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教師林震調到組織部工作，十分興奮，這是很有朝氣，十分正直，非常誠實的一個青年，對當時的組織部——正是管理「官場」的機構——充滿了期待，眼裡不容沙子。小說裡群眾只是背景，如麻袋廠工人、不收錢的車伕等，大部分故事都發生在組織部裡面。林震的上級是工廠建黨組組長韓常新，身材高大、衣著整潔，長得英武，但粉刺較多（「粉刺」標誌負面角色）。在工作中韓常新弄虛作假、貪圖榮譽，到麻袋廠裡瞭解建黨情況，對廠長王清泉作風問題視而不見，對廠組織委員魏鶴鳴的彙報情況不聞不聽，回頭卻能寫一個非常漂亮的、上級很喜歡的「抓建黨，促生產」的總結報告，讓林震目瞪口呆。類似的例子多了，林震就去找副部長劉世吾。
劉世吾當然是小說裡最精彩的一個人物，沒有這個人物，這部小說不會這麼出名。劉世吾也是20世紀中國小說中最重要的幹部/官員形象之一。這是一個老謀深算的副部長，深藏不露，平時裝糊塗，有條件時，辦事非常有效率，在我看來，他是一個精緻的官僚主義者。當林震因為干預工廠事務受批評時，劉世吾表揚林震動機是好的，但又說「這是一種可貴的、可愛的想法，也是一種虛妄」。林震感覺受挫折時，有個女幹部趙慧文，請林震「到我家坐坐好嗎？省得一個人在這兒想心事」（本來就是同志間的純潔關係，坐坐就真是坐坐……後來秦兆陽等《人民文學》編輯修改小說結尾，將林震和趙慧文關係向愛情方向發展了——這也是當代文學生產機制中「集體創作」的一個範例）。趙慧文家裡有小孩，他們一起聽柴可夫斯基的《義大利隨想曲》，然後就議論組織部的人事關係。
一般來說，能夠和在公司單位裡的人議論其他同事尤其是領導的是是非非，說明倆人關係不同尋常。但趙慧文和林震也就是議論而已。他們談論韓常新的問題，也講到劉世吾，說「劉世吾也有一句口頭語：就那麼回事。他看透了一切，以為一切就那麼回事」。原來趙慧文也曾經像林震一樣意氣風發、嫉惡如仇，但是在組織部日子久了，單位裡壓力大了，也就失了朝氣、激情。反過來，劣幣淘汰良幣，韓常新倒是升了副部長。後來，麻袋廠王清泉和魏鶴鳴的衝突又升級了，甚至引起黨報的注意，組織部內部就出現了爭執、僵持的局面。小說結尾，林震只好去找更大的官——周書記，「隔著窗子，他看見綠色的檯燈和夜間辦公的區委書記的高大側影，他堅決地、迫不及待地敲響了領導同志辦公室的門」。
總之，幹部之間的矛盾，不同層級總有正反雙方。廠裡有一級，組織部又是一級，說不定之後區委書記與區委常委會又有一級。官場內部的衝突，總要找更高的官員解決問題。理論上，幹部應該朝向下看，首先考慮群眾利益。實踐中，官員卻一層層往上看，先看領導意思。這種新的（是嗎）官場遊戲規則不僅出現在小說裡，也出現在小說外——小說發表後才幾個月，僅《中國青年報》和《文藝學習》就收到評論稿1300多篇，包括不少著名作家、評論家的文章，很多支援，但也有批判。李希凡說《組織部》「激烈地批評了一個黨委機關，一個具體化到北京的一個區委，甚至在它隱射的鋒芒上，還不止於此」。馬寒冰說：「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果然有這樣的區委會，中央和北京市委居然不聞不問，聽其存在，這是不能相信的，也是難於理解的。」正反雙方爭論果然一級級上升，到1957年3月16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講話既批評王蒙，更批評李希凡：「王蒙的小說有小資產階級思想，他的經驗也還不夠。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護。批評他的文章沒有保護之意。李希凡說王蒙小說寫的地點不對，不是典型環境，說北京在中央附近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問題，這是不能說服人的。」於是，爭論到此為止（馬寒冰因批評王蒙而被上級批評，承受不了壓力而自盡，再過一年，他的觀點又是正確的，王蒙被劃成右派）。
小說裡有兩個關鍵點。第一就是林震與劉世吾性格異同，一個激動、熱情，一個世故、圓滑，但他們卻心心相通。為什麼相通？原來他們都愛好文學，都愛好俄羅斯、蘇聯小說。林震以蘇聯小說《拖拉機站站長與總農藝師》當中的女英雄為榜樣；劉世吾喜歡看《靜靜的頓河》。好像在官場裡面，不管你是新鮮血液，或者是支撐的樹幹，看嚴肅文學的書都是一種有生命力的表現。所以不愛看書的韓常新，劉世吾就看不起他——這個細節，是知識分子一廂情願的官場想象，試圖證明官僚主義老將劉世吾可能曾經也有過林震般的初心。放在20世紀中國小說的脈絡中看，曾樸他們當年也相信科舉「考」出來的官總比花錢「捐」來的缺要好些。時代不同了，但是希望官員喜歡讀書，假定知識分子做官至少會好一些——這種作家與讀者的無意識文化期待仍然在延續。
第二個關鍵點是林震與劉世吾的仕途命運。如果劉世吾以前也像林震這樣，這麼激情，這麼正直，這麼勇敢，那小說是不是也在暗示，將來林震向劉世吾的方向演化、轉變也是一種不可避免，是一種規律呢？（再讀《靜靜的頓河》也沒用？）如果年輕人林震一直在官場，也必須逐漸成熟，也必然逐步世故；或者倒過來說，像劉世吾這樣的老江湖，當年也是從林震這樣的年輕人的書生意氣發展過來的，這說明——沒有林震般的「初心」，便沒有劉世吾的「成功」？還是說林震般的「初心」，必然導致劉世吾的「成功」？
王蒙20多歲寫了《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70多歲時讀老莊哲學，經驗多了，看透世事，既不忘初心，也與時俱進。重讀這篇在50年代引起巨大風波的「新官場小說」，人們第一會反省：官場腐敗，究竟是不是中國各種問題的關鍵？第二，官場異化，究竟能否避免？從林震到劉世吾的轉化演變規律，到底是不以成績而以忠誠來決定的幹部升降機制導致，還是說任何制度後面，仍然是人性的理由？林震所看到的劉世吾現象，到底是中國的特殊國情？還是負面的「普世價值」，權力必然使人世故腐化？
小說最成功之處，就在於劉世吾不是清官，也不是貪官。王蒙這個短篇既延續又突破了中國官場故事的傳統忠奸模式，將晚清小說對「官本位」現象的批判帶入了中國革命的新時期，意義深遠。這篇小說題目曾被《人民文學》的主編秦兆陽改為《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麼一來，主語就是「青年人」了，可以讀成一部成長小說，是一個年輕人參加革命（或者進入公司）的必然歷練過程：堅持理想和原則，還是適應環境而生存？而原題《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主語是「組織部」，這是更明顯的官場小說，也是50年代最早描寫革命機器內部矛盾的小說。作品涉及的官僚主義等問題，有點超前，也可能超過王蒙自己的預期。
這是筆者在2010年做的不完全統計，參見《四部當代文學史》，王德威、陳思和、許子東主編：《一九四九以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83—85頁。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上的講話（後改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3月12日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中都談到王蒙小說發現官僚主義問題。參見黎之：《回憶與思考：1957年紀事》，《新文學史料》1999年第3期。
參見洪子誠：《百花時代》，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116—117頁。
李希凡：《評〈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文匯報》1957年2月9日。
參見洪子誠：《百花時代》，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112頁。
同上，113頁。
同上，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