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
「幹部」與「官場」
在中國文學史寫作上，一般古代或現代文學史，章節標題多為大家名作，比如曹植、陶潛、李白、杜甫、明代四大奇書、《紅樓夢》，或者魯迅（有時分為兩章）、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
可是各種「當代文學史」（迄今至少已有72種）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章節標題大都不用作家名字，而是先分題材，革命歷史小說、農村小說等，整個分類頗有計劃經濟的風格。一方面，的確因為五六十年代文學比較有「計劃」，有「文藝軍隊」的戰略部署與戰術策略；另一方面，今天說「有高原無高峰」或有爭議，回首「十七年」，的確是「有名作無大家」。「紅色經典」都是作品比作家有名，題材比風格重要。
《亞洲週刊》評選的「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在這個歷史階段，整整「十七年」或者「三十年」，只有兩部小說列入100強——浩然的《豔陽天》和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紅巖》《紅日》《紅旗譜》《創業史》等，是否也屬於20世紀最重要的百部中文小說——我們可以再討論。但不管怎麼樣說，王蒙這個短篇的重要性卻是毫無疑問的。
一20世紀後半葉中國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王蒙（1934—）是20世紀後半葉中國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沒有之一。王蒙在時間上貫穿始終，在每一個文學轉變階段都有作品，有評論，都引領風騷。王蒙和茅盾一樣，既懂政治又愛文學，對兩者都十分忠誠。怎麼處理文學和政治的緊張關係，是20世紀後半葉的文學家的重要課題，王蒙在這方面有比較成功的平衡和探索（雖然也和茅盾一樣，有委屈和困難）。茅盾參與過中共建黨，1949年後任文化部部長，王蒙也是文化部部長，而且是作家中極少數的中央委員。王蒙50年代就寫長篇《青春萬歲》；80年代初《春之聲》《布禮》等意識流實驗，引人關注；他的《活動變人形》，代表當時反思小說的水準；1989年有《堅硬的稀粥》，後受到批判。王蒙70歲後還不斷地推出「季節」系列長篇小說，系統回顧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史。新中國成立70週年時，王蒙是唯一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的作家。
但是這麼漫長、輝煌的創作過程，在今天乃至今後的文學史上，王蒙先生最重要的代表作，恐怕還是他20多歲時寫的短篇《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為什麼？為什麼我們認為這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最重要的一個短篇？
我的看法可能會令一些人驚訝：因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20世紀50年代的《官場現形記》——可能王蒙先生，或者李伯元醒來，都會奇怪這個聯絡，容我慢慢解釋。
二20世紀50年代的《官場現形記》
《官場現形記》，屬於「五四」以前的、中國文學前所未有後來也少見的對「官本位」社會形態的全面批判，其文學史價值長期以來被低估。無論是捐官和腐敗的必然聯絡，還是金錢在官場中的運作規則，或者師生、同鄉、親屬和性關係在政治制度裡的調節作用，乃至商業、軍隊、外交、救災等各個領域不同又相通的貪腐規則，李伯元的長篇都有鉅細無遺、一視同仁的無差別批判，並且批判還不露感情，諷刺還不顯鋒芒。小說把官場問題視為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其細節力量和現象分析，遠超過思想和時代侷限。當然，《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社會批判的廣度和細節遠遠不如《官場現形記》，但是思想高度不同。甚至，王蒙原意不在批判，而是歌頌為人民服務的幹部群體，只是稍微指出一點需要警惕、可以改進的地方。但王蒙這篇小說卻在半個世紀之後，又一次把官場置於文學矛盾中心，重新成為小說裡的中國問題的焦點。或者說得更準確一點，這不完全是王蒙的原意，這是被讀者的興趣、評論家的包圍、領導的指示、文學史的書寫，最後合力造成的一個文學史現象。
王蒙自己根本不會用「官場」這個話語。有一次和他一起做節目《鏘鏘三人行》，提到周揚50年代在文藝鬥爭中的種種策略教訓，我好奇說周揚當時會不會有仕途的考慮？比方說官職、權位等。王蒙先生當場就說：在周揚的詞典裡，恐怕沒有「仕途」這個詞彙。所以，50年代的王蒙應該也絕不會覺得他所寫的是「官場」，而是一個青年教師參加革命工作碰到的問題。小說創作原意就是警惕官僚主義，或者是檢討青年成長曆程。
李伯元他們當年認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關鍵在官場，這個想法被「五四文學」否定了（或者至少輕視了）。「五四」的視野不僅是關注「官」，也不僅是關注「民」，而是關注「人」。第一，關注個人與社會的對抗——清醒的「狂人」，孤獨的「超人」，「沉淪」的男人，還有拯救女人而失敗的知識分子。第二，觀察被侮辱者會不會也損害他人，窮到阿q、祥子，富到吳蓀甫、「財主底兒女們」，最典型的是中間狀態的李石清等。第三，體會女人們如何「從困境走向困境」。總之，從20年代到40年代，很少官員主角，華威先生、魏連殳或者病癒候補的「狂人」只是例外。少有官場舞臺。「五四」主張「人的文學」，探索官民、窮富之間相通的國民性，並不以為官民必定勢不兩立、窮富必然你死我活。「五四作家」並不認為解決官場的問題就能解決中國所有的矛盾。官員壞，當然，但換別人做官，會好嗎？革命好，誠然，但阿q的革命夢美好嗎？
「官場」在小說中重新出現是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小二黑跟小芹的戀愛遭到雙方父母反對，更遭到村幹部破壞，但最後得到「好官」區長支援，如願結婚。從趙樹理的「解放區小說」開始，小說人物有一個最基本的四分法，「好官」對「壞官」，邪不壓正；「先進」幫「落後」，民眾進步。「解放區文學」的人物四分法，在美學趣味上是晚清「官民對立」模式的重現和修正。從政治上講，「好官」加「群眾」就等於「人民」，「落後群眾」如果不跟上的話，就會失去「人民」的資格。「人物四分法」也是「人民文藝」的關鍵。
三革命機器的內部矛盾
《小二黑結婚》將晚清官場故事模式翻轉，過去官場只會壓迫人民，現在「新官場」為人民服務。官員/官場的概念，逐漸被幹部、領導、同志、公僕等新的話語所取代，隔了十幾年，王蒙寫的已全部是幹部隊伍內部矛盾，以全新語境重現官場內部「忠奸對立」的傳統模式。毛澤東在王蒙小說裡發現官僚主義問題。官僚主義這個角度，點出了幹部公僕與官員官場兩種話語系統之間的隱形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