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來源是丁玲聽到一個傳聞，「其中的主人公雖然沒有其人，不過我卻聽到過這樣一件新聞。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同志要到醫院裡去，他告訴我說，是去看一個剛從前方回來的女人，那個女人曾被日本人強姦了，而她卻給我們做了許多的工作，把病養好了以後，又派她到前方去做原來的工作。她是恨透了日本人的，但她為了工作，為了勝利，結果還是忍痛去了。我當時聽了，覺得非常感動，也非常難過。」這裡有一句話聽上去有點殘酷：「又派去做原來的工作」。後來的革命文學，一般只寫這類故事「非常感動」，張愛玲《色，戒》就主要寫「非常難過」，只有獨特的丁玲，既寫感動也寫難過。蕭軍的日記1940年8月19日也有記載了一段類似的故事：「一個從侮辱中逃出的女人，一個在河北被日本人掠去的中年女人，她是個共產黨員，日本兵姦汙她，把她挾到太原，她與八路軍取得聯絡，做了不少有利工作，後來不能待了，逃出來，黨把她送到延安養病——淋病……」蕭軍當時和丁玲關係密切，但也沒明說這是他提供給丁玲的素材或是丁玲告訴他的故事，細節上也已經和丁玲後來寫的故事有所不同。
1983年丁玲「解放」以後又回憶寫作《我在霞村的時候》，說：「文章寫了三分之二，我覺得寫得不好，就撕了，改用第一人稱。」改用第一人稱的目的是什麼？第一，有偵探小說的角度，鋪墊層層，隨著「我」的目光，一步一步慢慢揭開貞貞之謎。第二，這個觀察角度，等於看到了貞貞在她的家鄉被示眾，被圍觀鄙視，但是這個圍觀者當中也有阿桂、劉二媽等樸素的同情者，同時夾雜「我」的現代性的、知識分子的視角，只有「我」注意到鄙視貞貞的更多的是女人：這些女人因為有貞貞才看出自己的聖潔來，因為自己沒有被強姦而驕傲了。
這些女人看貞貞得到的滿足，只是「我」發現的。「我」和霞村的既投入又抽離的關係對立，也像《三八節有感》和另一篇小說《在醫院中》所顯示，某種程度上正是丁玲和延安的複雜關係。
在「我」和貞貞的交談中，貞貞並沒有太多控訴日本人暴行，反而不理解日本人也有人性的一面，比方說那些軍人為什麼藏著自己家裡女人的照片，寶貝似的。在旁邊聽的阿桂插話說「做了女人真倒霉」。「做了女人真倒霉」這句話後來被王德威寫評論的時候用作標題。貞貞很樸素地講她生病了，痛得要命，肚子裡像爛了一樣，可是還走30裡地來完成任務，「後來阿桂倒哭了，貞貞反來勸她，我本有許多話準備同貞貞說的，也說不出口了，我願意保持住我的沉默。」貞貞被這麼多村民鄙視、同情、侮辱、圍觀，只有在「我」這個外來的知識分子身上獲得了理解，所以小說裡說我們的關係就密切了，誰也不能缺少誰似的。兩週以後「我」要離開了，貞貞忽然顯得很煩躁，小夥子夏大寶還來看貞貞。「我以為我是非常的同情他，尤其當現在的貞貞被很多人糟蹋過，染上了不名譽的，難醫的病症的時候，他還能耐心的來看視她，向她的父母提出要求，他不嫌棄她，不怕別人笑罵，他一定想著她這時更需要他……」其實大寶來求愛、求婚時，心裡帶著犯罪感，因為當初是他不敢與貞貞私奔，貞貞賭氣去了天主堂，才發生了被日本人搶去的事情。
「我」臨走的時候問貞貞為什麼你拒絕大寶？貞貞平靜地說，「我總覺得我已經是一個有病的人了，我的確被很多鬼子糟蹋過，到底是多少，我也記不清了，總之，是一個不乾淨的人，既然已經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氣。」
不僅村民這麼看，貞貞也自覺自己「是一個不乾淨的人」，如果能去延安養病，在不認識的人的面前，她會比較快樂。最後，她實現了這個願望，小說結尾時，「我彷彿看見了她的光明的前途」。
小說裡貞貞、「我」和霞村構成一個三角關係。貞貞是苦難民眾，遭遇奇特命運悲慘，令人同情；「我」是幹部身份的知識分子，哀貞貞之不幸，怒村民之愚昧。這些都是「五四」以來知識分子——農民關係的沿襲。但新的因素是「霞村」。小說題目不叫《貞貞》或《貞貞的故事》，而強調「我」在「霞村」，增加了解讀的複雜性。不知是否真實地名，但字面上看，「村」是空間，「霞」是時間，「村」裡有舊生態，「霞」卻是曙光。「霞村」既存在從柳媽、閏土以來的鄉民保守愚昧，又是可以接待像「我」這樣幹部的解放區根據地，背後包含了新生的政權力量。官場政權已在現代文學中消失已久，而且晚清小說是官民對立，像「霞村」這樣的官民混雜的意象，是20世紀中國小說在1942年的「新生事物」。新政權新文化理應批判鄉民矇昧，但又要順應民風調控民情。「霞村」的內涵一複雜，「貞貞」與「我」與「霞村」的關係也變得弔詭：「貞貞」與「霞村」血肉相連，卻只有「我」這個外來人才理解她；「霞村」無法原諒接受一個慰安婦，只好讓她繼續再做間諜；「我」對於鄉民歧視貞貞很不滿，但對於去延安醫病後再去執行同樣的工作，既感動又難過，其實是對舊傳統新官方的混合體不知所措。《三八節有感》裡有批評，結果是自己被批判。《在醫院中》抱怨官僚主義，結果也無濟於事。在某種意義上，丁玲初到延安時，她和延安的關係就像「我」和「霞村」的關係：認同，但也批判。等到丁玲最後離開延安時，她和延安的關係更像貞貞和「霞村」的關係：已經血肉相連，又隱隱懷疑自己「是一個不乾淨的人」，人人都好像在幫助她，走向「光明的前途」。
王德威認為，就文字藝術的試煉而言，丁玲的小說或者流於煽情造作，但她對女性身體社會地位及意識的體驗，是有心人探討性與政治或者女性與政治時候的絕佳素材。貞貞回村被鄉親歧視，還不能宣告自己是為革命犧牲肉體。到了1958年，丁玲被批判時，《文藝報》發表了一篇文章《丁玲「復仇的女神」——評〈我在霞村的時候〉》，說丁玲把一個被日本侵略者搶去做隨營妓女的女子當作女神一般神化，而且說貞貞是一個喪失了民族氣節，背叛了祖國和人民的寡廉鮮恥的女人。原來50年代的革命理論家跟霞村的雜貨鋪老闆是一脈相承的，所用詞彙直到今天在網路上還是常常可以見到。
百年中國，百年小說，太有戲劇性了，鄙視或者批判貞貞固然是極左加封建，但讚揚貞貞犧牲身體為革命，又何嘗不隱含著女性命運與民族國家的複雜關係。和《死水微瀾》以及將來我們要讀的《白鹿原》《紅高粱》一樣，女性身體在男性社會中具有某種神話意義。日本學者中島碧在《丁玲論》一文當中說，貞貞是個慰安婦，現代文學當中寫慰安婦的作品非常罕見，《我在霞村的時候》倒是一篇。在我看來，《我在霞村的時候》代表了延安文藝的最高水平，不明白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人把它改編成電影，應該可以像李安改編《色，戒》那樣，「把病養好了以後，又派她到前方去做她原來的工作……」
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中國文化》第3卷第1期，1941年6月；《中國短篇小說百年精選》，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05年。以下小說引文同。
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中國短篇小說百年精選》，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05年，516頁。以下小說引文同。
丁玲：《關於自己的創作過程》，參見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245頁。
參見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245頁。
《做了女人真倒霉？：丁玲的「霞村」經驗》，收入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生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
《做了女人真倒霉？：丁玲的「霞村」經驗》，收入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生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
華夫：《丁玲的「復仇女神」：評〈我在霞村的時候〉》，《文藝報》1958年第3期。
［日］中島碧：《丁玲論》：「女主人公貞貞，過去曾被日本軍拉走，強行作過‘慰安婦’」，原載日本《飆風》1981年第13期，參見孫瑞珍、王中忱：《丁玲研究在國外》，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