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還真不多，就講兩點。直接道出新官場文化在「忙」與「權」之外的第三特徵，那就是「一箇中心」。第三特徵是最重要的，這也是從李伯元筆下的晚清官場，到張天翼小說裡的抗戰會場最關鍵的傳承。反覆重申一箇中心，就是不允許有反對意見。
……「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挾，瞧著天花板點點頭，挺著肚子走了出去。
可是「到門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麼事……‘你們工作——有什麼困難沒有？’他問」。人們要說，他又沒時間聽了，要人們去他家。一個長髮青年抱怨：「星期三我們到華先生家裡去過三次，華先生不在家……」華威先生說，「你們跟密司黃接頭也可以。」然後他就去了通俗文藝研究會的會場。那裡會已經開了，他拍手打斷會議，說我還有會，讓我先講兩點，又是第一，工作要努力，第二，認清一個領導中心。
五點三刻，他到了文藝界抗敵總會的會場，先和一個小鬍子密談了幾句昨晚喝酒的事情，之後主席就打斷別人發言說，讓華威先生先說，他又在講領導中心的重要性。
小說裡描寫的情況有兩種可能，一種華威先生確是威權人物，真有實權，所有這些會議非他到場不可。他到了，會議的級別就提高了，就可能有實質性的協議。他兼了這麼多的委員會，什麼事都離不開他（也說明他對別人都不放心都不放手，整天提醒大家只有一個領導中心）。
還有第二種可能：這些會他到不到其實沒多大關係，又是抗戰文藝，又是婦女，又是通俗文藝等，和黨務或軍事會議相比，似乎都也不大像戰爭年代的重要議題，只是因為他資格老、關係多，才到處要插一腳。是為了滿足個人虛榮心，也是一種官場上的浮誇作風，如此而已。越忙，越說明地位虛弱，朝夕不保，其實是官場中的弱者。這便帶出了官場形態之四：發言提議越大聲越積極，通常是越沒實權的人——這也正是官場文學與國民性主題的相通之處，或者說在官場文化中「自欺欺人，被欺者欺人」的國民劣根性秩序顛倒：看似欺人的官員，其實可能正是被人欺負（恐懼被拋棄）的人物。
小說的最後兩段尤其精彩，一個是華威先生髮現婦女界組織「戰時保嬰會」竟然沒有找他，他便十分生氣，找人來問。問話當中，聽到有個人又去了一個叫日本問題座談會。
「什麼！什麼！——日本問題座談會？怎麼我不知道，怎麼不告訴我？」更加發火了，這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
密司黃扶著他上了床。他忽然打個寒噤說：「明天十點鐘有個集會……」
最後這個細節，我們不要笑別人，也會看到自己。官場和文化、學術場域不無相通之處，都遵循官本位的基本結構原則。在同行那裡，如果聽到一個什麼學術會議，主辦方請我，我也未必去，但居然沒找我，本來應該或者可以參加的，我卻一點都不知道，沒人通知我，這時會不會有一種被忽略、被拋棄的感覺呢？
從這個角度看，華威先生不僅不是個威權人物，而且是一個害怕被人忽略、拋棄的小官僚。或者說即使是威權人物，同時也可能害怕被人忽略、拋棄。小說開篇皮包、手杖，神氣活現，到了小說結尾，在床上還要打寒戰，怕錯過了明天的什麼會議，契訶夫筆下的公務員形象，概括著官僚文化的普遍精神。官場文學一旦與國民性反思結合，小說就不僅寫華威，不僅寫國民黨，不僅寫官員。
三《華威先生》會不會被敵人所利用？
小說在抗日期刊《文藝陣地》上發表後，引發了持續兩年之久的關於「暴露與諷刺」的文藝論爭。林煥平稱讚「華威先生」，認為小說表現了一個救亡要人的典型，這類人物在現實中實在不少，張天翼小說是一個有力的諷刺。但也有人批評，早期香港作家李育中說：「在緊張的革命行進和作生死決鬥的時期，嚴肅與信心是異常需要的，接受幽默的餘暇是太少了。何況幽默有時出了軌，會鬧出亂子的，傷害著嚴肅。」
有學者認為李育中的觀點是受了郭沫若浪漫主義抗戰文學主張的影響。郭沫若當時認為抗日文藝應該正面宣傳，以鼓舞信心為主，而《文藝陣地》的主編茅盾就比較重視對國民黑暗性的寫實批判意義。抗戰初期茅盾也曾經到過武漢，董必武問他願不願意留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和政治部第三廳都需要人。茅盾說，做這種工作我是外行，我還是去編雜誌，寫小說。後來第三廳廳長是郭沫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領銜的是中立派老舍。魯迅去世以後，為什麼是「魯、郭、茅」，而不是「魯、茅、郭」呢？按照政治資歷，茅盾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文學成就《子夜》也不在《女神》之下。當時是周恩來說，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華威先生》引起的爭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茅盾和郭沫若在抗戰文藝思想上的一些分歧。
小說發表幾個月以後，增田涉將它譯成日文，在日本的《改造》期刊上發表，「編者按」藉機詆譭中國抗日，用這個小說來鼓舞日本計程車氣，所以更引起了中國文藝界的討論了：戰爭期間，暴露抗日官員都是這樣虛榮，這是否幫了敵人的忙（類似問號今日還有）？
離開特殊的戰爭背景，我們在《華威先生》裡卻可以讀到民國官場的四個特徵：忙，權，中心，害怕。
這只是抗戰中的官員嗎？這只是諷刺一個官員很忙，到處開會，看上去很重要，實則是怕失落？這樣的官員是不是跨時代的呢——到了50年代初，有人問張天翼這個問題，說小說描寫官僚主義是不是有現實意義？張天翼馬上否認說，這只是寫抗日戰爭的官員，只是諷刺國民黨的官員，沒有別的意思。
「沒有別的意思」，後來張天翼一直寫兒童文學。
季進：《夏志清訪談錄》，《當代作家評論》2005年第4期。
張天翼《華威先生》，《中國短篇小說百年精華》現代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編，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05年，475頁。以下小說引文同。
李育中：《幽默、嚴肅和愛》，引自蘇光文編：《文學理論史料選》，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228頁。原載《救亡日報》，1938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