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幹部化有三種不同方式。第一種方式就是延安及解放區作家，本來就是黨的幹部，然後從事文學創作，這是最直接最自然的作家幹部化。洪子誠《概說》專門列表，詳細列出31位「主流作家」的籍貫、學歷、主要經歷和主要作品，以分析這些作家的「文化性格」，其中小說家有柳青、趙樹理、杜鵬程、周立波、梁斌、歐陽山、峻青、王願堅、王汶石、楊沫、吳強、馬烽、西戎、李準、茹志鵑、浩然等，基本概括了「十七年」小說的中堅力量。
關於作家幹部化的第二種方式，學術界有不同看法：使國統區作家全部進入新的幹部體制，是意識形態管理？還是城市居民的單位變化？中國的作協制度部分參照蘇聯形式，作協主席第一屆是茅盾，副主席是周揚、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馮雪鋒、邵荃麟。從晚清到40年代，完全靠稿酬、版稅生活的作家很少，他們在寫作的同時，或者參與出版，或者兼職教授（吳福輝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第四章第三十二節《文人經濟狀況和寫作生活方式》中，對民國不同時期的作家生態，有頗詳細的介紹）。簡而言之，二三十年代文人收入相當於中產階級，抗戰後生活就十分艱難了。1949年後，成為作協專業作家，就是幹部，就有生活保險，有不同級別，比如文藝一級是張天翼、周立波、冰心等，二級有舒群、羅烽、白朗、陳企霞等東北作家群，馬烽、西戎、康濯等是三級。文藝一級工資高於行政七級，行政七級等於司局級或者至少是正處級。
作家幹部化還有第三種方式，就是附加「社會榮譽」：「許多知名作家，往往被委任各種機構各種社會組織（直至中央的機構）的負責人，或授予各種稱號，委以各種雖說沒有多少權力的職務。除官職外，通常可以供安排的有：從中央到各省、市婦女聯合會委員、工會委員、青年團組織的委員、政協委員、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代會常委會委員等。獲得上述職務、稱號的，當然也伴隨一系列的物質上、社會待遇上的收益。……如何不辜負這一‘名聲’與‘位置’，自然要為他們所考慮。」
50年代文學環境的另一個重要條件，是稿費、版稅制度的改革，一是稿費相對偏高，二是版稅漸漸取消。
1956年前後，制定了統一稿酬實施標準。50年代中國城市的職工平均工資是40塊左右，如果作者領取最低稿費「每千字十元」，每個月只需寫4000字，便已達到中等生活水平。今天稿費以千字兩百計算（當然可以更高，但這是我2021年發表論文收到的稿費），達到中等生活水平（2019年上海平均工資10662元）需每月發表5萬字左右，作家、學者比50年代辛苦十來倍。或者倒過來說，當時中國作家的經濟環境比同時代其他人更舒適，也比之前和之後的同行們更優渥。
要是在50年代，這位作家非常勤奮，他也寫10萬字，稿費每月1000塊——按張均的計算，《紅旗譜》作者梁斌「10萬稿酬相當於1名普通職工不吃不喝200年」。《紅巖》的作者羅廣斌、楊益言，稿費收入20萬左右。
60年代後稿費逐步降低，1966年後則取消了稿費。但1949年後中國作家的經濟狀況一度的確相對優渥（巴金是不領工資只獲版稅的特例）。更重要的是，原先稿費與印數掛鉤遞減，後來完全廢除了版稅，於是書一齣版，收入固定，與銷量無關。這個稿費制度變化對當代文學影響深遠。
50年代的文學生產環境，也有一些規律：
規律之一，文學批評跟作家身份及出版權利緊密聯絡，是一種「三合一」的綜合機制。民國作家如魯迅、郁達夫，找房子、看醫生是一回事，和出版社交涉版權是另一回事，別人怎麼評論你的作品又是一回事。在50年代，作家的個人生活和出版權利和被評論情況，緊密相關。當時最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如周揚、張光年、邵荃麟、林默涵、馮雪峰、劉白羽等，都是中國作協的副主席或黨組成員，分別負責《人民文學》《文藝報》《詩刊》等權威雜誌。從現代文學與社會的關係看，原先有報刊媒體或學校教育兩個輪子，現在兩個輪子成了一個獨輪車或「磁懸浮」。從作家選擇看，既不需擔心讀者銷量，也不需考慮大學兼職，作協讓作家的身份、收入和貢獻也「一體化」了。
規律之二，當代文學評論不僅引導而且也創造讀者。文學評論本身本來總有專家意見和讀者需求的差異矛盾，現在專家就是領導，甚至群眾意見，也可以由專家制造。洪子誠舉過一個例子，1951年6月《文藝報》第4卷第5期發表讀者李定中批評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的來信，《文藝報》加「編者按」支援這封讀者來信。「但實際上，來信與編者按都出自當時《文藝報》主編之手。……」另一方面，專家制造讀者，不僅為了忽視否認讀者的多元需求，更是為了製造文學與「人民」的天然聯絡。
規律之三，50年代如有文學論爭，雙方力量一定不均衡，不要說五五、四六，三七都不可能。一旦論爭，很快就變成一九，一是靶子，九是批判方。潛規則是對外處罰比較客氣，對內錯誤傾向懲治更加嚴峻。如果說舊時代是意識形態被動防範，當代文學則是主動管理，把所有的作家編入革命隊伍（依法管理出版，則是在80年代以後的改良與發展）。
對於巴金這一輩作家來說，50年代初期相對而言是比較和平的年代。不像二三十年代，激奮鬱悶離家出國再歸來，也不像抗戰時期，顛簸輾轉鬥爭。至少在生活條件上，比較安定，甚至優渥。可能經常要「洗澡」，要跟上革命形勢，要經受運動的考驗。寫作是有些困難，整整一代作家都基本沒有新作，除了一個老舍。他們當然不知道，再過十幾年是怎樣的情況。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概說》，香港：青文書屋，1997年，36—38頁。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前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iv。
洪子誠：《當代文學的一體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從刊》2000年第3期。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概說》，香港：青文書屋，1997年，36—38頁。
張均：《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20—27頁。
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344—352頁。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概說》，香港：青文書屋，1997年，27頁。
張均：《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33頁。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概說》，香港：青文書屋，1997年，24—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