事
一「家」的宗教意義
巴金的《家》，是20世紀中國銷量最高的小說之一。1931—1932年在《時報》連載時題名為《激流》，讀者反應並不強烈，還差點被報社「腰斬」。但1933年開明書店出版單行本後，迅速出名。吳福輝認為看報紙連載和讀單行本的是兩類不同的讀者，前者是都市市民，後者是青年學生。這是很精到的觀察。市民或是已經妥協了的覺新們，現坐在茶樓看報紙連載，希望看各種八卦或白日夢；學生還是覺慧的同黨，一腔熱血無處奔湧。這說明報刊與學校兩個輪子，不僅反過來影響車子（作家），也首先基於路面狀況（讀者需求）。《家》在1949年以前就出了三十幾版。後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各種《家》的版本累計印刷90次，總數437萬。再加上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巴金選集》，臺北遠流1993年出過繁體版本。總之《家》和《紅樓夢》一樣，是歷來印數比較多的中國小說（50年代《紅巖》等作品，也銷量巨大，但有指定教材、政府推薦等因素存在）。
資料雖不敢肯定，但是說《家》是中國現代文學中讀者最多的小說之一，應該沒有問題。問題是，為什麼後來一代代中國的青年讀者都喜歡《家》？他們在裡邊讀到了什麼？另外，在什麼意義上，《家》這個書名，可以和早一些的《藥》，以及將近世紀末的《活著》一樣，有可能概括20世紀小說裡的「中國故事」？
王德威說：「巴金的小說繼承並糅合了‘五四’文學兩大巨擘的精神：自魯迅處，巴金習得了揭露黑暗，控訴不義的批判寫實法則；自郁達夫處，他延續了追尋自我、放肆激情的浪漫叛逆氣息。前者著眼群體生活的重整，後者強調個人生趣的解放。」文學史上，「魯、郭、茅、巴、老、曹」，巴金僅在魯迅、郭沫若、茅盾三個所謂「黨史人物」之後。毫無疑問，巴金在20世紀中國有巨大影響。但他的影響力與他作品的純藝術價值之間不是沒有落差。王德威婉轉指出，「文學史家每每詬病巴金小說感傷乃至濫情的傾向，及其簡化的人道主義呼聲……的確在同輩作者中，巴金不如茅盾冷靜細膩，不如老舍世故幽默，不如張天翼辛辣刁鑽，更不如沈從文寧靜超越。」甚至巴金感傷煽情的風格，被錢鍾書等人嘲笑。所以王德威把巴金小說概括為激情通俗小說，認為是現代中國文學的大宗，影響了不止一代年輕人。
《家》之所以成為最多中國人閱讀的小說之一，除了通俗、激情，還有別的原因。簡而言之，因為小說切中了中國社會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家與國之關係：社會怎樣以家的倫理而結構，又如何以家的結構而運作。在某種意義上，中國人的宗教，不是以上帝、阿拉或佛祖為神，而是以「家」為中心。
二大家庭的戀愛悲劇
巴金（1904—2005），姓李，名堯棠，字芾甘，生於四川成都，祖籍是浙江嘉興。巴金自己的大家庭，有近二十個長輩，二三十個兄弟，四五十個男女僕人。祖父叫李鏞，做過官，又買了很多地，修了很大的公館，所以又是官又是商，還寫詩，收集字畫，和戲班子來往，生活中是一妻兩妾，五兒三女。巴金的父親李道河，廣元縣知縣，後來辭官回家。小說淡化了大家庭的「官」的成分，好像只是鄉紳地主。不過打仗的時候，大家庭還是有一些政治關係，可以使得軍閥不來騷擾。
《家》的公館裡邊，有很大的花園、湖泊和樹林。核心人物是覺新、覺民、覺慧三兄弟，還有梅、瑞珏、琴、鳴鳳，四個女子。四個愛情悲劇，各有其成因、細節、出路和結局。
覺新不能跟梅表妹結婚，因為兩人的母親不合。表面理由是錢姨媽找人排了八字，說命相剋。實際原因，根據琴在小說第七回裡敘述（此事覺新本人並不知道），是錢姨媽和覺新的繼母打牌不開心，在牌桌上覺得受了委屈，再要來講親事，賭氣拒婚。小說把梅表姐的第二次婚姻寫得很不幸，出嫁不到一年就守寡，婆家又對她不好，之後孤苦伶仃，跟著媽媽到高家暫住。梅後來病死，她母親非常傷心後悔，覺得自己害了她。人物原型，巴金大哥的表妹，其實婚後變成白白胖胖的太太，養了三個兒子，但為了體現反封建的主題，小說裡的梅只好悽慘憂鬱而死。
覺新和梅不能在一起，是因為禮教，母命難違（母命難違，魯迅也沒有辦法）；覺慧和鳴鳳的悲劇，是因為階級鴻溝。覺慧雖然整天讀《新青年》，他對鳴鳳的好感其實也還是少爺喜歡丫頭。喜歡她的臉、她的姿態，同時又幻想鳴鳳如果是小姐就好了。他曾在花園嬉戲時說，「我要接你做三少奶」，敘事者當時馬上補充，「他的話的確是出於真心，不過這時候他並不曾把他的處境仔細地思索一番……」這話對一個丫頭、一個少女的影響難以估量。鳴風理智上也知道，「你們少爺、老爺的都是反覆無常」，但是感情深處被種下了一個致命的希望。所以，後來當週氏說要將她給孔教會會長馮樂山做小時，鳴鳳哭著求情，堅決不肯去。
鳴鳳走投無路去找覺慧。覺慧忙著寫稿，kiss一下就讓鳴鳳走了。鳴鳳也不怨，反而更愛他，想到以前大小姐說過，死就是薄命女子保持清白的唯一齣路。這段細節設計十分煽情，稍後覺慧已知鳴鳳要被嫁，他去了僕人住的地方，沒找到。此時鳴鳳已經走向湖邊，臨死她想，「我的生存就是這樣地孤寂嗎？」生存，孤寂，這些臺詞丫頭說出來有點太存在主義了，但總體氣氛還是寫得很感人。「最後她懶洋洋地站起來，用極其溫柔而悽楚的聲音叫了兩聲‘三少爺，覺慧’，便縱身往湖裡一跳。平靜的水面被擾亂了，湖裡起了大的響聲，盪漾在靜夜的空氣中許久不散。接著水面上又發出了兩三聲哀叫，這叫聲雖然很低，但是它的悽慘的餘音已經滲透了整個黑夜。不久，水面在經過劇烈的騷動之後又恢復了平靜。只是空氣裡還瀰漫著哀叫的餘音，好像整個的花園都在低聲哭泣了。」
這是20世紀中國文學中最煽情、最悲情的一個瞬間，窮富鴻溝、新舊衝突、男女矛盾，都聚集在這一瞬間裡。當晚覺慧也沒睡好，次日趕去上課，還讀托爾斯泰《復活》，並決定放棄鳴鳳，「有兩樣東西在背後支援他的這個決定：那就是有進步思想的年輕人的獻身熱誠和小資產階級的自尊心。」他不知道鳴鳳昨天晚上已經自盡。聽到鳴鳳跳湖的訊息，覺民則不無稱讚地說，「看不出鳴鳳倒是一個烈性的女子」。
對照魯迅《我之節烈觀》，魯迅對節烈觀的批判，幾乎就是在批判覺民的價值觀，而覺民在小說裡基本上是一個正面人物。所以巴金真實，真實地展示了自己的熱情，也真實地暴露了自己的侷限。
黃子平在給巴金《激流三部曲》寫序的時候指出，覺慧、覺民跟高老太爺在道德觀上有其相通的地方，違反傳統道德的是克安、克定那一輩人。「‘你們說，你們在哪一點上可以給我們後輩做個榜樣？’準則是禮教的準則，權威是爺爺的權威，產業是先輩的產業，支撐‘嚴辭’的‘正義’並非來自叛徒們信奉的‘新思想’，而是他們深惡痛絕的傳統禮教。」但是，覺慧怎麼放過自己呢？他在湖邊憤怒，「我是殺死她的兇手。不，不單是我，我們這個家庭，這個社會都是兇手！……」任何概念的外延和內涵是成反比的。在覺民的勸告下，覺慧在湖邊有一段獨白，體現典型的巴金文風——「覺慧不作聲了。他臉上的表情變化得很快，這表現出來他的內心的鬥爭是怎樣地激烈。」（其實這句「臉上的表情變化得很快」就夠了，不用再說「內心的鬥爭是怎樣地激烈」了，後半句可刪，這是巴金小說裡的普遍現象）「他皺緊眉頭，然後微微地張開口加重語氣地自語道：‘我是青年。’他又憤憤地說：‘我是青年！’過後他又懷疑似的慢聲說：‘我是青年？’又領悟似的說：‘我是青年。’最後用堅決的聲音說：‘我是青年，不錯，我是青年！’」
這個從氣憤到懷疑到領悟再到堅定的新青年，之後做了一個夢，夢見鳴鳳變成了小姐，但兩個人私奔還是不成。
三讓人細思極恐的「勝利」
鳴鳳的原型，其實沒有投湖，也沒有嫁給馮樂山或馮樂山式的人物，她後來嫁了一個普通的長工，但巴金需要她的死來控訴封建罪惡。
第三個悲劇，小說把瑞珏寫成美麗賢惠，處處體貼覺新，甚至善待梅表姐。這是小說裡非常成功的一筆，打破了凡父母決定的婚姻必定錯誤的新八股。但是最後為了避免剛去世的老太爺所謂的「血光之災」，瑞珏要搬出城外待產。難產而死的一章，強調覺新的痛苦視角，也是為了揭露大家庭黑暗迷信，覺新沒有尋找任何醫療協助。
《家》中的愛情悲劇其實不止三個，還有一段愛情故事就是覺民和琴。年輕時讀《家》，只要琴出場，就覺得光明。這次重讀，才發現第四個也是悲劇，而且更加可怕。大家族裡眾人對覺民的婚事都無異議，沒有人要來拆散覺民和琴。唯一的障礙，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老太爺許諾了覺民的婚事給他一個朋友，當時恐怕覺民也不知情。重要的不是誰跟誰結婚，重要的不是家人有什麼意見，重要的是老太爺的決定——哪怕是錯誤的，或者是絲毫不重要的決定，因為是老太爺的決定，所以不能違背。因為如果違背了，不僅挑戰了「家長」，而且挑戰了「家長制」。
所以，覺民和琴的故事，比另外三段愛與死的悲劇更加重要，更加沉重。最後覺民和琴之所以獲得「勝利」，只是因為老太爺臨死前想見見孫子——反抗「家長制」唯一的勝利的可能性，來自家長。這就是細思極恐。再仔細想想，高家人，服從高老太爺，可以說是因為血緣，長幼有序，孝敬忠誠，不可違背。可是社會上也有「高老太爺」，並無真正血緣關係，甚至也不一定最年長最資深，為什麼眾人也會服從忠誠？這時就需要人們將實質上的趨利避害的利益權力關係，想象成、模擬成血緣、親情或「共同體」。久而久之，甚至無意識中，對上無條件服從忠誠的心理傳統文化習慣，便從「家長治」變成了「家長制」。
簡單歸納：梅與覺新不能成親是因為母親鬥氣；鳴鳳與覺慧無法戀愛是由於階級鴻溝；瑞珏難產要歸罪迷信習俗；第四段，覺民與琴，他們的失敗和勝利，則完全基於「家長制」的權力結構。從今天穿越回去，沙盤推演：第一個，母命——難違？第二，階級——有點難度。第三，迷信——或可避免，覺新可以多找醫生。但第四，不管是婚姻、愛情或者其他事情，「家」裡誰最大，說的話就最正確。家庭專制演變成道德結構，恐怕更值得思考。
巴金也是回頭看，才知自己既在寫「家」，也在寫「國」。1984年給《家》的新版寫序，巴金說：「我今天還看見各式各樣的高老太爺在我四周‘徘徊’……我父親是四川廣元縣的縣官，他下面有各種小官，他上面有各樣大官，級別劃分十分清楚，誰的官大，就由誰說了算。我‘旁聽’過父親審訊案件，老百姓糊里糊塗地捱了板子還要向‘青天大老爺’叩頭謝恩。這真是記憶猶新啊！」誰說巴金的作品淺？如果這種「誰的官大就由誰說了算」的現象消失了，我們才有評說巴金通俗煽情的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