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沫《青春之歌》
像戀愛那樣革命
一50年代的「一女多男」模式
楊沫的《青春之歌》是50年代最重要的愛情小說，是當時最知名的女作家作品。也是「十七年文學」中比較罕見的描寫知識分子的小說。
「五四」新文學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一是麻木愚昧的農民，二是彷徨矛盾的知識分子。到了50年代的革命歷史小說，農民還是主角，精神面貌變了。知識分子大都需要身兼革命幹部，「五四」常見的猶豫彷徨、上下求索的多餘人或孤獨者形象大大減少。
《青春之歌》的特別，不僅在寫讀書人上下求索，而且把「尋找道路」與「尋找愛情」兩個選擇無縫重疊，難分主次。「革命」和「戀愛」一直是新文學的兩條主線，左翼文學早有「革命加戀愛」的各種配方，莎菲女士在20年代已有選擇男人和選擇道路的困難症。直到80年代，張抗抗《北極光》還是同一結構——找什麼樣的男友，等於選擇什麼樣的人生。張抗抗、張辛欣、張潔都有類似的作品。但百年間，只有在林道靜的時代，關於「男人」與「人生」的選擇完全合二為一。
楊沫（1914—1995），本名楊成業，原籍湖南，生於北京。三妹楊成芳，即著名電影演員白楊。楊沫14歲就讀北京西山溫泉女中，因為父親破產，家庭瓦解，母親曾要她嫁一軍官，楊沫拒絕後，母親就斷絕供給。這時，楊沫認識了一個北大國文系學生（就是晚年十分有名的散文家張中行）。楊沫和男友在北京同居，到北大旁聽，早年讀的最多的是郁達夫、冰心、廬隱等。楊沫也做過小學教員、家庭教師、書店店員。1934年開始寫作。和《紅旗譜》《紅日》《林海雪原》一樣，《青春之歌》也是作家親身經歷的「革命歷史小說」。
小說開篇寫一個白衫素裝、拿著樂器的女學生，坐火車從北京到北戴河找教書的表哥。表哥不在，小學餘校長答應幫她找教職。林道靜的生母是在熱河某偏僻山村和祖父一起生活的村姑，名叫秀妮。被下鄉收租的大地主林伯唐看中後做了姨太太。從之前阿q土穀祠的夢，到茅盾《動搖》裡的「解放婦女保管所」，再到日後張煒、莫言、格非、陳忠實等人的小說，地主的老婆（尤其是姨太太）一直是20世紀中國小說的一道風景，50年代也不例外。秀妮生下女兒林道靜以後，被他的大太太徐鳳英趕走，不久自殺。楊沫自己是鄉紳家庭背景，但在寫小說時，她給林道靜種下了一些窮人基因。
林道靜父親破產時，母親笑著問女兒：「好姑娘，說實話，你究竟願意嫁個什麼樣子的丈夫呢？」在丁玲、張愛玲、蕭紅等女作家筆下，她們的女主人公都被問到的這個問題，答案有所不同。任性的莎菲是猶豫不決拒絕回答，薇龍在姑媽精心安排下，走投無路地「愛」上喬琪喬。七巧當初嫁進姜家時，有沒有選擇呢？《金鎖記》略寫，後來長篇《怨女》就鋪開解釋，說女主角想得很清楚，仍決心嫁入姜家……
直到20世紀末，王安憶《長恨歌》裡還有類似的問題：「上海小姐」第三名王琦瑤，身邊也有真心的追求者，可還是住進了高官李主任的愛麗絲公寓。王琦瑤甚至比她的前輩們更加堅決、不假思考。李主任提問時，王琦瑤說：「明天就搬嗎？」當時李主任只是試探，愛麗絲公寓還沒租好。
這百年裡，女性面臨的同一問題，為什麼只有林道靜的時代，回答是最堅決的呢？
母親……拉著女兒的手笑道：「親女兒，告訴你一個好訊息，常來咱家的那位胡局長，看上了你，喜歡你的才貌。局長從來沒有結過婚，人不過三十多歲，可是個有財有勢的闊人呢。……寶貝，你要同意了，福可是享不清的呵，局長在南京上海全有洋房；北平銀行裡存著大批現款；在家鄉有一二十頃土地；上海還有不少股票——他是蔣介石的親信，不久還要升大官……」道靜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她猛地甩掉母親的手，發著沉悶的哭聲：「媽，您別總打我的主意行不行？——我寧可死了，也不能做他們那些軍閥官僚的玩物！您死了這條心吧！」
拒絕局長、洋房、土地、股票之後，林道靜要走自己的路——其實也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常見「一女多男」的道路。
北戴河的餘校長，想把林道靜送給鮑縣長做禮物。女主角傷心、絕望要跳海時，北大國文系學生、餘校長的堂弟餘永澤救了她。「道靜對這個突然闖進生活裡的青年，帶著最大的尊敬，很快地竟像對傳奇故事中的勇士俠客一般的信任著他。」林道靜留在小地方教書，餘永澤回北平讀書，在火車站含情脈脈，不捨得分手。「啊！多情的騎士，有才學的青年。」「啊」是文藝腔，「騎士」是歐化符號，青年「才學」，既是「五四」擇偶標配，也連著千古文人自戀夢。之後兩人頻繁通訊，林道靜在信中說：「永澤，我憎惡這個萬惡的社會，我要撕碎它！可是我像蜘蛛網上的小蟲，卻怎麼也擺脫不了這灰色可怕的包圍。……家庭壓迫我，我逃到社會；可是社會和家庭一樣，依然到處發著腐朽黴爛的臭味，黑漆一團。這裡，你的堂兄和我父親是一樣的貨色——滿嘴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告訴你，你不是總嫌我對你不熱烈甚至冷酷嗎？不，從今天起，我愛你了。而且十分的……你知道今天我心裡是多麼難過，我受不了這些汙辱，我又想逃——可是我逃到哪裡去呀？……所以我非常非常地愛你了……」
這份情書很有意思，說我走投無路，所以決定愛你（言下之意是假如有別的出路，別的可能，我大概就不會愛你了）。餘永澤卻不管，他真心喜歡林道靜，不管你什麼動機，只要在一起就好。
不久，發生「九一八事變」。在一個學生聚會上，林道靜見到了同事的小舅子盧嘉川，聊起抗戰：「道靜目不轉睛地望著盧嘉川。在她被煽動起來的憤懣情緒中還隱隱含著一種驚異的成分。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大學生，他和餘永澤可大不相同。餘永澤常談的只是些美麗的藝術和動人的纏綿的故事；可是這位大學生卻熟悉國家的事情，侃侃談出的都是一些道靜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話。……只不過短短十多分鐘的談話，可是他好像使道靜頓開茅塞似的，忽然知道了好多事情。」
這裡頓開的茅塞，既是情竇，也是三觀，兩者緊密相關，與《傷逝》等「戀愛等於啟蒙教育」非常相似。不過盧嘉川一閃而過，很快就帶著學生到南京示威，被捕入獄。這些都是全知敘述，女主角並不知道。她回到北平，借住好友王曉燕家，到處求職不成，身邊只有餘永澤可靠。兩人拍拖選擇天安門為背景：
當走到天安門前的玉帶河旁，他們才在玉石欄杆旁邊站住了。在黯淡的燈光下，餘永澤用力捏緊了道靜冰冷的手指，深情地凝視著她。半天，才用顫抖的聲音小聲說：「林，願意做我最親愛的嗎？……我會永遠地愛你……」道靜低下頭來，沒有回答他。她的心頭激盪著微妙的熱情，兩頰燃燒起紅暈。這就是青春的熱戀嗎？它竟是這樣的幸福和甘美！她情不自禁地握住餘永澤的手，把頭靠在他的肩上。
這是50年代最「浪漫」的約會細節。很像茅盾早期小說的腔調，難怪文化部部長當時曾為這種小資情調殘餘辯解。之後兩人同居。林道靜要出去工作，餘永澤不贊成，他寧可自己多做工作。林道靜到書店做職員，被人調戲而辭職。同學陳蔚如，嫁了銀行副理，家裡非常舒適安逸，還有小孩的溫暖，可是林道靜一點也不羨慕。某日餘永澤在家請同學吃飯，想通過該同學的父親認識胡適（餘永澤當時有志整理國故）。當天鄉下來了個窮親戚，餘永澤不大耐煩，給了一塊錢打發人家，林道靜卻送了十塊。餘永澤看呆了：「‘拿著我的錢裝好人，這是什麼意思？’餘永澤第一次對林道靜發起火來了。‘啊！’道靜想不到餘永澤竟會說出這種話來。她猛地站起身來，激怒地盯著餘永澤：‘你這滿嘴仁義道德的人，對待窮人原來是這樣！我，我會還你……’」林道靜哭了，「更使她傷心的是：餘永澤——她深深熱愛的人，原來是這樣自私的人，美麗的夢想開始破滅。」
吵架的原因，一是女性自尊，花男人錢受氣；二是男友勢利，對窮人沒感情（階級立場）；三是餘想做胡適的學生，政治方向有問題（小說寫於50年代，正在批判胡適）。一年後，林道靜在聚會上重遇盧嘉川，這時她覺得盧嘉川非常帥，兩個人談了很久。盧嘉川否認他有個人感情打算，但借了不少書給林道靜，從此餘永澤在家裡讀古書，女主角就在一邊看《國家與革命》。盧嘉川還會上門拜訪，不管餘永澤在旁邊臉色有多難看，盧嘉川照樣給林道靜講革命道理——這場面有點尷尬。
他們參加北大學生遊行，喊口號，丟石頭，警隊阻攔、鎮壓，開槍，場面非常混亂。可是林道靜只看到盧嘉川演講，風采動人。同一時間餘永澤躲在圖書館，心裡也惦記林道靜的安危。中國現代小說寫兩男一女模式，一般都比較同情失敗的男方，因為近代國人對屈辱感比對勝利征服更加敏感。但是在餘永澤、林道靜、盧嘉川這個三角關係中，小說明確傾向第三者。
但盧嘉川不久就被捕而且犧牲。他最後託林道靜儲存一批傳單，林道靜拿去散發，結果自己也被捕了。審問她的居然是最早追求她的胡局長。胡局長把她擔保出來，此時林道靜和餘永澤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