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一天
1952年3月22日的巴金日記
一巴金在朝鮮戰場
1952年3月22日的巴金日記，選自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巴金全集》第25卷《赴朝日記》的第一部分，這一卷裡還收錄了1960年的《成都日記》、1962年的《上海日記》等。巴金（1904—2005）的日記基本上也是記事為主，寫的時候應該也沒想到發表。《赴朝日記》的第二篇是1952年3月16日，記載巴金坐車跨過鴨綠江，「江水碧綠，水面盪漾著微波。除了橋上炸痕外，看不見戰爭痕跡……車行不到一小時，就看見美國暴行的罪證，公路旁的房屋幾乎是片瓦不存。」短短幾句話，可見作家在50年代初，真心實意與志願軍、與新政權站在一起。
這是3月22日的日記。
晨六時五十五分起，七點半下山，飯後開會討論讓彭總解答的問題，和對王、丁二位報告的意見。
志願軍王部長和丁處長，一天前給作家們做了幾個小時的戰爭形勢報告。
十時半汽車來接我們，坐在卡車中。到山下大洞內三反辦公室，等了一刻鐘，彭總進來，親切慈祥有如長者對子弟，第一句話：「你們都武裝起來了。」「你們裡頭有好幾個花木蘭。」「你們過鴨綠江有什麼感想？」談話深入淺出，深刻、具體、全面。
彭德懷當時是志願軍總司令，比巴金大六歲，此處「有如長者」，是比較尊敬的說法。「談話中甘政委和宋副司令也進來了。彭總講完後宋、甘也講了些話。宋司令講到歡迎。彭總說：‘我雖然沒有說歡迎，可是我心裡頭是歡迎的。’甘政委講話時喜歡笑。會後彭總留我們吃飯，和彭總談了幾句話。又和甘政委談了一陣，很感動。三時吃飯，有火鍋。飯後在洞口休息，洞外大雪，寒風撲面。」
1952年，戰爭其實已經進入膠著狀態。戰爭初期，1951年初，志願軍曾經佔領過漢城。後來因為歸還戰俘等問題，雙方爭執，停火協議籤不下來。「一條大河波浪寬」——電影《上甘嶺》的故事，就發生在朝鮮戰爭的後半段。天冷冬裝不足，也影響了戰事的進展。
洞中非常暖，回到洞內候五時半才放映電影，共放映《海鷹號遇難記》和《團結起來到明天》二片。晚會結束，坐卓部長小吉普回到宿舍山下。卓部長把手電借給我。雪尚未止，滿山滿地一片白色。我和白朗在山下叫趙國忠專接我們。山下積雪甚厚，膠鞋底很滑，全靠趙分段拉我們上山。剛到山上，看見山下燈光，知道別的同志們回來。休息片刻，看鐘不過九點五十分。讀俄文到十點一刻睡。睡前寫了一封家信。
以上是3月22日巴金日記全文，日記簡略記述體驗前線生活的作家們獲得首長接見，然後吃火鍋、看電影，氣氛融洽。這是一個終生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作家，在短時間裡就成為「同志」，放在歷史程式中看，還是有特別意義。巴金十來年後被批為「黑老k」，散文《懷念蕭珊》寫到他和妻子「文革」中早上醒來，互相絕望感嘆，「日子難過啊！」他去朝鮮的成果，是小說《團圓》，後來改編成著名電影《英雄兒女》，王成一句「向我開炮」，幾乎是「五四」作家所寫的唯一一篇紅色經典。「十七年」間，巴金是上海作協主席，還兼有政協和人大的工作，他的一些散文記載整天忙著，到機場接外賓，參加各種聯歡活動，還有各種政治會議。對巴金來說，幹部的工作比作家的職責更繁忙，更緊迫。《團圓》也是巴金在1949年以後最重要的小說作品。
二50年代老作家的生活常態
這不是巴金一個人的情況，而是50年代大部分知名作家的普遍情況。曹禺和老舍，40年代後期都在海外，聽到中國的訊息，先後回國。曹禺後來成為中國文聯的執行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但是他在50年代卻寫不出新戲，十分苦惱，一度只能反覆修改早年的《雷雨》《日出》，將魯大海、方達生改成地下黨，等等。
茅盾身為文化部部長和中國作協主席，第一次文代會以後，再也沒有長篇、中篇創作。50年代中期，寫過一些文學評論，把文學發展概括成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學術價值有限。葉聖陶是教育部副部長，他也不再寫那些批判小市民、解剖知識分子的小說，和一級作家張天翼一樣，轉型兒童文學。比較勤奮的「五四」作家是冰心和老舍。冰心寫了不少出國訪問的遊記，一貫光明，一片冰心，對新中國兒童教育頗有貢獻。老舍1953年當選為作協副主席，不斷有話劇新作，最出名的是《茶館》，我們在60年代會專門講老舍的一天。說是老作家，其實「巴、老、曹」在50年代也就四五十歲，和王蒙一代在「文革」後創作爆發的年齡差不多，比現在幾乎每年有長篇新作的賈平凹、王安憶等還要年輕。可是「五四」「老作家」做了領導，地位崇高，接見外賓、主持會議、視察前線，當然也起到「文藝軍隊」的作用，但作品是幾乎沒有了。
洪子誠將40年代較有文學成就的張愛玲、錢鍾書、師陀、巴金、沈從文、沙汀、蕭紅、路翎、丁玲等，稱為「中心作家」（雖然都曾以各種不同方式被「中心」拋離）。「中心」場域很快被從解放區過來的「主流作家」所取代。《中國當代文學概說》詳細列表，列出柳青、趙樹理、梁斌、楊沫、吳強、茹志鵑、浩然等31位「主流作家」的籍貫、學歷、革命經歷和主要作品，以分析這些作家的「文化性格」，這份很有結構主義閱讀效果的圖表沒有收入北大出版社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從表格上，人們可以看到幾個有意思的現象：
第一，解放區的作家，大都出身山西、陝西、河北、山東等西北或中原地區，和「五四」一代江浙東南沿海及四川作家較多，恰成對照。這種作家地域的轉換，使文學思潮文學創作，從注重學識、才情、靈感、文化傳統轉變到強調政治意識、鄉土經驗、現實鬥爭策略。文學家的這種地域轉變也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程式有關。當時老一輩革命家大都來自湖南、江浙，中年幹部不少來自北方。前些年有一屆黨代會後，好事傳媒統計政治局成員的籍貫分佈，發現山東等北方省份最多，沿海地區較少，廣東好像一個都沒有——當然，這裡有不少偶然因素，不說明什麼問題。如果讀者有興趣，對於王蒙、張煒、張承志、莫言、餘華、賈平凹、陳忠實、王安憶、韓少功、閻連科等當代作家也做一個地域、籍貫的統計，或許也會發現一些很有意思的線索。形象一點概括，現代作家是「文學北伐」，當代文學是「革命南下」。
第二，顯而易見的共同點，這些作家的主要經歷都是基層革命工作，有記者（馬烽、杜鵬程）、郵遞員（李準）、教師（趙樹理、周立波）、軍人（吳強）、文工團（王汶石、茹志鵑）等，大部分都曾有文宣工作經驗。以《小二黑結婚》的標準看，他們都是先做村長、區長級別的革命官員，然後才成為作家。所以「作家幹部化」，對這些50年代「主流作家」而言，順理成章。
第三，這些基層「官員」，一不靠「捐」，二不依「考」。和「五四」作家很多留學海歸或是大學教授不同，50年代作家平均學歷較低，除了周立波當過「魯藝」教員，趙樹理、李準做過中小學教師，賀敬之、張光年在革命大學兼過課外，其他作家和高等學歷大學教育沒有關係。但他們的底層經驗、鬥爭經歷遠遠超過他們的知識文憑和外文能力——這種情況甚至延續到80年代以後，社會經驗多於學識修養成為中國當代作家的一個基本特點，例外不多。
第四，這些作家常常一本書出名，長篇多靠集體創作機制，但獨特的生活經驗有限，藝術上後續乏力。於是便形成了「十七年」特殊的文學史現象：有名作，無名家，作品大於作家。當代文學史，需按題材歸類，無法以流派分梳。
50年代的文學生產環境有幾個特點：第一，是作協體制。第二，五六十年代特殊的稿費和版稅制度。第三，生產機制中的文藝論爭和文學批判。
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被列入「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教材系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作者洪子誠採用「一體化」的說法：「‘當代文學’這一文學時間，是‘五四’以後的新文學‘一體化’趨向的全面實現，到這種‘一體化’的解體的文學時期。」在另一篇論文裡，洪子誠解釋「一體化」的概念，認為當時「存在一個高度組織化的文學世界對文學生產的各個環節加以統一的規範、管理，是國家這一時期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覺制度，併產生了可觀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