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天翼《華威先生》
官場與國民性
從「五四」到40年代的現代文學，一般學術界的共識，最重要最成功的文學形象是農民和知識分子。但如果從1902—1903年梁啟超、李伯元開始讀上世紀中國小說，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晚清小說主要寫的是官場。而且1942年以後，「十七年文學」及80年代以後的小說，官員（幹部）也一直是重要人物形象。這就迫使我們要重新思考上世紀文學之中農民、知識分子和官員的三角關係。
晚清小說主要描寫官場，「五四」小說主要關注國民性，張天翼的《華威先生》同時描寫官場與國民性。
一30年代中國最傑出的幽默短篇小說作者
《華威先生》1938年4月16日發表在《文藝陣地》，這個期刊的背景需要回顧。1937年的10月，茅盾從上海到漢口，想編一個抗戰期刊，之後戰火連天，作家到處流離——漢口、長沙、南昌、杭州，又到上海、香港、廣州等。
到1938年2月，茅盾在武漢決定辦《文藝陣地》，當時鄒韜奮也在。在長沙，張天翼就交給茅盾《華威先生》的稿子。之後茅盾到廣州，想在廣州印這個雜誌，但情況又有變化，薩空了邀茅盾到香港編《立報》副刊，所以《文藝陣地》是在廣州排成，在香港出版。
因為張天翼的《華威先生》，《文藝陣地》的創刊號引起強烈反響。《文藝陣地》18期以後，由樓適夷代編，編務後來又移到上海，40年代被查禁。茅盾又在重慶復刊，最後在1944年停刊。這是一個典型的抗戰文藝期刊，也是香港文學的一部分。不過在香港大概很少人認為《華威先生》是香港文學。
張天翼（1906—1985）早年讀北大，1931年加入「左聯」。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將張天翼與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放在一樣高的藝術地位，認為他是「30年代中國最傑出的幽默短篇小說作者」。多年之後，夏志清還很遺憾人們沒有足夠注意他對張天翼的特別推崇，「在同期作家當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對於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誤，以及邪惡的傾向，有如此清楚冷靜的掌握。他沒有華麗的辭藻，也沒有冗長的段落結構，他只是以精確的喜劇性來模擬不同社會階層的特徵。特別他運用起方言來，那絕對精彩。我每次都要提到他，可就是沒有多少人響應。我明明講了四個人，可大家後來只提前面三個，就是忘記了張天翼。有人說我……凡是共產黨的作家都不好，這其實是冤枉，張天翼不就是左翼作家嗎？」
二永遠在「忙」的華威先生
現代文學人物中，我們會用來形容現實生活中人，第一就是阿q，第二就是華威先生。比方說某人有「阿q精神」，也會說某人像「華威先生」。這是一個常常可以在周圍發現的典型人物，甚至也可以在自己身上發現華威先生的特徵。
小說第一段，「轉彎抹角算起來——他算是我的一個親戚。我叫他‘華威先生’。他覺得這種稱呼不大好……‘你應當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拐彎抹角的親戚關係」，暗示敘事者「我」和華威先生有關係，都在官場，常常一起開會，而且也沾親帶故，又有距離，「我」只是觀察者，沒有太多評論，只是描述華威先生的行動、舉止、表情、談吐，語氣之中滲透諷刺。
華威先生的特點，第一個就是忙——不是真忙，而是顯得很忙。這是他的特點，還是官場中人的一般特徵？
「我們改日再談好不好？我總想暢暢快快跟你談一次——唉，可總是沒有時間。今天劉主任起草了一個縣長公餘工作方案，硬叫我參加意見，叫我替他修改。三點鐘又還有一個集會。」……
「王委員又打了三個電報來，硬要請我到漢口去一趟。這裡全省文化界抗敵總會又成立了，一切抗戰工作都要領導起來才行。我怎麼跑得開呢，我的天！」
於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車。
接下來是外貌描寫——挾著公文皮包、拄手杖戴戒指、包車必須快跑。「據這裡有幾位抗戰工作者的上層分子的統計，跑得頂快的是那位華威先生的包車。」「他的時間很要緊。他說過——‘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覺的制度。我還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時。抗戰工作實在太多了。’接著掏出表來看一看，他那一臉豐滿的肌肉立刻緊張了起來。眉毛皺著，嘴唇使勁撮著，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斂到臉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難民救濟會去開會。」
在現實生活中，其實也經常可以看到這樣一面忙、一面抱怨忙的人，或者說，我們自己也會不由自主地抱怨。中國人見面打招呼，通常是——「吃過飯了沒有？」或者——「最近好吧？」又或者——「最近忙不忙？」怎麼回答呢？看關係遠近。如果關係一般的同事、朋友，我們通常說——「忙啊，忙不過來。」其實不一定真忙。碰到好朋友，也許我們就說——「無聊，無所事事。」為什麼大部分情況我們要裝得自己很忙，貌似抱怨，實則炫耀。計程車司機、餐廳營業員，真的很忙，卻不會炫耀。顯得很忙，通常是強調有很多會要參加，忙於出差、接專案、做生意，特別是見領導。忙，說明有價值，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在學術界，在商界，尤其是在政界，在官場，忙就是一種身份一種地位。忙什麼，忙出什麼成果，反而不重要了。
晚清小說寫官員，主要描繪貪，較少強調忙。忙，作為官場時髦甚至職場美德，可能還和現代社會制度與官場問責形式有關。中國士大夫傳統，當然也有鞠躬盡瘁的例子，但太忙碌也可能代表太功利，高手能人有時故作清閒狀。華威先生的忙，是民國新官場新氣象。
但忙也好，閒也罷，官場核心還是權。權，則必須在眾人他者態度中才能確定。「照例——會場裡的人全到齊了坐在那裡等著他。華威先生的態度很莊嚴，用種從容的步子走進去，他先前那副忙勁兒好像被他自己的莊嚴態度消解掉了……什麼困難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來。他並且還點點頭。他眼睛並不對著誰，只看著天花板。他是在對整個集體打招呼。會場裡很靜。會議就要開始……華威先生很客氣地坐到一個冷角落裡，離主席位子頂遠的一角。他不大肯當主席。‘我不能當主席，工人抗戰工作協會的指導部今天開常會。通俗文藝研究會的會議也是今天。傷兵工作團也要去的，等一下。你們知道我的時間不夠支配：只容許我在這裡討論十分鐘。我不能當主席。我想推舉劉同志當主席。’」
雖然不做主席，卻能推舉主席。樣子要低調，權力要保持，這是新官場文化的第二個特徵。晚清小說裡，官員對上當然恭敬無比，但鮮有對下也裝作（哪怕只是裝作）謙遜姿態。將上下級關係的貌似平等也作為官場遊戲規則，應該也是「現代性」的追求。華威先生推舉了主席，卻要求主席在兩分鐘之內報告完，平等謙遜姿態裝得不太像，兩分鐘以後他就打斷了主席的話說——「我現在還要赴別的會，讓我先發表一點意見。」這種情況重要的不是他說什麼，而是他在顯示或驗證自己擁有打斷別人（哪怕是主席）的權力。官場裡的權力有時不在於說什麼做什麼，而在坐在哪裡，遲到早退，說話時留著人們鼓掌的時間等形式因素。
「我的意見很簡單，只有兩點，」他舔舔嘴唇，「第一點，就是——每個工作人員不能夠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緊工作。這一點不必多說，你們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們都能熱心工作。我很感謝你們。但是還有一點——你們時時刻刻不能忘記，那就是我要說的第二點。」
他又抽了兩口煙，嘴裡吐出來的可只有熱氣。這就又颳了一根洋火。「這第二點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員要認定一個領導中心。你們只有在這一個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抗戰工作才能夠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