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場景，除懸崖山洞、大漠荒原外，還有第三種寺院道觀，《林海雪原》也絕不遺漏——深山老林里居然有一個河神廟，住一定河道人。當然道人也是假的，被殺害的真道人是個忍著家仇之痛、隱藏在此的文人慈善家，假道人原是日本軍官，今天是國民黨軍隊特務，在地下還藏著幾個女人（沒資格做道人）。
在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家普洛普用100個俄國民間故事總結的敘事規則中，一個被多方尋找的「寶物」常常具有特殊功能，《林海雪原》中的「寶物」就是先遣圖。楊子榮就依靠先遣圖才取得座山雕的信任。另一普洛普強調的情節是「真假英雄」——百雞宴之前，小爐匠突然逃到威虎山，當面與冒充許大馬棒副官胡彪的楊子榮對峙，這也是《林海雪原》裡最驚心動魄的一個情節，後來也是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的核心情節。
小爐匠被捕時見過楊子榮，現在威虎廳上當著幾十個土匪的面，本來很容易揭穿這個假胡彪，可是小爐匠他不敢承認自己曾經被捕，所以他先說謊，說自己是從另外一個土匪婆那裡來的，但是後來又反口，說他被「共軍」捉過，之後形勢不利時，又求「胡彪」楊子榮保命。反口是法庭對峙的大忌，這一段「舌戰小爐匠」，語言對話充滿戲劇性（楊子榮騙過了座山雕，乃真人真事）。更重要的是，「真假胡彪」的戲，讀者觀眾這麼感興趣，因為它有一種象徵意義——英雄要用「土匪」面具，才顯出俠客精神。
四為什麼讀者更喜歡「男二號」楊子榮？
「儘管俠客形象可分為粗豪型和儒雅型兩類，可前者明顯比後者源遠流長且更得讀者歡心。從王度廬到金庸、梁羽生，都曾努力刻畫名士型俠客，也都有其得意之筆，但仍無法與粗豪型俠客媲美……魯迅稱頌《三俠五義》‘以粗豪脫略見長’，更直接指出其‘獨於寫草野豪傑，輒奕奕有神’。」
《林海雪原》裡少劍波更像文人名士，名字裡面的「波」，取自作者自己名字，還有他太太的名字劉波。中間這個「劍」字更是武俠小說常用符號（「書劍恩仇」）。雖然小說處處強調少劍波的膽識、勇謀，可是沒辦法，讀者、觀眾還是更喜歡楊子榮（楊子榮是「十七年文學」中屈指可數的最著名的人物形象），喜歡這個粗豪型的英雄，尤其是他扮土匪的那一段——這個現象令人深思。
「在現代人看來，草莽英雄自有其獨特的美感，而且好就好在那種不為‘文明’所規範的‘十足的野性’。其敢說敢笑敢作敢當的性情以及其‘粗豪脫略’的風格，令過於文明過於懦弱過於無所作為的現代人讚歎不已。而這種‘野性’，只能形成也只能存在於草澤山野之中。」可以把「文明」理解為革命規則，把「野性」解讀為俠義風範。後來《林海雪原》改成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男一號就從少劍波轉向了楊子榮。表面是「文革」時期貫徹「三突出」的創作原則，其實背後，也是中國民眾審美需求的集體無意識選擇。即便60—70年代，中國的革命文藝打倒一切「封資修」，但是對武俠傳統的呼喚始終還是存在。真正復興當然是在80年代的《紅高粱》以後，但即使是在純粹「紅色」年代，人們對草莽英雄或俠客匪氣，還是心心相印。除了楊子榮，還有阿慶嫂。到了《杜鵑山》，「匪氣」已所剩無幾了。
《林海雪原》後半部，楊子榮回到小分隊，他的形象就不再引人注目了。不過在紅色與武俠的結合過程中，少劍波也還是有他特別的功能的。小說一開始就寫道：「團參謀長少劍波，軍容整齊，腰間的橙色皮帶上，佩一支玲瓏的手槍，更顯得這位二十二歲的青年軍官精悍俏爽，健美英俊。」這種作者自戀，使男主角承擔了普洛普所謂的王子功能。王子公主的模式，也隱隱地存在於紅色經典作品之中。
真實的楊子榮沒有40歲，戰鬥的時候大概就29歲。少劍波真的只有22歲。楊子榮在冰雪行動最後階段犧牲，因為槍械出了問題，被一夥鄭三炮的匪徒打死。
小說刪除了這個情節，無論是紅色經典，或者傳奇模式，都不喜歡悲劇。《智取威虎山》後來成了家喻戶曉的一種合唱的京劇，不過大家最樂於背誦的，卻還是那些土匪的黑話——「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臉紅什麼？精神煥發！」「怎麼又黃了？防冷，塗的蠟。」
據說那個時候也有人演到這一段的時候出岔子了，「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臉紅什麼」，他說快了，說成「防冷，塗的蠟」，話趕話對方又問，「怎麼又黃了」，這個人急中生智，回答一句：「再塗一層蠟！」
就在全國人民高唱「甘灑熱血寫春秋」的時候，小說作者曲波卻受到打擊迫害，小說新作《橋隆飆》被紅衛兵燒燬。他晚年多病，沒有完成構思長久的一些新作品。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型別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36頁。
同上。
曲波：《林海雪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以下小說引文同。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型別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39頁。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型別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41頁。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型別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