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一天
1936年8月5日的魯迅日記
一大陸新村9號
1936年8月5日，我們現在知道，這一天距離魯迅（1881—1936）生命的終點還有兩個多月，但魯迅並不知道，或者說他大概知道，但不確切。魯迅怎麼度過他的一天？當時，魯迅住在上海山陰路大陸新村9號，一座磚木結構、紅磚紅瓦的三層樓房，一樓黑鐵皮門內有個小花園。走進臺階是會客室，有西式餐桌、書櫥、留聲機，工作臺據說是瞿秋白送的，還有一個玻璃屏風，屏風後面是一箇中式的八仙桌，日常用的餐桌，還有衣帽架。二樓的前間，朝南的房間，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有書桌、藤椅、黑鐵床。這裡，建築面積222平方米，使用面積估計也就一百五六十。三樓有陽臺，有周海嬰和保姆的臥室。
這個一百五六十平方米的大陸新村9號，是除了紹興老家和北京八道灣四合院以外，魯迅一生裡住過「最闊氣」的住宅了。
晚清和民國時期，大部分作家都不能完全靠稿費謀生。非常有名的作家，很多時間也要有別的謀生方式，或者編報紙雜誌，如李伯元、吳趼人、黎烈文、孫伏園，包括後來的金庸等；或者在大學當教授，如胡適、周氏兄弟、聞一多、老舍、沈從文、朱自清等。極少數作家，在某一時期進入「官場」，魯迅在教育部當僉事，胡適任國府駐美大使，陳獨秀、郭沫若、茅盾也都曾經是職業革命家。但這些都是特例，人數遠比辦報教書的少。即使是職業革命家，表面身份、日常工作也還是要辦雜誌、編報紙，比方說夏衍、茅盾在香港。
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期間，周樹人每月津貼60元。之後，任教育部僉事俸銀200多元。廈門大學，400大洋聘約，轉到中山大學應該更多。1927年到上海後，基本上專業寫作。有幾年也在南京大學兼職「特約著述員」，每月300塊。
《魯迅日記》裡對收支有清晰記載。月平均有300元到500元收入，固定100元寄給母親和朱安，另外100元自己買書。餘下來生活費用的也就是200元左右，小康偏上。魯迅去世以後，許廣平很後悔沒有讓他抽更好一點的、貴一點的煙，以至於損害了他的肺。抽菸還要挑牌子，可見後期魯迅在經濟上談不上富有——看美國電影不會吝嗇，跟北新書局談版稅是要計較的。
有人算過一筆賬，魯迅從1912年到1936年這24年裡總收入124400銀圓，其中55000元是薪金、講課費，另外一半多一點是版稅、稿費。24年12萬，每年就是5000元了，每個月差不多就400元了，如果平均來說，算不上發財，但也夠生活。這是民國時期的中國作家的一個典型。
二1936年8月5日魯迅日記
1936年8月5日的日記，全文如下——
5日曇。上午得趙越信。得依吾信。得吳渤信。同廣平攜海嬰往須藤醫院，下午島津（津島）女士來。晚蘊如攜蕖官來。三弟來。夜坂本太太來並贈罐頭水果二種。夜治答徐懋庸文訖。
魯迅日記通常純粹記事，平實簡單，這一天已算比較詳細。兩天之前8月3日的日記就是三個字——「雨，無事。」無事也要記一下。
8月5日日記提及三封來信、四個來訪。我們在這其中最關心兩件事：一，魯迅和許廣平、海嬰去了須藤醫院；第二，魯迅這一天寫完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三天前魯迅的日記裡就說過收到徐懋庸的信，所以這三四天裡有了這篇文章。
最後幾年給魯迅看病的，主要就是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須藤父親是雜貨商，幾個堂兄都曾在上海經商。早在1893年，須藤考入日本的第三高等醫學院，十年後畢業參加日本陸軍，曾經駐紮朝鮮。1918年退役，中校軍銜，之後就到上海開醫院。醫院有一兩百人，規模不小。魯迅是通過內山完造認識須藤醫生的。這之前，魯迅看過不少日本醫生，十幾二十位，看得最久的就是這位須藤。因為魯迅自己學過醫，又在日本待過，和醫生能夠用日文交流，這些都是原因。醫院離魯迅的住處是2.4公里，往返也比較方便。
魯迅去世是1936年10月19日，須藤醫生撰文《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1936年11月15日發表，不到一個月。但內容接近的日語文章，則發表在1936年10月20日到23日，即魯迅先生去世第二天（寫得真快）。根據《魯迅日記》，最後的三年魯迅請須藤醫生看病，一共150次以上。須藤對魯迅一生的健康狀況比我們知道的多。他說魯迅七八歲開始牙就不好，治乳牙以後「因為蛀牙的緣故夜裡疼得睡不著，讓父母很困擾，甚至被父母斥責連這點疼痛都無法忍耐」。那時紹興沒有牙醫，最多就是拔牙的，其他人牙痛就去求仙問菩薩，所以魯迅的蛀牙惡化，牙根腐壞，到23歲，大部分牙齒已經缺損，27歲裝了假牙。因為牙病導致胃擴張、腸遲緩，以及其他消化器官均受影響。魯迅到死，他的食量只有常人的一半。魯迅「常常說自己生來就不知道飢餓和美味為何物」。這個也還是須藤的原話，「因其消化器官機能的衰退造成營養不良，其結果就是筋肉薄弱，當他自己覺察到時，體重已不到四十公斤。由於先生天生體質特異的緣故，不管是原稿的起草或是讀書研究，常常都是在夜間進行，已成為他的生活習慣，加上體質筋骨虛弱，神經過度疲勞，成了惡性迴圈。」所以，須藤醫生認為魯迅棄醫從文也是牙痛的結果。
據須藤記載，魯迅的病情1936年1月開始惡化。1月3日魯迅的日記就說，「夜肩及脅均大痛」，就去了須藤醫院。3月2日，「下午驟患氣喘，即請須藤先生來診，注射一針。」連續幾天都有記載，3月8日說，「須藤先生來診，雲已漸愈。」可是到了5月8日，日記裡記載都是自己在發低燒。
三魯迅之死：誤診所致？
《魯迅傳》的作者朱正說須藤的醫道不高明，只是因為來往久了，魯迅對他有信任。周建人（魯迅的弟弟）曾告訴魯迅，須藤是日本退役軍人，烏龍會的副會長，魯迅說：「還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緊吧。」史沫特萊（魯迅的美國友人）要介紹個肺病專家，魯迅開始還不同意，到了5月31日，病情嚴重，馮雪峰看不過去，就去找了茅盾，茅盾做翻譯打電話給史沫特萊，請來了一位美國醫生叫鄧恩。
魯迅在散文《死》裡面講到了這個美國醫生——
今年的大病……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著日本的s醫師的診治的。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經驗多，從習醫的時期說，是我的前輩，又及熟識，肯說話。……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
d醫師的診斷卻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這麼悲慘的情況，人家說病沒法治了，魯迅還能夠用幽默的筆墨書寫。《死》是魯迅最好的散文之一。同一次診斷，周建人後來在1949年的《人民日報》上寫文章，說魯迅病重時也曾看過肺病專門醫生，醫生說病嚴重，但還可治。「第一步需把肋膜間的積水抽去，如果遲延，必不治。須藤卻說肋膜下並無積水，但只過了一個月，他又說確有積水。」才開始抽水。
到底在5月底之前，魯迅的病是怎麼醫治的，怎麼診斷的？
魯迅自己在5月15日致曹靖華的信裡說，「日前無力，今日看醫生，雲是胃病，大約服藥七八天，就要好起來了。」
就是說5月的時候，須藤醫生診斷是胃病，吃藥七八天。
5月23日，魯迅又寫信給趙家璧說，「發熱已近十日，不能外出；今日醫生開始調查熱型，那麼，可見連什麼病也還未斷定。何時能好，此刻更無從說起了。」
到了5月份的時候，發燒的原因都搞不清楚。
我們後來知道這段時間正是魯迅為「兩個口號」論爭操碎心思的時候。嚴家炎教授在2003年《中華讀書報》上撰文，說須藤先生在魯迅死後應治喪委員會要求，寫了一份醫療報告，可是這個報告有可疑。須藤說是1936年3月開始抽肋骨積水，但多方資料顯示，比方說魯迅自述、周建人文章、魯迅書信等，實際是在美國醫生診斷之後，到1936年6月才開始抽積水。
病醫不好也許不全是醫生責任，但是改動報告，推卸責任，顯然有違醫德。40多年後，1984年，上海魯迅紀念館將館藏的魯迅x光片請了23位醫學專家研究，讀片以後的結論是——根據病史摘要和1936年6月15日後前位x線胸片，一致診斷：一、慢性支氣管炎，嚴重肺氣腫，肺大皮包；二、二肺中上部慢性肺結核病；三、右側結核性滲出性胸膜炎。根據逝世前26小時的病情記錄，大家一致認為，魯迅死於上述疾病基礎上發生的左側自發性氣胸。
這個結論從醫學上證明了須藤醫生誤診，如果死於肺結核是自然死亡，如是自發性氣胸，其實是可以搶救的。10月18日凌晨，自發性氣胸，如果當時立刻抽氣減壓，有可能轉危為安。
8月5日日記除了寫魯迅夫婦為了兒子去須藤醫院之外，還有一件事情更加重要，就是「答徐懋庸文訖」。《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是魯迅晚年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卻不一定是魯迅自己寫的。此文關係整個30年代中國文藝界的思潮變化和派別鬥爭。
四「倘受了傷，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幹，紮好，給誰也不知道」
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文藝界至少有六次文學論爭，魯迅捲進了其中的五次，而且都是主角。最後一次就是「兩個口號」之爭，影響深遠，對晚年魯迅的心力也是消耗巨大。如果說之前魯迅一直「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那麼這一次卻是有苦難言。原因是這次論戰離文藝思潮遠，離政治人事近。以前自以為與右派論爭，魯迅理直氣壯；這次是和「自己營壘中人」暗戰，魯迅不大擅長。
魯迅在《花邊文學》序言裡說，「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裡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這裡所謂「同一營壘的青年戰友」，指的是廖沫沙。廖沫沙60年代任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文革」初他和鄧拓同屬「三家村」。年輕時，革命文青廖沫沙寫文章令魯迅很不開心。詳細情況很瑣碎，都是一些文字誤解，但魯迅對於這些誤解不會忘卻。有人化名紹伯，在《大晚報》副刊調侃魯迅氣量狹小，魯迅認為這個紹伯就是田漢。「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例如紹伯之流，我至今還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為了防後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後，格外費力。」「橫站」就是說打仗時面對敵方，但又害怕後面有人攻擊，所以不能正對著敵方，就得橫過來。「身體不好，倒是年齡關係，和他們不相干，不過我有時確也憤慨，覺得枉費許多氣力，用在正經事上，成績可以好得多。」在1935年給蕭軍、蕭紅寫信時，魯迅把這種憤怒進一步放大，說：「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因此，倘受了傷，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幹，紮好，給誰也不知道。」這段自我描寫真的令人感慨，「受了傷」，「舐幹」傷口，因為什麼？就因為廖沫沙、紹伯這些年輕人的文字？還是另有一些「給誰也不知道」的難言苦衷？
20年代中期寫《墳》《熱風》，魯迅並沒有明確的「同一營壘」的概念，孤身一人在《野草》裡，傷口也可以舔舔，痛苦憤怒就他一人，不要考慮那麼多陣營、戰線，所以也不需要「躲」起來舔傷，「給誰都不知道」。營壘、戰友、陣線、敵我、後方、橫站等，這些都是軍事概念，或者說是政治術語。魯迅骨子裡是個文人。
1935年9月12日給胡風信，魯迅描寫他在「左聯」的處境：「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
後來不少研究者感興趣這封信裡的「工頭」到底是誰？是不是講周揚或夏衍？當時胡風、馮雪峰、丁玲和魯迅關係比較好。這些人事派別的鬥爭後來一直延續到延安——「魯藝」對「文抗」。丁玲、馮雪峰在50年代很早被打成反黨集團和右派，胡風是反革命集團。1966年，周揚、夏衍等也成了黑幫。「文革」後胡風、馮雪峰、周揚等都平反了。可是丁玲和周揚之間，始終還是有些意見。本書並不關心文藝派別的鬥爭演變，更關注的是魯迅的心態。魯迅一直很敏感奴隸受壓迫、奴才麻木忍讓，現在居然有「工頭」在他背後抽鞭子，他卻什麼都不能說，為了這個事情還向外國人撒謊。用魯迅的原話說：「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
五「我真覺得不是巧人，在中國是很難存活的」
夏濟安在《魯迅與「左聯」的解散》一文中引胡適的話，說很晚才看到魯迅給胡風的信，推測魯迅如果當時不死，他將怎麼介入之後的中國文壇。魯迅當時不知道，就在他抱怨「橫站」苦境時，1935年下半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已在莫斯科決定，「左聯」應當解散。此時紅軍已經到達陝北，意識形態工作由總書記張聞天和王明、康生等負責。王明委託蕭三帶信到上海，先給魯迅看，再轉給周揚（地下黨電臺被破壞了，周揚和陝北斷了聯絡）。1936年1月19日魯迅看信以後覺得很突然，沒法接受。他把信轉給了周揚、夏衍，周揚等「左聯」領導決定要執行王明代表中央的指示。
為什麼看到要解散「左聯」的信，大家態度會有不同？因為周揚他們是戰士，服從命令是天職。魯迅是文人，自己沒想通，怎麼執行命令？茅盾後來有回憶，說夏衍他們主張「左聯」解散，要成立新的文藝界抗日組織，門檻低，只要抗日就可進來。他們徵求魯迅的意見，魯迅名義上是「左聯」的領袖。可是魯迅不肯見夏衍，情況有點尷尬。
茅盾跑來跑去無功而返，他說自己就是一個傳話的人，這是幾十年以後的回憶。但當時魯迅對他的朋友說，內幕如何，我不得而知，指揮的或者是茅（茅盾）與鄭（鄭振鐸）。「我真覺得不是巧人，在中國是很難存活的。」說明魯迅對處在中間的茅盾，也有看法。
此事僵持數月，1936年4月25日，馮雪峰從陝北迴到上海，他是左翼地下黨裡面除了瞿秋白以外，最被魯迅信任的人。他參加了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徵，從陝北重回上海時，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都給他佈置任務，還帶了電臺。
馮雪峰後來回憶，到上海馬上去魯迅家裡，魯迅見面第一句話就說，「這兩年我給他們擺佈得可以！」馮雪峰後來說，這句話以及魯迅說話的表情，他永遠都記得。
然後，馮雪峰和魯迅講了長征、陝北、紅軍等。魯迅又講了上海的情況，馮雪峰說他記得魯迅講了兩句話，第一句是說，「我成為破壞國家大計的人了」，另外一句就是說「我真想休息休息」。
1936年是魯迅生命的最後一年，年初大病，去世是10月，4月25日就是魯迅去世前半年。「破壞大計」，就是指他不加入新的統戰的文藝團體。魯迅認為：「‘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我們可以用，敵人也可以用。」與「國防文學」相對，胡風在魯迅家裡見到馮雪峰以後，提出了一個新口號，叫「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朱正《魯迅傳》說，這個口號表面上是胡風提，實際上是馮雪峰建議，也就是陝北帶來的意思。
作為口號，「國防文學」更容易喊，「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有點長，但重要的是這個口號是誰提的。大背景是走向國共合作、西安事變，「國防文學」是戰略調整，「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原則堅守。用今天的術語，前者是與時俱進，後者是不忘初心。
王明名義上還是黨的領袖，後來寫了一本書叫《中共五十年》，說這兩個口號都是根據中共中央檔案提出來的。周揚等人在1936年初提出「國防文學」，依據的是1935年8月1日為進一步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名義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簡稱「八一宣言」。而魯迅等人1936年5月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依據的是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因「九一八」日軍侵佔瀋陽而發表的宣言，宣言裡提出了「武裝民眾，進行抗日」。王明說，周揚和魯迅不同的文藝界抗日統一戰線的口號，都是依據這兩個中央檔案，所以歸根結底這兩個口號都是他起草的，時間上一個是1931年，一個是1936年。
一個政治集團、政治力量為了自身利益而變換口號，非常正常。可惜文學家轉彎沒那麼快。文人的理想，不僅為了利益、形勢，更多出於理念、信仰。好不容易經過近十年戰鬥，魯迅也有了陣營、敵我、橫站之類的意識，突然又轉向要他搞統戰，用幾年前剛剛批判過的民族主義（今叫「國防文學」）口號，魯迅適應不過來。毛澤東後來說，魯迅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但是從「兩個口號」之爭的情況看，魯迅確實是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但歸根結底他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
就在「兩個口號」之爭時，魯迅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1936年6月5日，魯迅因病停了日記。他的日記之前連續25年沒有中斷過，可是在1936年6月停了25天。這時不止一篇文章由馮雪峰代筆。胡風對魯迅說，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語氣倒很像，魯迅淡淡一笑說，我看一點都不像。胡風這個回憶是否準確，也難說。
六魯迅：胡說！胡說！胡說！
再回到1936年8月5日，魯迅日記提到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徐懋庸這個名字也因為這篇文章永遠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