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主要人物，革命者運濤，大地主馮老蘭，逃兵大貴，都圍著同一個女人。類似情節《死水微瀾》有先例，後來《白鹿原》田小娥更加厲害。為什麼在鄉村故事而且是「史詩」裡，總會出現「一女多男」的情節結構？有多少是現實依據，有多少是讀者需求？值得探討。
「反割頭稅」從鎖井鎮蔓延到了縣城，變成群眾大會，嚴知孝老師的女兒嚴萍，看到江濤能在眾人面前演講，激動佩服。開會，慢慢又演變成遊行，街上商店也停下來，有人撒傳單，從殺豬稅聯絡到其他地租、高利貸……漸漸地，口號就走向政治化，「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土豪劣紳！」同樣的混亂場面茅盾早在《動搖》中就描寫過，那是真的混亂，50年代《紅旗譜》重新描述的混亂只是表象，背後是黨的精心計劃。縣裡的保安隊也阻止不了群眾，人們知道保安隊不敢真的動武。遊行示威成功，縣長宣佈暫緩稅項，馮老蘭遭受損失。從經濟不滿到政治集會再到遊行再到衝突等景象，後來中國的讀者都很熟悉。
在運動當中，江濤和賈湘農關係非常親近。但小說中有一段，有點令人困惑。
他（賈）拿起江濤兩隻手在火上烤著，問：「嗯，你那位女同志，她怎麼樣？」又扳起江濤的臉來看了看。他們有一年不見了，今天見了面，心上很覺高興。流露在他們之間的，不是平常的師生朋友的關係，是同志間的友愛。他幾次想把嘴唇親在江濤的臉上，見江濤的臉頰靦腆地紅起來，才猶疑著放開。說：「告訴我，嚴萍怎麼樣？」江濤歪起頭看了看，說：「她嗎？還好。你怎麼知道的？」賈老師笑著說：「我有無線電，你的一舉一動我都知道。」
這兩位是同志，還是「同志」？同志間的友愛，要把嘴唇親在他臉上？
兩人還有一段對話更加精彩。「反割頭稅運動」成功了，農民殺豬不用交錢了，江濤突然問賈湘農。「鬧騰了半天，我還不明白，這個運動的目的是什麼？」
賈老師揚了一下眉毛，笑了說：「運動在目前是為了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嘛。組織起來向包商主，向封建勢力進行鬥爭，他們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將來要在運動裡吸收一批農民積極分子，打好建黨的組織基礎。」
江濤又問：「落腳石呢？」
賈老師伸出一隻拳頭，猛力向下一捶，說：「還是一句老話，最終的目的是起義，奪取政權哪！是不是這樣？」
也就是說，農民反割頭稅，是為了不用交錢。賈湘農反割頭稅，是為了奪取政權。江濤處在兩者中間，「鬧騰了半天」，始終不知為了什麼。
「反割頭稅」是成功的，接下來「二師學潮」卻是失敗。小說隨著江濤的足跡，從農村寫到了城市。一些主張抗日的武裝學生，被國民黨軍隊包圍在保定二師校園裡，雙方僵持不下。學生們沒有食物，出去搶東西，也靠外面的群眾「飛餅」——從天上丟一些餅給他們吃。江濤想通過鄉親馮狗子逃出去，又利用女友嚴萍的關係，請老師嚴知孝找衛戍區的司令陳貫群說情，但都不成功。在學生們準備強行突圍前，軍隊開始進攻。梁斌本人並沒有直接看到血腥的「七六」慘案，他依據同學們的第一手材料，在書的最後部分描寫了悲慘結局，有十七八個學生死亡，五六個受傷，三十多人被捕，包括江濤。朱老忠、嚴志和也趕到現場，但兩個老農民幫不了任何忙。這是「紅色經典」當中很少沒有光明結尾的作品。
三農村階級鬥爭的「紅旗譜」模式
怎麼評價這部小說？
第一，《紅旗譜》提供了一種頗有文學史意義的農村階級鬥爭模式。晚清小說寫官場壓迫民眾，但農夫、妓女、地主、僕人都包括在「民眾」裡面。「五四」小說淡化官場，也寫農民被壓迫，但較少寫反抗。《小二黑結婚》幹部重登文學舞臺，不僅官分好壞，農民也分先進落後。「人物四分法」到了《紅旗譜》規模擴大，結構簡化。二諸葛的落後，本來與父威「族權」迷信「神權」有關，三仙姑的落後，則牽涉鄉間貧富勢利，這些農村社會各階級分析的細微之處，在《紅旗譜》裡，都被主要矛盾線索而簡化了。《紅旗譜》是長篇小說，明明有很多實在的細節，比如砸鐘關系祠堂宗族文化，馮老蘭兒子還想改變鄉村生產方式，嚴志和、朱老明、老驢頭、馮大狗等農戶至少也有中農、貧農、傭農之分別……但是小說將這些較複雜的階級秩序民俗矛盾，迅速概括為窮富矛盾與國共鬥爭的邏輯關係。《紅旗譜》的農村階級鬥爭模式本來至少有六個基本要素：窮苦農民、新式學校和地下黨，對抗地主加祠堂加國府。但小說淡化了祠堂文化的功能，又直接描寫小學老師就是地下黨。《紅旗譜》的這種農村階級鬥爭模式，後來被不少作品重複、增補或者顛覆。《紅高粱》在農村社會六元素之外，重新復活了第七種人——土匪，從而救活了革命歷史題材。《白鹿原》則將這六個要素重新組合，地主也靠國民黨政權，窮人也跟共產黨革命，但是學校教育和宗法祠堂卻從對抗轉為聯手，於是「政權」「族權」「神權」在鄉土層面互相制約。這些20世紀後期的重要作品，都是從《紅旗譜》模式的基礎上演變發展過來的。
第二，《紅旗譜》不僅寫農村「反割頭稅」的勝利，也表現了城鎮「二師學潮」的失敗。尤其是學生與軍隊血的對抗，省委撤退指令，是否太晚？賈湘農書記有沒有預想到最後結局和代價？作家其實明知這是30年代王明路線的「左傾盲動」，但在50年代仍然選擇歌頌英雄。一方面《紅旗譜》客觀展示了革命歷史中的錯誤與代價，另一方面小說還是將教育功能置於歷史真實之前。歸根到底，「革命歷史小說」，也是「革命教育小說」（《紅旗譜》《紅巖》《創業史》都由中國青年出版社組織出版）。
從藝術標準看，小說主要人物如朱老忠、馮老蘭，非黑即紅，非邪即正，都是型別人物，幾乎沒有內心矛盾和性格轉變。江濤、運濤則是同一人物的變體。小說中越是主角越是扁平，反而一些次要人物嚴志和、春蘭、老驢頭等，更有生活色彩。陳思和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指出，「這部小說在描寫北方民間生活場景和農民形象方面還是相當精彩的」，一些具體場景，比如鄉親們要將春蘭「粘補」給大貴，還有大貴在野地裡捉豬等，細節充滿泥土氣息。
小說作者梁斌（1914—1996），河北人，11歲小學就加入了共青團，親身參與「反割頭稅」和「保定二師學潮」。他的作家身份和幹部經歷幾乎同步，1934年就發表小說。抗戰期間，擔任縣委領導，參加地下鬥爭。1949年以後任河北省文聯副主席、作協河北分會主席。《紅旗譜》有一個很長的醞釀過程，從1935年的小說《夜之交流》，到1942年寫《三個布林什維克的爸爸》，《紅旗譜》中的不同情節，早就在他的這些作品裡出現過。真正寫作期，是50年代中期，稿子送交中國青年出版社，由蕭也牧、張羽等作家幫助修改。蕭也牧自己的小說《我們夫婦之間》被批判，可他卻為《紅旗譜》的改稿做了很多工作。
當代文學生產機制，除了作家幹部化和優厚的稿費制度、文學批評以外，還有一個集體創作模式：第一，通常寫真實歷史事件；第二，原作者是事件親歷者或參與者。「反割頭稅」時，梁斌自己家門口就架過殺豬鍋；「二師學潮」之「七六」慘案那天，梁斌正好在養病，但不少參與者都是他的同學。從長篇結構看，「二師學潮」和整體結構不大和諧，前面講農村階級鬥爭，最後轉到城市學生革命，可能是作家堅持要寫親歷經驗，並想以作品來紀念他的同學、朋友，他們在學潮慘案中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作家畢竟在這集體智慧的紅色經典中，也留下了一點個人印記。
當然，集體創作還有第三個特點，即編輯部與其他作家的參與，或潤色文筆，或拔高主題。另外，不少作品會以未定稿或者徵求意見本等特殊的形式出版，我們以後再討論。
黃子平：《革命·歷史·小說》，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9頁。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型別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97頁。
馮牧、黃昭彥：《新時代生活的畫卷》，《文藝報》1956年第19期。
梁斌：《紅旗譜》，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以下小說引文同。
雷達曾稱讚《紅高粱》：「它與以往我們的革命戰爭文學都不相像……在審美方式上它是一次具有革命性的更新。」《靈性啟用歷史》，《上海文學》1987年第1期。
「《紅旗譜》中，關於政策問題曾經反覆醞釀，開始也曾想正面批判‘左傾盲動’思想，後來想到，書中所寫的這些人，在當時都是執行者，當然也有責任，但今天在文學作品中寫起來，主要寫他們在階級鬥爭中的英勇，這樣便於後一代的學習，把批判的責任留給我們黨的歷史家去寫吧。」梁斌：《漫談〈紅旗譜〉的創作》，《人民文學》1959年第6期。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