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邊城》
懷疑「現代性」？
由四川過湖南去，靠東有一條官路。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隻黃狗。
一條官路，一個地方，一條小溪，一座小塔，一戶人家，一個老人，一個女孩，一隻黃狗，假如不算這個「有座白色小塔」，也是「七個一」。文筆和畫面清淡樸素。為什麼這麼一個偏僻山村的老人、少女、黃狗的故事，會成為30年代中國文學的重要代表作？為什麼這麼邊緣的故事，這麼冷僻的人和事，竟會影響社會的中心和時代的主旋律？
將沈從文（1902—1988）的短篇如《蕭蕭》《柏子》《丈夫》，和其他小說家筆下的30年代的中國社會比較一下：第一，都是苦難的鄉村。從祥林嫂、閏土，到《官官的補品》《春蠶》，都寫農村破產，《生死場》細節更加慘不忍睹。所以，「鄉村苦難」是30年代中國文學的大背景。第二，大城市看來繁華，其實充滿危機。無論左翼的《子夜》，還是新感覺派《上海狐步舞》，上海都是建在地獄上的天堂。第三，城鄉貫穿同一種家庭式的社會結構，年輕人必須順從老人，權力大說話就是真理。主流作家巴金、曹禺，都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困境提出了反叛、控訴、挑戰。所以，城鄉苦難背後是新舊衝突，新舊衝突背後是西方文明與古老中國的對抗——簡而言之，城比鄉更開化、新比舊更進步、西比中更文明。這就是《邊城》的寫作背景。
一《邊城》的假想讀者
在鄉村苦難、城市危機、人倫困境的背景下，這個「一溪一塔，老人、少女、黃狗」的田園牧歌，究竟是陶淵明的「世外桃源」，還是「堂吉訶德式」的干預入世？如果30年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可以被概括為「鄉不如城，舊不如新，中不如西」，沈從文對這種當時被簡單理解（或誤解）的「現代性」主旋律，頗有些困惑和保留。讀《邊城》，一定要讀小說的「題記」。「題記」說的是這部小說寫給誰看，或者更直接的，是為了反對什麼和提倡什麼而寫。沈從文說有兩類人不會喜歡他的作品。「照目前風氣說來，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及大多數讀者，對於這種作品是極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一句話已經排斥了兩類人，一是「評論家」，二是「大多數讀者」。這個「大多數讀者」不是政治含義的「大眾」，指的是城裡大部分普通讀者。今天出書，作家和出版社最看重這兩個接受群體，「大多數讀者」就是銷量，「人民群眾喜聞樂見」；「評論家」代表專家意見，進文學史要靠專家。兩者也會互動，專家引導「大多數讀者」，讀者多了評論家也不能忽視。為什麼沈從文寫《邊城》兩者都要拒絕？沈從文解釋說這兩類人不喜歡《邊城》的原因有不同又有相通，「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給人中國不需要這類作品，後者‘太擔心落伍’，目前也不願意讀這類作品。」看來，沈從文貌似排斥批評家及大多數讀者，真正在意的是「落伍」，較勁的是潮流。「‘落伍’是什麼？一個有點理性的人，也許就永遠無法明白。」有理性的人沒法明白，就是說缺乏理性才追逐潮流。「我這本書不是為這種多數人而寫的。唸了三五本關於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問題的洋裝書籍，或同時還念過一大堆古典與近代世界名作的人，他們生活的經驗，卻常常不許可他們在‘博學’之外，還知道一點點中國另外一個地方另外一種事情。」
沈從文在這裡，悄悄把「落伍」「潮流」等時間概念，轉換成「邊城」「鄉下」等空間概念。《邊城》的潛在副標題就是不在「中原」（主流）。金介甫說沈從文的創作「得益於他沒有受社會分析模式的先入之見的約束，得益於他沒有在描繪所看到的現象時的民族主義自我意識」。其實也可以說沈從文覺得那些理論家批評家的「社會分析模式」和「民族主義自我意識」並不符合他自己觀察體驗的地氣民情。究竟什麼才是「現代性」？是全盤西化？是民族主義？還是鄉村經驗？主流評論家只會在書本上激進革命，卻看不到中國社會的某些地方，包括邊城鄉村中人倫秩序及意義。「他們既並不想明白這個民族真正的愛憎與哀樂，便無法說明這個作品的得失。」所以這個作品，志在道出這個民族（範圍又悄悄從地域概念「邊城」擴大到政治概念「民族」）真正的愛憎與哀樂，這便透露了小說家的高遠夢想。沈從文其實也寫鄉村苦難，也寫城市繁華，但不同於巴金等人企圖（也只是「企圖」）與「封建」傳統人倫關係徹底決裂。在沈從文那裡，中國傳統人倫關係及心理秩序還能不能在「現代」繼續存在下去，變成了一個極嚴肅的問題。
在巴金、曹禺他們看來，中國社會太腐敗了，「子夜」過後，必有「日出」，傳統衰落是沒有懸念的，革命是必將到來的。沈從文卻覺得鄉土人倫秩序仍然美好，只是在現代社會能不能存在下去，卻是一個嚴峻的問題。
《邊城·題記》同時拒絕批評家和大多數讀者，但態度還是有區別。對批評家，沈從文是抗爭；對文學愛好者和大、中學生，沈從文是勸告。作家認為趕潮流的讀者誠實、天真，只是「為一些理論家，批評家，聰明出版家，以及習慣於說謊造謠的文壇訊息家，通力協作造成一種習氣所控制所支配，他們的生活，同時又實在與這個作品所提到的世界相去太遠了」。所以沈從文覺得，城市青年的問題有兩個，第一是被時代操控，趕時髦（時間）；第二是離鄉村，離真實的世界太遠了（空間）。所以，沈從文「早已存心把這個‘多數’放棄了」。
放棄了評論家、大學生以後，沈從文的《邊城》準備寫給誰看呢？準備寫給翠翠、儺送他們的同鄉看嗎？當然不是。從魯迅開始一直到日後的莫言、賈平凹，鄉土文學從來都不以農民為主要假想（或實際）讀者。「五四」新文學的主人公，是農民和知識分子，但假想讀者不是普通農民（以農民為主要讀者，以小學為平均接受能力的文學，是從延安以後開始的）。沈從文虛擬了的《邊城》「理想讀者」，其實標準很高：「本身已離開了學校，或始終就無從接近學校，還認識些中國文字，置身於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以及說謊造謠訊息所達不到的那種職務上，在那個社會里生活，而且極關心全個民族在空間與時間下所有的好處與壞處的人去看。」
這個要求非常苛刻，仔細分析包括三條：
第一，遠離學校，又懂中文。民國時期很多作家都在大學教書，本來大學生是第一批讀者。何以沈從文希望他的讀者「遠離學校」？部分原因是沈從文鄉下習武出身，沒有正規學歷。寫小說成名後，經胡適介紹到大學教書。沒有出國經歷和足夠外文訓練，沈從文在大學又自卑又自傲，也對大學體制弊病加倍失望。比較反諷的是，幾十年後沈從文作品也是在大學裡開始重新走紅，現在研究他的博士、碩士論文數量，據說僅少於魯迅與張愛玲了。教育還是20世紀中國文學——包括沈從文作品的重要陣地。
第一要離開學校，第二個要求是「在那個社會里生活」，意思是說要有底層邊緣的生活經驗。
第三個要求最高，要「極關心全個民族時空條件下的好處與壞處」。沈從文在20世紀中國文學長河中，當時很「落伍」，後來成先驅。當時看似痴人說夢：又要「離開學校而懂中文」，又要「在那個社會里生活」，還要「極關心全個民族時空條件下的好處與壞處」。萬沒想到半個世紀以後，因為上山下鄉等各種運動，中國作家基本上都按照沈從文的三條標準而產生：阿城、韓少功、史鐵生、王安憶、王小波、莫言、賈平凹、餘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