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蟄存《梅雨之夕》
「第三種人」的困境
一六次文藝論爭
「五四」新文學的第二個十年（1927—1936），據李歐梵在《劍橋中國史》裡的整理，至少發生過六次文藝論爭，需要極簡回顧。
第一次是太陽社和後期的創造社批判魯迅「醉眼朦朧」與「阿q已經死去了」，並問魯迅站在什麼階級、什麼立場上從事文學。其中最嚴重的指控，即郭沫若說魯迅是「雙重的反革命」與「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這些革命作家後來向魯迅認錯，魯迅去世以後，郭沫若對魯迅評價很高。
第二次是魯迅與梁實秋的筆戰。翻譯論爭有點文人相輕，「階級性」問題卻是魯迅與梁實秋及自由主義陣營的嚴重分歧。文學到底是必須寫階級性還是必然要寫人性？恐怕至今仍是有爭議的話題。當時魯迅筆頭辛辣，又有左翼陣營聲援，似乎佔了上風。
第三次論爭是30年代初，魯迅、馮雪峰和「左聯」對「民族主義文學」論戰。國民黨系統的文學派別「民族主義文學」，以王平陵、朱應鵬、黃震遐等為代表人物，核心觀點是「九一八」後，文學應該放下階級矛盾，共同提倡民族抗爭。抽象看口號，「民族主義文學」和1936年的國防文學似乎接近。但「民族主義文學」強調的是黃種人對抗西方人，並不全是抗日的意思。沒有幾篇文章，論爭就見勝負。國府除了檢查制度或警察抓人外，正面參與文學運動，這是比較有名的一次，迅速失敗。
第四次論爭發生在左翼陣營內部，茅盾和瞿秋白爭論文藝如何大眾化。瞿秋白認為「五四」文人的語言太歐化，不是大眾文學，茅盾就為「五四」新文學辯護。討論參加者不多，但影響深遠——延安以後，文學如何大眾化，仍是重要課題。
二「第三種人」施蟄存
第五次論爭的主角就是施蟄存（1905—2003）——他和冰心、巴金一樣，見證了百年中國文學的發展。施蟄存是杭州人，早年住蘇州、松江，中學時在鴛鴦蝴蝶派刊物發表過作品，讀過上海大學。因為30年代主編《現代》雜誌，加上週圍的一批作家劉吶鷗、穆時英、李金髮、戴望舒都比較傾向於現代主義，所以被稱為「現代派」。「現代派」要打引號，因為並不等於西方的現代主義。《現代》雜誌上面其實什麼派別的作品都有。主編施蟄存當時才二十七八歲。有兩件事情使《現代》雜誌捲入了文學論爭。
一是胡秋原、杜衡（蘇汶）、施蟄存等人，在30年代左右文壇對陣時，希望自己能置身論爭之外，做「第三種人」：「在‘智識階級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黨派的’階級爭著文壇霸權的時候，最吃苦的，卻是這兩種人之外的第三種人。這第三種人便是所謂作者之群。」雖然他們自己的定義很小心，但常人理解就是想走「中間道路」，馬上被「左聯」批判了。階級鬥爭非友即敵，怎能允許「第三種人」？「左聯」名副其實，主張「文藝永遠是到處是政治的‘留聲機’」，戰鬥意識強於統戰策略。回到當時的文化鬥爭語境，批判「第三種人」的目的，恐怕並不只是打擊胡秋原、施蟄存——胡秋原、施蟄存在社會上影響不是很大。批判第三種人的效果，也許是讓一些其他「民主主義作家」（巴金、曹禺、老舍等），不要在左右中間走第三條路。實際上，曹禺、巴金的政治傾向都比較靠攏「左聯」，靠攏革命，老舍後來也有了轉變。
除了文藝鬥爭大背景，還有一件小事也影響了「第三種人」的命運。施蟄存曾在報上寫文章勸青年人多讀《莊子》《文選》，說這樣才能寫好文章。魯迅看了以後不喜。早在20年代魯迅就看不慣胡適等提倡「整理國故」，現在施蟄存本人也就二十七八歲，還要裝作很老成的樣子向青年人推薦《莊子》《文選》，魯迅認為這會引導青年脫離現實革命鬥爭，所以就套了一句杜牧的舊句諷刺施蟄存，將「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改成「十年一覺文壇夢，贏得洋場惡少名」。
其實，私下魯迅並沒有輕視《莊子》《文選》的意思，他反而嫌施蟄存文章哪有一點《莊子》《文選》氣？施蟄存抗戰以後一直在大學教書，雲南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滬江大學等。在華東師範大學，他帶的研究生，或魏碑考證，或唐詩研究，說明他的古典文學底子非常好。多年後我和李歐梵教授到施先生愚園路寓所拜訪，談起《梅雨之夕》走的是哪一條馬路，虹口舞廳革命黨人聚會等細節，十分清晰。90多歲獲得上海市文學藝術傑出貢獻獎，上臺致辭，神清氣爽：「你們終於想起我了……」全場掌聲。
施蟄存和《現代》雜誌，令人反思：後來大半個20世紀，作家是否還可以選擇做「第三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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