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小說中的「一女多男」模式，「多男」總有不同社會身份代表不同政治力量，絕不重疊浪費。《青春之歌》裡國民黨胡局長、自由派餘永澤和地下黨盧嘉川也是「三個代表」。女主角「移情別戀」，不只是愛上別人，而是愛上了革命。所以，「革命戀愛小說」，某種程度上就是主人公像戀愛那樣革命，這裡「戀愛」可以是動詞。
「革命」的目的原是權力利益再分配。「戀愛」——至少按照19世紀浪漫主義的定義，則是感情至上，非功利，不計代價，不怕犧牲。感情至上、不計功利、不怕犧牲地追求以革命名義的階級鬥爭權力分配，《青春之歌》的這一特點，我們遲些還要討論。
很長一段時間，林道靜並不知道盧嘉川被捕犧牲，這時另一地下黨人江華，負責聯絡指揮林道靜。林道靜因好友王曉燕幫忙，到定縣她姑媽當校長的學校教書，可是卻聽了叛徒戴愉的錯誤指揮，發動學生去批鬥虔誠信教的校長。出事以後，林道靜離開，江華又安排她到一個地主家裡做家教。地主宋貴堂和兒子宋鬱彬，或明或暗都非常壞，甚至老地主打偷糧農民時，幾歲的地主孫子也會在旁邊叫好。楊沫想告知讀者，龍生龍，鳳生鳳，地主的兒孫會打人。地主一家全壞，其他女傭、長工、車伕當然都是好人。有鄭姓長工，仇恨林道靜，因為林父曾害死鄭長工的女兒。好在林道靜母親是窮人出身，所以小說強調她「有白骨頭也有黑骨頭」。以後討論「傷痕文學」時我們會檢討「血統論」在當代中國的演變，其實50年代已有伏筆。
二《青春之歌》的「多麼文體」
《青春之歌》的文筆比較學生腔。比如林道靜在屋頂上看到了農民在田野裡搶糧：「當她站在房上向四外望去時，啊，一種美妙的好像海市蜃樓的奇異景象立刻使得道靜眼花繚亂了！那是什麼？在黑黝黝的原野裡，四面八方全閃起了萬點燈火，正像美麗的星星在灰色的天幕上眨動著她們動人的大眼睛。在不甚明亮的閃閃燈光中，有無數黑點在浮動。這不是幽靈，也不是螢火蟲在夜風草莽中飛舞，而是覺醒了的農民像海燕一樣正在暴風雨的海上搏鬥……她太高興了，她激動得幾乎想大喊：‘啊，黨，你是多麼偉大啊……’」
《青春之歌》這種被當時青少年廣泛模仿的文體，可以概括為「多麼文體」。比方稍後林道靜回北平，和好友王曉燕看到故宮，小說這樣寫：
那高大的黃色的琉璃瓦屋脊多麼富於東方的藝術色彩；那奇偉龐大的角樓，更彷彿一尊尊古老的神像，莊嚴而又神秘地矗立在護城河上的夜空中，又是多麼令人神往呵。
後來林道靜被捕入獄，同牢房有一位化名鄭瑾的黨員，向她描繪了共產主義的幸福願景：
道靜聽著，吃驚地望著她。啊，多麼美麗的大眼睛呵，那裡面盪漾著多麼深邃的智慧和攝人靈魂的美呵！完全可以相信她是革命的同志了。而她給予自己的鼓勵——也可以說是批評，又是多麼深刻而真誠！道靜忽然覺得心裡是這樣溫暖、這樣舒暢，好像一下子飛到了自由的世界。這樣一個堅強的熱情的革命同志就在自己的身邊，夠多麼幸福呵。
出獄以後，林道靜被髮展入黨，因為在獄中經受了考驗。林道靜說：「盧嘉川、江華，還有我剛入獄時遇到的林紅，這三個人，我今生能夠認識他們真是無上的光榮和驕傲。」林道靜的心還在盧嘉川身上，「我願意永遠著等他。」她還寫了一首詩給盧嘉川：「在漆黑的大風大雨的夜裡，你是馳過長空迅疾的閃電。啊，多麼勇猛！多麼神奇！……你對著我微笑，默默地告訴我：你那勇敢的、艱苦的戰鬥事蹟。我是多麼幸福啊！」
但不久，組織上給她看了盧嘉川的遺書：「親愛的小林……在這最後的時刻，我很想把我的心情告訴你。不，還是不要說它的好……小林，更加努力地前進吧！更加奮發地鍛鍊自己吧！更加勇敢地為我們報仇吧！永遠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不息吧！你的忠實的朋友熱烈地為你祝福……」
小說描寫讀信時，林道靜異常冷靜，「她站在地上好像一座美麗的蒼白的大理石塑像。」如果說最初女主角可能因為迷戀瀟灑的盧嘉川而追求革命，那麼在這之後，她就是因迷戀革命而戀愛樸實老練的江華——江華其實愛上林道靜很久了，實際上等於領導向下級求愛。「一女多男」模式出現罕見的身份重複。小說結尾處，林道靜跟隨江華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
三以戀愛的態度來參加革命
楊聯芬做過一番考察，「戀愛」本是日本傳入的新詞，中國文學向來稱之為「情」（男女私情等），最初是傳教士用「愛」或「戀愛」來對譯love。國人最早使用「戀愛」一詞，又是梁啟超（1900年《飲冰室自由書》）。之後才有《愛之花》《戀愛奇談》等小說，才有「戀愛自由」「自由戀愛」等「五四」關鍵詞。廚川白村對「戀愛」有如下定義：「兩性間的犧牲精神，往往為了戀人的關係，雖是赴湯蹈火，亦所不辭……這種熱烈的自己犧牲的至高的道德性之花，只有戀愛裡面，才可能很鮮豔的產生。所以戀愛絕不是單為性慾的滿足，也不是為子孫私有財產的讓渡，也不是像拆白黨的追躡婦女的惡劣行為，完全是自然的崇高的最淨化的一種現象。」
在「五四」語境裡，「戀愛」被定義為浪漫、非功利、忠誠、不怕犧牲。《青春之歌》則將這種革命性的戀愛觀，轉化為對革命的戀愛態度。小說裡描寫的愛情，第一，好像浪漫，「一見鍾情」，其實有無意識的選擇。看到胡局長，一見無情。海邊遇餘永澤相愛，卻經不起思想交流考驗。忽然愛上盧嘉川，是形象魅力，更是思想吸引。第二，戀愛不顧利害功利。胡局長有錢，餘永澤有學問，但是林道靜寧可跟地下黨員盧嘉川、江華在一起，沒有好處，只有危險，不顧利害，這才是「戀愛」。第三，戀愛的底線和境界，就是忠誠。不能三心兩意，更不容許背叛。第四，「戀愛」還要飛蛾撲火，無怨無悔。林道靜和盧嘉川，kiss都沒有，卻痴情忠貞（直到看到遺書），然後又愛上新的同志。
以上「戀愛」四原則，就是林道靜對革命的態度。30年代的左翼文學，一直有革命加戀愛的傳統，這種「痴迷革命」的姿態，一路發展到林道靜，演變成「戀愛」（動詞）革命——林道靜接受革命理論，也是「一見鍾情」（階級成分暗暗起作用嗎？）。林道靜參與革命，也是不為功利，不顧個人利害。林道靜經歷考驗，處處體現對革命的忠誠。林道靜對戀愛對革命也一樣是終生不悔。就像瞿秋白評論丁玲「飛蛾撲火，至死方休」。
純就藝術價值而言，《青春之歌》顯然無法列入20世紀中國文學100強，其文學史意義也不如「三紅一創」。但這部小說的獨特性，就在於有意無意地把現代文學的兩個關鍵詞和兩條故事主線——「戀愛」和「革命」，以最奇特的方式交織在一起，無縫銜接。
《青春之歌》的主要讀者是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到了八九十年代，同樣二三十歲的讀者，卻更欣賞餘永澤的原型即張中行的散文（張中行、金克木、季羨林合稱燕園三老），或者他們更為楊沫的兒子老鬼寫的實錄——知青苦難史的《血色黃昏》而感動。在這樣的時候，《青春之歌》的作者會後悔嗎？我想可能也不會，畢竟對楊沫來說，革命不是產業投資，也不僅是政治活動。革命，就是她的「戀愛」。在文學當中，人們常常不會後悔戀愛，《小團圓》不會，《青春之歌》也不會。
楊沫：《青春之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以下小說引文同。
參見茅盾：《怎樣評價〈青春之歌〉》，《中國青年》1959年第4期。
參見楊聯芬：《「戀愛」之發生與現代文學觀念變遷》，《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