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紅旗譜》
農村階級鬥爭模式
《紅日》《紅巖》《紅旗譜》《創業史》及《青春之歌》，是1949—1966年最主要的文學成就。在《亞洲週刊》評選的「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中，這些作品全部沒有入選。也許當時海內外專家評委覺得這些小說的藝術價值，夠不上「100強」標準。但是從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角度看，尤其是當我們試圖通過小說來講述「中國故事」，「三紅一創一歌」是一個不可忽視、不可遺忘的板塊。
一貧富矛盾與國共鬥爭
《紅日》《紅巖》《紅旗譜》都是「革命歷史小說」，黃子平在這六個字中間加了兩個點，「革命·歷史·小說」，一個文類概念變成了三個不同範疇：革命與歷史的關係弔詭，歷史與小說的界限微妙，革命與小說的緣分更值得玩味。按照黃子平的概括，「革命歷史小說」就是「講述革命的起源神話、英雄傳奇和終極承諾，以此維繫當代國人的大希望與大恐懼，證明當代現實的合理性，通過全國範圍內的講述閱讀實踐，建構國人在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體意識」。「三紅」任務相同，但又有分工：《紅日》描繪軍事勝利，《紅巖》強調道德信仰，《紅旗譜》說明民心歸屬，主要敘述中國農民為什麼會在歷史發展中選擇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從故事的時間上看，《紅旗譜》最早，寫的是20年代到30年代抗日前的北方農村。從故事的內容看，《紅旗譜》涉及中國革命當中最重要的農民問題。後來的《創業史》《豔陽天》，以及80年代以來的《紅高粱》《古船》《白鹿原》等，其實都在延續或改編或重寫《紅旗譜》的故事。
梁斌（1914—1996）的《紅旗譜》表面寫兩家窮苦農民和一家地主豪門之間兩三代的恩仇爭鬥，實際寫北方農村的階級矛盾如何被引向政治鬥爭。小說有個序曲，大概20多年前（清末民初），地主馮蘭池要砸掉防汛堤上的明代古銅鐘。砸銅賣錢，藉機強佔40多畝「公地」。公地並不屬於國家，是當地四十八村村民從前集資購買，古銅鐘就是購地證明。農民朱老鞏，見義勇為，赤膊上陣，拿鍘刀護鍾。嚴老祥也揮斧助戰，四十八村村民都來圍觀。在小說裡，在改編電影裡，這都是一個非常戲劇性的經典場面。
馮蘭池找來地主嚴老尚，騙走朱老鞏，古鐘還是被砸。朱老鞏吐血而死，女兒也自殺，兒子朱小虎離鄉背井闖關東。關於古鐘，小說裡沒有細說，各種文學史和評論也很少提及，其實被砸掉的古鐘有某種象徵意義，代表了一種傳統鄉村民間社會的秩序和契約，或者說標誌了不同階級面對河水災難的一種合作關係。古鐘一毀，預示著窮富的矛盾從此不可調和。
小說開篇朱小虎已經40多歲，改名朱老忠，從關東回來，帶著老婆貴他娘和兩個兒子。此時嚴老祥的兒子嚴志和，走投無路正想闖關東，被朱老忠勸下，說關東也沒有窮人活路，而且馮家砸鍾之仇未報，心有不甘。陳平原曾經總結過中國曆代武俠小說的三種主題，第一是「平不平」，第二是「立功名」，第三是「報恩仇」。只有「報恩仇」，才能最大限度拉長小說情節，增加故事動力，給人物行動以足夠持久的道德理由。朱嚴兩家與馮家本已階級對立，再延續砸鍾世仇，兩家後來兩肋插刀不變色，明是階級友誼，暗是俠義道德。
小說男主角，當然是堅決反抗、豪爽仗義、有勇有謀的朱老忠。馮牧說他「是一個兼有民族性、時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不僅繼承了古代勞動人民的優秀品質、古代英雄人物的光輝性格，而且還深刻地體現著新時代（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革命精神。」小說把所有優秀品質都堆在朱老忠身上，中國農民其他還有什麼不那麼優秀的地方，就找膽小怯懦的嚴志和、眼睛看不見的朱老明、「封建」固執的老驢頭或喜歡吹牛的馮大狗等人來分擔。在這部經過反覆修改的集體創作中，朱老忠不會犯錯，嚴志和老實巴交。嚴家兩個兒子運濤、江濤，是革命主力，兩人相貌接近，性格上也幾乎沒有分別。朱嚴兩家是小說中的窮人代表。對立面馮老蘭，就是當年砸鐘的馮蘭池，現已60多歲了，絕對的反派，在小說裡沒做過一件好事，甚至對自己做的任何壞事也沒起過任何的懷疑——這是「五四」小說裡所沒有的人物。現代文學中，傷害子女的七巧，最後手鐲「推」到手臂上，也有她的可憐；周樸園對侍萍的虛假懺悔，可能弄假成真。可惡人物亦總有可憐或至少可理解之處，50年代的地主就是劉文彩、黃世仁，還有馮老蘭。馮老蘭除了整天在陰暗的大院裡算賬，算計農民、求財、巴結官府以外，還好色，看中良家民女，還要霸佔村民養的小鳥，總之，絕對反派。
到了80年代以後，《古船》《活著》《白鹿原》《生死疲勞》也都熱衷於寫地主，卻又是另外一些不同寫法了。那是後話。
馮老蘭次子馮貴堂，讀過「法科」，當過軍官，還有點「新思想」，拆了家族祠堂辦學校，對於農產品生產銷售，也有一點科學改革的想法。當然在維護家族利益上，他和父親立場一致，因為和保定衛戍司令是同學，直接聯絡地主階級和國民黨官僚，所以他的力量比馮老蘭還要大。
朱老忠回來以後雙方初次較量，竟然是因為一隻鳥。運濤偶然捕獲了一隻漂亮、名貴的鳥，同村少女春蘭為鳥籠繡了一個美麗的套。鳥在集市上可以賣不少錢，大家競投，出錢最多的就是馮老蘭。運濤、大貴一看馮老蘭要買，故意不賣。地主託人來勸：老蘭想要這個鳥，你送他吧，留個人情。他們不肯，結果鳥被貓吃掉了，是大貴的疏忽。而運濤說，你疏忽了，那也沒辦法，我們原諒。
這個情節不是「一石數鳥」，而是「一鳥數石」，既重新點燃了農民和地主之間的舊仇新怨，又加固了兩家農民之間的義氣情誼，還透露農民、地主居然有玩鳥的共同興趣（到60年代這樣的細節應該也要刪改的）。
馮老蘭當然記仇，不僅因為一隻鳥，而且因為丟面子。不久軍隊抓壯丁，他就把朱老忠的長子大貴點出去。朱老忠想，兩家四個兒子，有人會武也是好事。他還支援運濤、江濤去讀書，好像有長遠復仇計劃——有文有武。運濤和村裡女孩春蘭要好，家人不準。春蘭爸老驢頭，一來嫌運濤家裡窮，二來看不慣男女青年自己要好，就痛打女兒，把她關起來。這時馮老蘭也貪戀春蘭漂亮，派人許諾送車、送牛等，要春蘭做小。老驢頭也不答應，說輩分不對。春蘭是《紅旗譜》裡形象最鮮明、情感最矛盾的一個人物，真心喜歡運濤。運濤識字，能讀《水滸傳》，認識了高小教員賈湘農。賈湘農其實是地下黨縣委書記（作家梁斌當時也是這個身份），祖父也是農民，但父親是工人（符合先鋒隊的標準），本人坐過牢。運濤在賈湘農教育下，覺悟提高很快，某天突然失蹤——去了南方參加北伐，臨走和家人都沒說，獨獨跟春蘭告別：「希望你另找一個體心的人兒……」春蘭急哭了，「你革起命來，就有好光景了，還看得起我窮人家閨女。」這時運濤才明白春蘭的性格，瞪起眼睛說：「不管你等不等我，我一定要等著你！」鄭重其事的山盟海誓，通常預示不幸、意外。失蹤半年後，運濤突然來信，說在南方參加革命軍，當上了見習連長。嚴志和對朱老忠說，嚴運濤做了官啦，當上連長啦！一下子嚴家在村裡的地位瞬間提高，連春蘭她爸也換了臉色，「他‘革’上‘命’，也做上官了」，這是農民對革命的理解。整部小說中，這是朱嚴兩家最快樂的時光。想象兒子在遠方的軍威，盼望革命軍快點北上。但是北伐軍中途「清黨」，運濤是以共產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軍隊的，於是被捕，還被押到濟南監獄。
訊息傳來，嚴家陷入災難。運濤想見家人，怕以後見不著了。家人不只想見面，還想要營救。此時江濤已入保定第二師範，求老師給長官寫信。嚴老師的女兒喜歡江濤——後來不少「紅色小說」都有這類橋段，名人士紳富家女兒，常常不理門當戶對的追求者，執意喜歡冒險革命的青年。
問題是探監救人都要錢，聽到孫子出事，嚴志和老母氣急去世，家裡又要辦喪事，又要救兒子，要借錢，怎麼辦？
濤他娘說：「一使賬就苦了！」……一家人沉默起來，半天無人說話。江濤想：「上濟南，自己一個人去，覺得年輕，沒出過遠門，沒有經驗。要是兩個人去，到濟南的路費，再加上託人的禮情，再加上運濤在獄裡的花銷，怎麼也掉不下一百塊錢來。家裡封靈、破孝、埋殯，也掉不下五十塊錢……」
嚴志和想：「一百五十塊錢，按三分利算，一年光利錢就得拿出四五十塊。這四五十塊錢，就得去一畝地。三年裡不遇上艱年還好說，一遇上年景不好，房屋地土也就完了。要賣地吧，得去三畝。」
濤他娘想：「使賬！又是使賬！伍老拔就是使賬使苦了。他在老年間，年頭不好，使下了賬。多少年來，利滾利，越滾越多，再也還不清了，如今還馱在身上，一家人翻不過身來。」
這段文字將一個農民家庭的困境、絕境，寫得一點也不誇張。無奈之中，他們只好找馮老蘭，馮老蘭因「鳥」記仇，當然不借。最後嚴家忍痛賣了三畝寶地。嚴志和病了，朱老忠和江濤去探監，通過關係，好不容易進到獄中，只見到運濤慷慨激昂喊口號，義正詞嚴表忠心。「打倒刮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讀者看了這段，當然佩服他的革命豪情，但也忍不住想：你知道你家人為了來看你，賣了地呵……運濤又對江濤、忠大伯喊，「叫春蘭等著我，我一定要回去，回到鎖井鎮上去，報這不共戴天之仇！」
全知全能的敘事者告訴讀者，這時候朱德、毛澤東剛在井岡山會師。運濤和朱嚴兩家還要等很多年。
二農民抗稅與城市學潮
運濤入獄關在濟南大牢，江濤接替了運濤的工作。兩人外貌、性格、身份都很像。賈湘農派江濤回鄉，進行「反割頭稅鬥爭」。這是梁斌親身經歷過的一個真實事件。「割頭稅」就是突然新加的一個稅項，農民每殺一頭自己養的豬，都要另交幾塊錢。稅名義上給政府，實際是承包給地方富豪來收稅。比如馮老蘭保證向上交4000塊，實際上能收到上萬元。
農民已經要交各種地租、雜稅，面對新稅，一般農民也只能忍氣吞聲。江濤、朱老忠串聯村中一些農民，大家覺得此事不平，一起鼓譟，形成了氣勢。大貴當逃兵回來，就在自家門口架殺豬鍋。本來馮老蘭派人架的殺豬鍋要收稅，但大貴他們說，我們殺豬免費，不收錢。這就形成對陣之勢。
通過反割頭稅，小說寫出農民被共產黨「鼓動」，不是因為政治口號，而是因為經濟實利。殺豬新稅是政府通過尋租承包等契約形式聯手富人欺負百姓。也就在「反割頭稅」過程當中，運濤坐牢已經一年，這時村裡有農民要給大貴說親。說誰呢？說春蘭。
老驢頭說：「老明兄弟！可輕易不到我門裡來……」朱老明說：「我衣裳破，瞎眯糊眼的，進不來呀！」老驢頭說：「算了吧，你的眼皮底下哪裡有我老驢頭啊？」朱老明說：「今天來，有個好事兒跟你說說，你喜歡哩，咱就管管，不喜歡也別煩惱。」老驢頭呲出大黃牙說：「你說吧，咱老哥們有什麼不能說的。」朱老明說：「咱大貴回來了，我說給他粘補個人兒，想來想去想到你這門裡……」朱老明和老驢頭說著話，他不知道春蘭就在炕那一頭，做著活聽著。她聽來聽去，聽說到自己身上，心上一下子跳起來，一隻手拿著活計，一隻手拿著針線，兩隻手抖顫圓了，那根針說什麼也扎不到活計上。
這是非常傳神的語言，非常精彩的情節。運濤坐牢，無期徒刑，村裡人也是實心實意為春蘭好，不能一直等，等得年紀大了。朱老忠在村裡有點威望，兒子大貴又老實又強壯，本來春蘭也應該動心。可是運濤在牢裡剛剛一年……接下來村裡所有利益相關者——朱老忠、貴他娘、嚴志和、濤他娘、江濤、大貴自己，人人都得對「粘補」這件事表態，人人都很為難。每個人表態的過程，是《紅旗譜》中最精華的段落。對朱家來說，有人幫自己兒子找媳婦，好事；而且春蘭，他們都很熟，關係密切。但是又很為難——運濤兄弟還在牢裡，能把他的媳婦娶過來？如果問嚴志和、濤他娘，他們嘴裡也說好，因為兒子「無期」了，不能讓人家女人一直等下去。可是嘴裡說好，心裡都不樂意。大貴雖然喜歡春蘭，覺得是個好媳婦，可是不好意思說。江濤是讀過書的人，更難表態。不知道是樸素的農村道德，還是愚昧的人倫關係，總之是一種錐心痛苦的選擇。當然最難的是春蘭，春蘭嘴裡一口否認，這件事，直到整部小說完結，都是一個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