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說裡，戰爭勝負取決於至少五個要素，第一參戰人數，第二武器裝備，第三戰略戰術，第四鬥志士氣，第五道德人心。《紅日》五個因素全面分析，這是長篇寫作的「正規戰」。
首先，從人數上看，不論漣水戰、萊蕪戰，還是孟良崮，雙方投入的總兵力其實相差不多，差別只是在區域性——這裡集中了力量，那裡以少對多。偶然情況下，李仙洲部潰敗時，三野趁勝抓了成千上萬的俘虜。單純數字統計，沈振新軍一天裡抓的國民黨軍隊人數，可能比抗日戰爭期間所有中國軍隊抓的日軍俘虜還要多。但總體看，《紅日》中描寫的幾次戰役，參戰人數不是決定因素。
第二，武器裝備，小說強調裝備重要，渲染美式裝備優勝。漣水戰失利，士兵們就說，受不了七十四師的大炮；後來也有軍官，特別想多些炮火支援。楊軍養傷回隊以後，發現部隊煥然一新，所有槍械都換了。總之，說明武器還是有作用的。但是，既然武器這麼重要，那為什麼武器好的國民黨軍隊反而失利？
這就涉及第三點——戰略戰術。戰略層面，說實在的，軍長軍政委都只是靜靜聽從三野首長，以及更高階別的指揮。對照歷史記載會知道，當時有一些最有決定性的戰略戰術因素，《紅日》並沒有寫進去。比方萊蕪戰役，粟裕安排七個縱隊，2月10日秘密夜行北上，躲避了國民黨飛機的偵察。又比如說，孟良崮被圍的關鍵時刻，國民黨軍隊整編八十三師李天霞假裝在路上，實際上不施援手——因為之前李天霞和張靈甫爭奪七十四師師長的位置告敗。在某種意義上，國民黨軍隊系統內鬥也是導致七十四師被殲滅的重要原因。但是這些重要的戰略、戰術情節，在《紅日》裡並沒有出現。吳強是左翼作家，參加新四軍後，從事宣傳工作，好處是始終從軍隊基層的角度去寫戰爭的氣氛，軍隊休整，官兵待命，沒有全知角度，到底外面戰場發生什麼事情，當事人是不知道的，讀者也不知道。在戰略上，小說強調服從。什麼時候休整，什麼時候夜行，都是隻聽指揮，連軍長都不問原因，絕對服從。當然，客觀上就是這些服從，完成了萊蕪戰役中粟裕的夜間調兵。反過來，李天霞不服從蔣介石軍令，間接導致了張靈甫的失敗。所以，從軍事效率來講，在《紅日》描寫的1947年，「絕對服從」確有好處——當然如果超出軍事範疇，「絕對服從」也會導致很難自我糾錯，比如說在《紅日》亮相後的1958年。
戰略強調服從，戰術卻有民主。進攻吐絲口受挫，要改變突破方法，劉勝團長的建議就改變了沈軍長的想法。最後總攻時刻，在一個頑固的碉堡面前，楊軍班長還能開火線「諸葛亮會」，讓大家商議突破方案。《紅日》有不少例子，證明同一級別內軍事長官和政治委員有一定程度的權力制衡，不像張靈甫的參謀長，永遠只能唯唯諾諾，大難臨頭才說出真話。
第四，通過小說看，解放軍部隊戰略上更加絕對服從，戰術上更多區域性民主，但最大的區別還是鬥志士氣。小說描述不少戰士在家鄉遭受苦難，比如楊軍，父親被殺，母親入獄，妻子逃出來，連軍長也特別關心他的情況。在家鄉里受了欺凌，戰場上更加勇敢。但也有士兵，因為母親跟隨國民黨軍隊軍官而殺害親夫，這樣的家庭背景使他在部隊裡背上包袱。家庭出身和戰場表現，一定程度上掛鉤。軍隊的獎勵升遷制度，既看作戰成績，也考慮家鄉成分。軍官提拔，一看出身，二看錶現。兩者之間的複雜關係，後來在其他當代小說中，漸漸成為20世紀後半葉的官場遊戲規則。
軍功也會轉化成政治榮譽。王茂生打下飛機，團幹部馬上嚷嚷說趕快讓他入黨（其實他已是黨員）。把家鄉的階級鬥爭帶入戰場，還有經濟動因，因為在家鄉能分到土地。40年代後期的土地政策，對於軍隊士氣、對國共戰局都有重要影響。
因此，士氣就聯絡到了第五點——民心與道德。小說不僅強調三野軍紀嚴明，繳獲歸公——雖然有時不大舍得交掉手錶手槍之類。更與對方比較，守衛吐絲口的國民黨軍隊師長，下令活埋自己軍中帶不走的重傷號（戰爭罪行）。還有國民黨軍隊打白旗、假投降等，戰術也不道德。不過在寫七十四師的時候，這類的醜行比較少見。
概括一下，戰爭各因素中，人數相當，武器落後，戰略服從，戰術民主，階級鬥志，土地民心——《紅日》就靠這些大段大段的文戲，既描寫戰爭機器，也有意無意透露影響50年代主流意識形態的「戰爭文化心理」。這種「戰爭文化心理」的基本特點就是總體絕對服從、區域性暫時民主、成分表現並重但排序有先後、人心鬥志可以戰勝物質條件，最重要是一直要有敵人……可見「軍事文學」從來都不只是描寫軍事。
三《紅日》為什麼讓我們記住了張靈甫？
張靈甫是黃埔四期，和劉志丹同學，在電影裡由大明星舒適演的，扮相非常威武，小說描寫道：「他的身材魁梧，生一副大長方臉，嘴巴闊大，肌膚呈著紫檀色。因為沒有蓄髮，腦袋顯得特別大，眼珠發著綠裡帶黃的顏色，放射著使他的部屬不寒而慄的兇光。」小說並沒有將張靈甫完全臉譜化，雖然被困山洞，仍然驕傲狂妄，以為自己是插進共產黨軍隊的釘子；但在沒人的時候，小說又寫他內心憂慮苦惱，清醒意識到處境危險。被共產黨軍隊放回來的張小甫，講了一段對戰爭的懷疑論——
抗日戰爭剛剛結束，現在，又打內戰！為內戰犧牲人命，百姓受苦。我沒有死，為打內戰而死，不值得……我擔心師長，擔心七十四師兩萬多人……萊蕪戰役，五六萬人被俘的被俘、死的死、傷的傷，泰安一戰，七十二師全部給人家消滅掉……眼前這一仗，不知又是什麼結果！路上，山溝裡，麥田裡，盡是死屍，有的受了傷沒人問，倒在山溝裡。戰爭！我害怕！厭惡！這樣的戰爭有什麼意義！對民族有什麼好處！我沒有別的話說，師長的前途，七十四師的前途，請師長想想，考慮考慮！
西方文學裡常有的戰爭懷疑論，在《紅日》裡竟是通過一個俘虜勸降的形式釋出。說的時候，張小甫流著眼淚，張靈甫竟也許久沒說話，這就是說他的內心也有複雜矛盾。
關於張靈甫之死，有三種說法：一是最後關頭自殺，二是華東野戰軍擊斃，三是被俘後擊斃。小說採取了第二種說法，畢竟第一種有點美化張靈甫，第三種有點批評三野士兵的嫌疑。後來據說有一個電視劇，暗示張靈甫自殺，結果三野不少老戰士和將軍表示不滿，說這樣的描寫不符合事實。也有傳說張靈甫自盡前留下遺書，但非常可能是國民黨軍中的人偽造的。
比較確鑿的是，死後第三天，三野六縱副司令皮定均下令，張靈甫遺體裹白布，用四寸厚的棺木材，厚葬於孟良崮以北15公里處，山東沂水一個名叫野豬旺的小山村山崗上，立墓牌，標明身份。
2004年，張靈甫遺孀（張靈甫四五個老婆中的最後一個），還有他兒子，在上海浦東為他設立了一個衣冠冢。2005年，張靈甫的兒子替他父親領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國務院頒發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紀念章」，因為張靈甫在抗日戰爭當中，戰功卓著。臺灣高雄有一條路叫凱旋路，曾經一度被命名為張靈甫路。
世事真是弔詭，三野花了這麼大的代價，消滅了七十四師，吳強以這麼一部長篇小說記載戰事，客觀上卻也讓更多的讀者知道了張靈甫。
黃子平：《「革命」的經典化與再浪漫化》，參見《革命·歷史·小說》，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17頁。
吳強：《紅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以下小說引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