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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第1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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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創業史》

唯一描寫「十七年」的「紅色經典」

「十七年」的「紅色經典」都出自兩家出版社:《紅日》《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紅旗譜》《紅巖》《創業史》來自中國青年出版社。這很值得研究當代中國出版史的人們留意。都是「通俗革命小說」,青年出版社更注重「革命」,人文社反而比較「通俗」。《創業史》一般被認為是「十七年文學」最重要的一部長篇。1959年4月開始在《延河》雜誌上連載,同年《收穫》雜誌第6期全載《創業史》第一部。1960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單行本。作者柳青(1916—1978),陝西省吳堡縣人。12歲入團,20歲入黨,22歲到延安做文化宣傳工作,典型的「先做幹部後做作家」的經歷。1952年,36歲的柳青擔任了陝西省長安縣副書記。他為了寫小說,以縣委常委的身份在長安縣皇甫村落戶14年,住破廟,衣著打扮、生活跟農民一模一樣。除了作家的創作經歷感人以外,《創業史》的重要性還在於「三紅一歌」都在寫1949年前的革命歷史,「十七年文學」代表作中好像只有《創業史》真的在寫「十七年」。其他描寫農村土改、合作化的作品也不少,從趙樹理的《三里灣》、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到浩然的《豔陽天》《金光大道》,但其中最著名最有文學史意義的,的確是柳青的《創業史》。在20世紀的中國小說中,農村階級關係變化始終是一條主線,農民的生活和生產方式怎麼受中國社會政治變化的影響,這是百年「中國故事」非常核心的內容。在這個主線的變化過程當中,簡單說,從《阿q正傳》《生死場》到《平凡的世界》《活著》,中間有一部《創業史》。這是一個不可迴避的石碑,一個不可忘卻的階段。

一《創業史》中的三類人

《創業史》描繪50年代的中國鄉村,同時出現了兩條「鄙視鏈」(價值評價系統)。一方面,農民羨慕那些能自己蓋大房子的富裕中農,多田地,有牛馬,子女還能進城讀書。但另一方面,農民們又很看重「在黨」幹部的權力,以及上面政府所支援的互助組、合作社。兩條「鄙視鏈」、兩種價值觀互相鬥爭。如何靠經濟成績來奪取政治勝利——《創業史》的這個主題今天也不過時。

小說開始時,梁三老漢和村裡不少農民一樣,看到富裕中農郭世富大張旗鼓、熱鬧喧譁地為自己的新房架樑,非常羨慕。梁三老漢生氣自己的兒子梁生寶,不在家裡好好種田致富,卻籌錢到幾百里地以外去買所謂「高產稻種」。梁生寶在小說前幾章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很多鋪墊,直到第五章才出場。梁生寶不在時,村莊裡的「經濟鏈」較佔上風。另一黨員郭振山,身處「政治鏈」的上端,卻對互助組不大熱情,主要心思是追求自家幸福生活。女主角改霞,正在猶豫是否進城當工人。郭世富土改時向幹部下跪求饒,幸運地劃成富裕中農,現在蓋房、架樑,好神氣。富農姚士傑,寧可倒賣餘糧,也不借給窮人。貧農高增福想要抓他,可是幹部郭振山說:「咱政府宣佈了土改結束,解除了對地主和富農的財產的凍結了。」而活躍借貸(有糧的農民應該借給窮的農民)也是指示,不是法令,不能強迫。說著郭振山忽然感慨:「兄弟!我也願意老像土改時一樣好辦事,可那好年頭過去囉。」這番感慨意味深長:土改鬥地主,只要聽指令,那是好年頭。可現在要尊重法令,保護私產了。再以後怎麼辦呢?這就是《創業史》的主題了。

梁生寶收到上級楊副書記的一個指示,「靠槍炮的革命已經成功了,靠優越性,靠多打糧食的革命才開頭哩。」「靠多打糧食的革命」,這是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梁生寶沒有問楊書記:革命是為了多打糧食,還是多打糧食是為了革命?

「靠多打糧食的革命」,第一步靠科技,梁生寶買稻種,是很重要的一個象徵。土改已將土地分給了農民,怎麼樣再把土地再聚集起來,配合50年代初統購統銷支援城市建設?政治經濟大背景小說寫得很少,強調的是社會正義道德原則。梁生寶和梁三老漢有段對話,講的是村裡情況,卻關係到對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解。

梁三老漢說:土改大家分了地了,各自老老實實種地,不就好了嗎?梁生寶和他解釋說:「爹!打個比方,你就明白了。咱分下十畝稻地,是吧?我甭領導互助組哩!咱爺倆就像租種呂老二那十八畝稻地那樣,使足了勁兒做。年年糧食有餘頭,有力量買地。該是這個樣子吧?嗯,可老任家他們,勞力軟的勞力軟,娃多的娃多,離開互助組搞不好生產。他們年年得賣地。這也該是自自然然的事情吧?好!十年八年以後,老任家又和沒土改一樣,地全到咱爺倆名下了。咱成了財東,他們得給咱做活!是不是?」

老漢掩飾不住他心中對這段話有濃厚興趣,咧開黃鬍子嘴巴笑了。

「看!看!」老伴揭露說,「看你聽得多高興?你就愛聽這個調調嘛。娃這回可說到你心眼上哩吧?」

梁三老漢為了表示他的心善,不贊成殘酷的剝削,他宣告:「咱不僱長工,也不放糧。咱光圖個富足,給子孫們創業哩!叫後人甭像咱一樣受可憐……」

「那不由你!」生寶斬釘截鐵地反駁繼父,「怪得很哩!莊稼人,地一多,錢一多,手就不愛握木頭把兒哩。扁擔和背繩碰到肩膀上,也不舒服哩。那時候,你就想叫旁人替自個兒做活。爹,你說:人一不愛勞動,還有好思想嗎?成天光想著對旁人不利、對自個有利的事情!」

人人為己,按勞分配,就會形成「經濟鄙視鏈」。生產發展導致不均衡和階級分化,所以需要互助組合作化。梁生寶相信「錢多了就不愛勞動」,但沒想到人人都無法為自己以後,也不大愛勞動。人與人本來勞力才能都不一樣,要是都得到一樣的成果,是否也是不平等?

高曉聲《李順大造屋》、路遙《平凡的世界》,還有史鐵生《插隊的故事》等作品,後來都描述了中國農民的幾十年困苦的艱辛。當然那是後話,時代無法穿越,他們所見到的情況,梁生寶、柳青都沒想過。

所以,《創業史》前半部分一直圍繞這個意義深遠的主題,怎麼多打糧食來獲得革命勝利,怎樣用「政治鄙視鏈」超越「經濟鄙視鏈」。

在這兩個價值系統中,小說中出現了至少三類人:一類是鄉親們既仇恨又羨慕的富裕群體,代表人物是富農姚士傑和富裕中農郭世富,這是蛤蟆灘僅有的兩座四合院的當家人。姚士傑的爺爺,據說當初是患慢性病財癆而死的。姚士傑原來希望跟下堡村的楊大剝皮、呂二細鬼三足鼎立,但是「土改把他翻到全村人的最底層」(這是小說原文,「翻到全村人的最底層」,也就是「政治鄙視鏈」的最底層)。1950年,姚富農曾低聲下氣地把正在草棚裡練習訴苦發言的土改積極分子高增福請到自己家裡(發言訴苦,需要反覆練習)。富農全家出動歡迎,漂亮三妹妹「身子貼身子緊挨高增福走著。她的一個有彈性的胖奶頭,在黑市布棉襖裡頭跳動,一步一碰高增福的穿破棉襖的臂膀」。結果姚士傑還是劃成了富農。1952年查田定產,發了土地證,姚士傑又抬起頭來了,還是住好院子,有車有馬、人多田多,以至於很多困難戶,包括高增福的兄弟高增榮又要低聲下氣地來向姚士傑借糧。

郭世富當年也是替一個國民黨師長承包土地才發家(富裕通常有原罪),但鄉親們還是羨慕他地多屋大。在「政治鏈」上他只比姚士傑高一級,不過這一級非常重要。中農和富農,前者是人民內部矛盾,後者是敵我矛盾。

處在富有的第一類人對立面的,就是不少窮人組成的互助組,頭頭就是梁生寶,出於各種不同原因,這些「半無產階級」經濟情況都比較慘。梁生寶買稻種,希望互助組多打糧食。但是稻子不會馬上種出來。這時梁生寶就和供銷社簽了一個掃帚合同,一下子預支到幾百塊,雪中送炭。供銷社只和鄉政府支援的互助組簽約,所以這個地方,窮人得到了黨的政策幫助。

在姚士傑、郭世富和互助組窮人之間,村裡更多的人屬於第三種勢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郭振山及梁三老漢。郭振山和梁生寶是當地僅有的兩個黨員,郭振山還是梁的入黨介紹人,曾領導土改分地,現在一心想發家致富。「他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目標是:按人口平均,土地面積趕上郭世富……」但是他的計劃,受到了上級批評。「整黨的時候已經把共產黨員買地,提到犯紀律的水平上來了。」於是他病了,病中呻吟著:「共產黨員呀!共產黨員呀!這麼難當……」他反覆地猶豫,不願把家裡十幾口人的光景孤注一擲給互助組(家庭倫理高於政治倫理)。但他又很清楚必須「在黨」,這既是覺悟,也是利益。就像趙樹理50年代小說或者後來浩然的《豔陽天》一樣,中間人物最真實、最有魅力——幹部應不應該讓家人致富,這是一個令人疑問令己困惑的問題。

《小二黑結婚》將農民分成先進落後,《紅旗譜》裡只有農民和地主鬥爭,《創業史》裡農民至少有三類,且有兩種價值觀並存。如果在今天,「經濟鏈」上端的郭世富,政治上光榮的梁生寶,又「在黨」又想發財的郭振山,人們會選擇哪條路呢?

二「官員」形象最好的一個時期

就在這兩條「鄙視鏈」的較勁當中,村中最美麗的姑娘改霞,卻同時與這三類人有了關聯。郭世富兒子永茂給她寫了求婚情書,梁生寶是她心儀愛慕的青年,而郭振山大叔是他最信任的領導,勸她進城去做工人。在50年代社會主義的中國農村,也出現了像《死水微瀾》或《青春之歌》式的「一女多男」的道路選擇的困難。

改霞之前定過親,但她抗婚。沒解除婚約時,已經暗暗喜歡梁生寶,但那時梁有生病的童養媳,兩人無法發展關係。改霞母親很早守寡,典型的節婦,賢良淑德。富裕中農兒子的求婚信,她說「騷情」,交給領導,公開嘲笑,被郭振山阻止了。村中還有個姓孫的青年也追她,改霞的反應是,「哼!什麼青年!連黨也入不了!」改霞和林道靜一樣,婚戀「政治標準第一」,土地、房屋、車輛、牲畜、衣物、用具等私有財產,在她眼裡如同湯河邊的丸石、沙子和雜草一般沒有意義。她覺得到了適當的時機,自己提出入黨申請而不被接受,她不知道她怎樣活下去!每個時代,男人都喜歡美女(其實是喜歡能獲得美女的自己),女生卻喜歡不同的男人(騎士、書生、總裁、明星……)在50年代的中國,「當代英雄」就是青年黨員。可是偏偏梁生寶考慮感情問題也是「政治標準第一」,他聽到改霞要離鄉進城便很生氣。兩人之間一直有誤會,直到小說第一部結束,還是沒有好事成真。

一般都認為梁生寶是《創業史》的主角。一方面,學術界已經在反省「十七年文學」究竟是當代文學的「遺產」還是「債務」,另一方面,近年又有研究者稱讚梁生寶代表社會主義文學傳統:「梁生寶和他的生活世界既蘊含著已被歷史化的‘過去’,也包含著行進中的‘現實’,更為重要的是,他還‘預設’了歷史的希望願景。……‘新世界’與‘新人’互為表裡相互成就,共同象徵著50年代社會主義實踐的重要歷史內容。……《創業史》也因之成為50年代最具代表性和症候意義的重要作品。」「過去」就是土改,「現實」就是互助組,而「歷史的希望願景」(革命初心嗎),到底是人民生活幸福,還是消滅私有制?承載這麼重大主題的青年農民,在小說中實際做了三件事,一是買稻種,回家將新的稻種分給別人,自己反而分得少。第二件事,與供銷社簽約做掃帚,帶著貧窮農民進山搞副業,解決眼前生活困難。此舉既表現梁生寶實幹苦幹,也顯示政府對互助組的政策傾斜。第三件事更重要,小說第十六章是解讀梁生寶的關鍵。生寶到中共黃堡區委會和區公所,進門聽說黃堡區東原上中劉村的哥倆為了爭奪剛去世的大哥名下的十來畝地,競相要把自己兒子過繼給亡兄。生寶在一旁,什麼反應?

他現在又在痛恨一個可憎的名詞——私有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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