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穀融《論「文學是人學」》
50年代的文學評論
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比較能夠代表50年代中國文藝界狀態的小說，錢穀融先生的《論「文學是人學」》是比較能夠代表50年代中國文藝界狀態的評論。我這樣說，不是因為錢先生是我的老師，而是從當代文學史發展的角度立論。錢穀融先生（1919—2017）一生著述不多，但在學術界威望很高。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兩本——1957年寫的長篇論文《論「文學是人學」》，和兩三年以後寫的評論集《〈雷雨〉人物談》。《〈雷雨〉人物談》屬於現代文學研究，錢理群稱讚錢穀融先生引領現代文學研究中的藝術審美學派（相對王瑤、李何林、唐弢等人的社會政治研究主流學派而言）。但錢先生更重要的作品是《論「文學是人學」》。
1957年初，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中央號召，華東師大召開一個科學討論會，當時的中文系主任許傑先生，動員中青年講師錢穀融寫篇論文。之前錢先生很少寫文章，結果一寫就是幾萬字，1957年5月5日在上海的《文藝月報》（《上海文學》前身）全文刊出。當天上海的《文匯報》第一版就發表了題為《一篇見解新鮮的文學論文》的報道，不久就有了批判文章。洪子誠後來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第三章《矛盾與衝突》的第三節《對規範的質疑》裡這樣記錄：
1956年到1957年春天……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關切中國文學前景的作家，對50年代以來的文學落後狀況表示不滿，指出「我們的文壇充斥著不少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的、概念化的作品」，有思想深度和藝術魅力的作品並不多見。他們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嚴重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束縛所致。
而教條主義的表現集中表現在以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不合理的「定義」作為我們創作和批評的指導原則，同時也表現在對《講話》的片面和庸俗化的理解。
這一時期，提出重要問題、影響較大的理論文章有：秦兆陽《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人民文學》1956年第9期），陳湧《為文學藝術的現實主義而鬥爭的魯迅》（《人民文學》1956年第10期）……錢穀融《論「文學是人學」》（《文藝月報》1957年第5期）……鍾惦棐《電影的鑼鼓》（《文藝報》1956年第23期）……
在教科書提到這些50年代反主流的文章裡，錢穀融先生的論文最有理論性和系統性，所以要想了解那個時代的中國文學，此文必讀。
一文學的目的是寫人，還是反映現實？
先不講背景，直接讀文章。把「文學」稱為「人學」，原是高爾基的建議。當然，如果從西方現代文藝理論的角度來講，「人學」到底是科學還是藝術？很難回答。錢穀融認為，「文學是人學」，是理解一切文學問題的總鑰匙。他的論文分成四個部分，涉及當時，甚至說也是今天中國文藝理論介面對的幾個基本問題。
第一，藝術家的目的、藝術家的任務，到底是寫人呢，還是反映現實？
蘇聯理論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說：「人的描寫是藝術家反映整體現實所使用的工具。」這就是說，文學的目的是寫現實，寫人是一個工具。錢穀融先生不同意這個基本定義，他認為：「這樣，人在作品中，就只居於從屬的地位，作家對人本身並無興趣，他的筆下在描畫著人，但心目中所想的，所注意的，卻是所謂‘整體現實’，那麼這個人又怎麼能成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著自己的真正的個性的人呢？而且，所謂‘整體現實’，這又是何等空洞、何等抽象的一個概念！」
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當時是權威教材，任何疑問或挑戰，都需要極大的學術勇氣。錢先生馬上補充，說自己並不反對文學反映現實，他反對的是「把反映現實當作文學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務；尤其反對把描寫人僅僅當作是反映現實的一種工具，一種手段」。他的文章以極簡單的方式，直接切入了一個非常複雜的理論或政治問題。在一個大家都想做「劉世吾」，同時容忍「韓常新」的文壇理論界，突然闖進了一個新人——這也是「理論界來了個年輕人」。
文學的目的是寫現實，還是寫人？thisisaquestion！
第一，要分主客觀。客觀上，文學總可以幫助人們認識現實、瞭解社會，反映時代。我們重讀百部小說，也企圖閱讀小說中的「中國故事」。但這都是文學的客觀效果。猶如花必有顏色，花卻不只為色而開。作家主觀的創作動因是什麼？從魯迅到沈從文到張愛玲到錢鍾書，他們的主觀動因是要反映百年來或者其中某一年的社會整體現實？還是描寫具體的人，解剖人的階級、民族、身份與人性的關係？按錢穀融的說法，只有寫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著自己的真正的個性的人」，換句話說，只有寫出了賈寶玉、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阿q、七巧等，才有可能說這是文學，才有可能讓人們去看這些人背後的社會、時代，甚至可以在這些人身上看到不同的社會和時代。
總之，作家寫人，不只是手段。
第二，除了主客觀的分別，還可以看論者到底是從文學出發，還是從社會學、政治學或歷史研究出發。從文學出發，寫人就是目的；從其他的學科出發，從政治需求出發的話，那人，包括文學，也可能是工具手段。
第三，除了主客觀和出發點以外，「工具手段」在當時其實是特別的，觸及50年代「文學要成為鬥爭工具」的政治現實。錢先生或者是書生意氣，有心挑戰，或者是不懂世故，誤闖雷區。從國家意識形態管理層面重新檢討文藝界的「階級鬥爭工具論」，那是1978年以後的事情（有意思的是，也是《上海文學》率先發表題為《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說》的文章，大背景是撥亂反正）。錢穀融先生質疑文學是否應該成為工具是在1957年，確實有點超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