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揚等評論家看來，《小二黑結婚》在為工農兵服務方面很有成效。「先普及後提高」，起到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目的。其實《小二黑結婚》也是「有經有權」。權宜的方面，就是符合當時邊區農村讀者的審美需求。如果說李伯元、徐枕亞、魯迅等人的假想讀者應該有中學以上文化，那麼延安文藝的假想讀者可以是小學程度。「經」的方面，其實《小二黑結婚》也貫穿了通俗文學的基本原則。在某種意義上，香港的翡翠臺，湖南的芒果臺，和《小二黑結婚》一樣，也一直貫徹《講話》的「先普及」的精神。第一，以情節主導敘事；第二，人物善惡分明；第三，大團圓結局。今天出版商判斷作品是否暢銷，第一，還是看故事，第二，判斷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重要標誌，就是有沒有絕對的壞人。曲折故事和善惡分明，從來是通俗文學兩大標誌，在這個意義上，《小二黑結婚》標誌著20世紀中國小說中通俗文學與革命文學開始合作。
雖然有善惡分明，但是讀者最感興趣的，卻還是二諸葛、三仙姑等中間人物，只有這兩個人物比較接近圓形人物。二諸葛是趙樹理寫自己父親，自然筆下留情。三仙姑當時被人嘲笑，後來人們也會思考：為什麼中年女人不能打扮，為什麼臉上塗粉就叫「驢糞蛋上下了霜」……趙樹理在50—60年代仍然一直提倡「中間人物論」，後來受到批判，因為政治潮流越來越要求文學歌頌英雄。趙樹理很有骨氣，一度被推崇為「樣板作家」，身為「趙樹理方向」，依然一直堅持自己的感覺，寫農村寫農民，可惜的是「文革」當中被批鬥致死。
三《小二黑結婚》：從寫「官」到寫「人」到寫「民」的轉折
把《小二黑結婚》放在從晚清到當代的小說人物系列裡，我們更可以看出它的關鍵性轉折意義。
晚清四大名著，主要批判諷刺黑暗社會現實，主人公是各級官員，而且貪官清官，都是壞官。民眾，不管地主還是僕人，不管是小姐還是妓女，總之是被欺負受冤屈。「民」的具體階級成分，並不細分。界限最清楚的就是官與民、官欺民、官壓民。
到了「五四」，小說人物轉了——首先官少了，幾乎沒有了。整個現代文學裡以官員為主人公的作品屈指可數，《動搖》和《華威先生》是罕見的例外。「五四」小說或者描寫官方的爪牙幫兇（康大叔、孫偵探），或者寫「仕途」如墮落者（魏連殳、狂人）。與晚清相比，「五四」作家重點寫民和官的相通之處——就是人，就是國民性。阿q是僱農，做夢也想地主女人，並驅使小d；吳蓀甫是資本家，又是失敗的英雄；覺慧、覺民與高老太爺抗爭，價值觀卻有相通之處；華威先生虛張聲勢後面是失落恐懼，等等。
《小二黑結婚》的轉折意義在於——
第一，官員又重新成為重要角色，無論是負面角色金旺、興旺，還是主持正義的區長，各有善惡使命，從此官員重回中國小說中心舞臺。而且以後在區分官員善惡時，還有好官辦壞事，或者好人變壞官（或者反過來壞官反省頓悟），或者壞官卻又幫助民眾等不同變化。總之《小二黑結婚》以後，在中國小說裡又會反反覆覆看到很多官員身份的主角，以及由他們的上下級及不同陣線所組成的「新官場」，一直到21世紀，迄今沒有衰減跡象。中國古代小說歷史悠久的「忠——奸」對立的情節模式，在晚清「新小說」被瓦解，在「五四」被轉化為「貧——富」「新——舊」或「中——外」矛盾（《子夜》），到延安又重新出現官場的「忠——奸」之分。
第二，官有忠奸，民亦兩分。小二黑、小芹先進，二諸葛、三仙姑落後。先進都是一樣的先進，落後卻有不同的落後。因為落後的後面其實有非常豐富的社會內涵：一是年輕人要反家長權威，背後是宗族祠堂文化（族權）；二是二諸葛的迷信，關係鄉間的知識和信仰系統（神權）；三是三仙姑的勢利，說明普通農民之中的窮富差異以及性別歧視。後來趙樹理的小說，還有其他寫農村的如《創業史》《豔陽天》等，作家最花筆墨的、讀者最感興趣的，就是那些落後的群眾怎麼一步步地被勸、被幫、被改造（或很難被改造）。所以好官對壞官，是政治框架；先進群眾幫落後群眾，是藝術內容。從《小二黑結婚》的人物四分法，後來發展到50年代《紅旗譜》的窮富國共階級鬥爭模式，農民「落後」的豐富內容被簡化了。直到半個世紀之後，農村中的「政權」「族權」與「神權」的複雜關係，才在90年代《白鹿原》等作品中得到高度重視。
從寫「官」到寫「人」，再到寫「民」，在20世紀中國小說的發展脈絡當中，《小二黑結婚》有意無意之中成為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周揚：《論趙樹理的創作》，《周揚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486—487頁。
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377—378頁。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475頁。
1943年9月趙樹理《小二黑結婚》由華北新華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