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錢先生自己而言，他只是講述自己理解的藝術原理。他以李後主為例，李後主只是寫他的悲傷心情，別人可以在他的詩裡讀出那個時代乃至超越時代的悲傷。倘若李後主為了寫時代而寫他自己，可能會有點假。人一假，時代也真不了。
第四，想深一層，為什麼要強調文學必須寫人？為什麼要懷疑文學反映「整體現實」的功能？這裡有沒有一種藝術家的無奈？假使作家很想反映現實，可是他眼中的現實與別人或主流看法不同，怎麼辦？對「土改」「大鳴大放」「大躍進」等，作家個人有評論的權利嗎？或者說你看到的只是區域性，不夠整體，不夠典型，那什麼人，怎麼樣，才能把握「整體現實」？作家如果沒資格、做不到，所以不如在技術和策略上強調寫人，寫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體的人，他才可能有更多的話語權。
當然，潛臺詞，策略表達，也許都不是錢先生的初衷。幾十年以後，我們站著說話不腰疼。在1957年，錢先生文章的鋒芒，令人驚訝。所以，不少同行批判他，也欽佩他。換個角度，幾十年後再回首，誰知道我們現在是站著，還是用什麼別的姿態在說話。我們自己是看不到的。
二文學與人道主義的關係
錢先生的文章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討論文學的目的，寫人還是寫現實。第二部分討論文學與人道主義的關係。50年代強調「文藝軍隊」的戰鬥任務，要改造作家的世界觀。但是文學史上有不少例子，顯示世界觀與創作成就不一定有必然聯絡。最多人談論的例子是托爾斯泰與巴爾扎克，政治傾向都比較保守，文學成就卻很高。怎麼解釋？當代作家也有類似困境，曹禺1949年以後，思想進步了，卻反而寫不出像《雷雨》《日出》這樣的作品。錢穀融的文章花了很大的篇幅，嘗試解釋思想和作品之間的關係。王智量等學者認為是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戰勝了保守的世界觀。錢先生認為是人道主義精神起了關鍵的作用。為什麼托爾斯泰原本要批評一個蕩婦，卻寫出了不朽的女性形象——安娜·卡列尼娜？因為人道主義是文學作品的底線，人道主義比現實主義、人民性等其他評論標準，更普遍地滲透在幾乎所有的經典文學中。這個討論不僅在50年代有挑戰性，而且也可回溯到30年代初的文藝論爭。歸根究底，所有文學都會既寫到人性又寫到階級性，問題還是像「文學的目的，是寫人，還是寫現實」一樣弔詭。通過人性而寫階級性，還是通過寫階級性而透析人性，不僅是抽象理論問題，也是20世紀中國小說從晚清到「五四」再到延安反覆變化之中的一條邏輯主線。
三什麼是「典型」？
錢先生的論文的第三部分，討論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理論問題，第四部分，轉到了當時文藝界的一個熱門課題——什麼叫「典型」？其實，典型問題，與階級性人性直接相關。一個人物的典型意義，是否只取決於他的階級身份？錢先生直接提到當時已經引起爭論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有人因為這篇小說把一個老幹部劉世吾寫成了一個對一切都處之泰然的官僚主義者，就指責作者‘這樣來刻畫老幹部老同志，簡直是對老幹部的汙衊’。這種論調，難道不是和把典型歸結為一定社會歷史現象的本質的理論相一致的嗎？」到底什麼是「典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魯迅說過，他的人物「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有人覺得魯迅強調的是典型的共性意義。歌德說這是從一般到特殊。他自己更主張文學應該從特殊到一般。從一個獨特的個體，深挖下去，不用去想這個人有沒有代表性，是不是典型，或者它能不能反映「整體現實」。在文學當中，只要描寫的人物有真正獨特的個性，必然會有某種典型意義。這是錢穀融反覆強調的文學信念。
這種典型論和前面的文學目的論相關呼應。在論文的最後部分，錢穀融先生花了不少篇幅，以阿q這個典型的文學人物，來闡發他對階級論、人性論、文學典型的看法。50年代，中國不少評論家，當時正為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而苦惱。「何其芳同志一語中的地道出了這個問題的癥結所在：‘困難和矛盾主要在這裡：阿q是一個農民，但阿q精神卻是一個消極的可恥的現象。’許多理論家都想來解釋這個矛盾，結果卻都失敗了。」
錢先生概括當時關於阿q的爭議：第一，說阿q是農民的典型，這是對勤勞英勇的農民的侮辱嗎？第二，將阿q歸為落後農民的典型，「幸虧沒有人肯自居於落後農民，否則也會有人出來要抗議」。第三，馮雪峰把阿q和阿q主義分開來看，阿q主義屬於封建統治階級，阿q自己是樸素的農民。第四，李希凡說：「魯迅通過僱農阿q的精神狀態，不僅是為了抨擊封建統治階級的阿q主義，更深的意義在於控訴封建統治階級在阿q身上所造成的這種精神病態的罪惡。」何其芳、馮雪峰、李希凡都是50年代的權威學者，卻在當時困入這種層次的學術陷阱。錢穀融詳細分析圍繞阿q典型性的各種觀點，目的是要說明：一個人物的典型意義，並不一定等於階級性。現實中、歷史上，人的個性、人性與階級性、民族性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把每個階級的人物只寫成一個典型，一講地主，就是黃世仁，一講叛徒，就是甫志高，典型是典型了，但是文學性就消失了。
錢穀融的文章很長，好幾萬字，邏輯嚴謹，旁徵博引，充滿理論自信與學術激情，實在不像他後來做我們老師時候的散淡、瀟灑。錢先生晚年一直因散淡人生、瀟灑風度為人稱道，他最喜歡讀不同版本的《世說新語》。只有重讀他的《論「文學是人學」》，才知道先生也曾經年輕過，也曾經那麼有鋒芒。這種赤子之心，這種學術鋒芒，其實晚年都在，只是表面看不見。重讀《論「文學是人學」》，我們可以回到那個時代，體會以文學寫人、在文學中承載人道主義，也曾是一種「艱辛探索」。
1957年，同系的許傑、徐中玉、施蟄存都成了「右派」，錢穀融先生倒沒有被「錯劃」。有兩種說法，一種據說是當時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指示，不要都打成「死老虎」，留兩隻「活老虎」以後好批判（另外一隻就是復旦大學的蔣孔陽教授）；另一個傳說，說是周揚指示保護的，好像周揚心裡其實頗同意，至少是同情錢穀融的觀點。
回到錢先生的說法，其實，他只是表達他「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著自己的真正的個性」的思想，至於這篇文章引起的反響，怎麼反映50年代的「整體現實」，大概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錢理群：《讀錢穀融先生》，《文藝爭鳴》2017年第11期。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46頁。
錢穀融：《論「文學是人學」》，原載上海《文藝月報》1957年第5期，作為附錄收入《「論‘文學是人學’」批判集（第一集）》，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
評論員：《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說》，《上海文學》197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