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後來80年代文學的生命力和「現代性」所在——他們也都不怕「落後」，不必追趕潮流，他們都明白沈從文的話，「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於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裡很寂寞的從事與民族復興大業的人。」
二對古老中國的信心和懷疑
沈從文並不否認鄉村苦難、城市危機，他和30年代主流的主要分歧，是即使面對鄉村苦難、城市危機，他對古老中國傳統，仍不失信心。在《邊城》裡，這種對古老中國的悲壯信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三個方面都既是信心，又是懷疑——一是見義讓利，這種風氣能否延續？二是在兄弟親情與個人愛情之間如何抉擇？三是為什麼眾多善良的人，好心好意合起來卻做成一件壞事？
「邊城」裡的人，好像不大看重錢。擺渡老頭說政府已有補貼，有人硬給過路費，他就回贈茶葉等。在目前還是部分資本主義的香港，見義讓利已經是一種神話。按沈從文的說法「人心深處仍有過去偉大處」，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不過緊要關頭，儺送以及他的家人，還是要在渡船與碾坊之間糾結。經濟因素依然影響淳樸的民風。這是第一層最表面的信心與解構。
第二層信心與解構的關係更加戲劇性，有錢人家兩兄弟，同時看上一個窮女孩，居然沒有強求巧奪，而且君子協定——輪流來唱山歌求得這個女子的芳心。實際操作中，大哥唱不好，弟弟代唱，一天隔一天，等於是抽籤、拈鬮，跟覺新父親替長子娶瑞珏是同一個方法。不過這是年輕當事人自己選擇。這個情節典型展示了傳統道德「兄弟是手足，女人是衣衫」與西方基督教文明「一夫一妻、愛情神聖」之間的兩難。妥協的結果，大哥失敗淹死了，儺送也傷心出走。這個傳統中國的偉大處，在江上像竹排一樣擱淺。
小說的第三層矛盾是叔本華所說的「第三種悲劇」：不是好人與惡棍鬥爭，亦不是意外事故疾病，「都是善良的人，僅僅因為各自所處的地位、身份、性格，形成了無可避免的矛盾衝突」。這是最難寫、最無解的人性悲劇（巴金《寒夜》也寫到這個境界）。老人一心為外孫女的婚事操心，努力撮合翠翠跟大佬。窮家女能夠嫁個當地鄉紳的兒子，也算是對她冤死的媽媽有個交代。但老人和翠翠雖然朝夕相處，卻在最重要的問題上缺乏溝通。
這種事情絕不僅僅發生在「邊城」。即使當代社會資訊發達，天天手裡感觸手機，有沒有重要的心思想法不能完全跟關係最密切或者最愛的人溝通的情況呢？各位讀者，不妨反省一下。
《邊城》的社會結構，看似簡單，其實更復雜。兩個富二代追一窮女子，最麻煩是他們的父親在地方上有錢有勢，卻不是黃世仁（30年代小說裡，善良的富人已不多見。但八九十年代的小說，比如《古船》《白鹿原》等，卻都描寫開明士紳）。然而船總又不信任老船伕，或者因誤會，或者有偏見。於是，一群善良的人們，合在一起造就了女主角翠翠的悲劇。最後，她不知道儺送明天、明年會不會回來。她在船總家裡算什麼？未來的媳婦？收容的窮丫頭？船總的養女？還是……？
所以《邊城》是一首牧歌，美麗、憂鬱、淒涼。按照夏志清的推崇，沈從文「對古舊中國之信仰，態度之虔誠，在他同期作家中再也找不到第二個」。雖然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在虔誠信仰舊中國傳統的同時，也在解構這一種美麗人倫關係以及它所維繫的社會秩序，但至少，作家不敢輕易漠視舊的鄉下的中國的一切。
沈從文：《邊城》1934年1月，在《國聞週報》第11卷11期16期，單行本同年9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臺北：金楓出版社，1998年，36頁。以下小說引文同。
沈從文：《邊城·題記》，《邊城》，臺北：金楓出版社，1998年，32—33頁。以下小說引文同。
金介甫：《沈從文筆下的中國社會與文化》，虞建華、邵華強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3頁。
截至2021年1月，中國知網碩博論文庫以「沈從文」為關鍵詞搜尋出論文660篇，以「魯迅」為關鍵詞搜尋出論文833篇，「張愛玲」的為740篇。
參見《許子東現代文學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367—368頁。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1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