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班主任》、盧新華《傷痕》
傷痕文學的淚點
閻連科為《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寫過一段言過其實的推薦：「終於有人以其天賦的才華和力量，去推開長河的浪濁，劈剝出一條新的、更清晰的河道，讓百年作品、百年史文，從那河道上部部流來，重新為讀者建立起一個無盡帆船的風光。」
知道這是作家溢美，還是當作鼓勵和目標。因為事實上，沿河而下，看過了上游的風光，穿越了中間的艱辛，實在有助於重新理解最近幾十年的當代文學的江河氣勢。
一《班主任》：文學史上的轉折點
從1976年秋天起，差不多整整一年，國家政治發生了巨大變化，期刊小說卻換湯不換藥。換湯，就是反派身份不同了。《朝霞》作品寫工人階級主人公與「復辟還鄉團」做鬥爭。到了1977年，小說裡還是工人階級主角，正在和江青、張春橋「四人幫」做鬥爭。不換藥，就是寫作模式不換。還是善惡分明，還是階級鬥爭，沒有中間人物，沒有男女感情。除了反派身份以外，什麼都沒有變。
就在這時，讀到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學》上發表的劉心武（1942—）的《班主任》。40年後重新閱讀，很難想象這麼粗糙、冗長、充滿說教的一篇概念化的小說，怎麼會成為公認的文學史的轉折點……
小說一共四個人物，情節頗簡單——光明中學初三三班班主任張俊石老師，要接收一個剛從公安局拘留所放出來的「小流氓」學生宋寶琦，犯什麼罪不清楚。面對專政威力與政策感召，他渾身冒汗，嘴唇哆嗦，坦白交代，並且揭發檢舉了首犯的關鍵罪行。因為情節較輕且坦白揭發，加上還不足16歲，公安局便將他教育釋放了。小說主人公和敘述角度應該是班主任張俊石，30多歲，中等身材，衣著樸實，嘴唇厚，卻言語熱情，基本上有點像劉心武的自畫像——作家也是中學老師，「文革」後期就已經開始發表小說。接收「小流氓」後，同事尹老師感覺不安，班上團支書謝惠敏倒是不怕。她晃晃小短辮說：「我怕什麼？這是階級鬥爭，他敢犯狂，我們就跟他鬥。」班上另一團員石紅，因為看小說《牛虻》和謝惠敏有了爭論。之後張老師做家訪，知道宋寶琦的工人父親沉迷於撲克，母親放任獨生子，家裡雖然談不上整潔乾淨，但毛主席、周恩來畫像掛得端端正正。張老師困惑：「宋寶琦的確有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但究竟是哪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呢？」小說就在這思考中結束，最後說：「請抱著解決實際問題、治療我們祖國健壯軀體上的區域性癰疽的態度，同我們的張老師一起，來考慮考慮如何教育、轉變宋寶琦這類青少年。」
最後這段話當時被認為是呼應了《狂人日記》的「救救孩子」。其實有兩點很不一樣：第一，先講明祖國「健壯軀體」，眼前是區域性小毛病；第二，毛病主要是「小流氓」宋寶琦。
但是，恐怕劉心武也沒想到，作品發表以後，人們發現要救的遠不是「小流氓」宋寶琦，而是小說中的團支書謝惠敏。
1987年，我在《文藝理論研究》上發表過一篇關於劉心武小說的論文，轉抄其中一段：
《班主任》中對張老師的讚頌對石紅的表揚對宋寶琦的教訓，均屬常識範圍且均未跳出「十七年」模式，唯獨花在謝惠敏形象上的甚至多少有點漫不經心的筆墨，卻終於第一次劃出了（但遠未劃清）「傷痕文學」與「文革」文學及「十七年文學」之間的界限。什麼是「謝惠敏性格」的實質呢？僅僅是「思想僵化」，「中了四人幫的毒害而不自覺」嗎？為了保護農民的莊稼，因而不準別的同學帶走一束麥子；對黃色書籍警惕性很高以致把《牛虻》也「錯劃」進去；艱苦樸素到了天熱也不肯穿裙子的地步……所有這些謝惠敏式的行為，如果放在50年代「青春萬歲」的背景下或60年代中學生齊抄《雷鋒日記》的時候，又會得到怎樣的評價呢？——雖然對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挑戰性劉心武當時還沒有足夠重視（插在小說裡的議論還只是將謝的性格扭曲視為「四人幫」時期的特定產物），但形象本身的血肉感及細節把握的分寸感，事實上卻已經為無數熱情追求政治進步的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樹了一面反思的鏡子，照出了他們成長道路上的某一側面：謝惠敏的錯誤究竟是錯聽了「四人幫」的話呢，還是錯在不該只聽別人的話而自己不思考？謝惠敏的悲劇究竟是工作不踏實革命不堅決為人不樸實呢，還是缺乏獨立的人生意識，把自己思想乃至革命的權利都「上繳」了進而一切聽從別人的安排？
這是30多年前寫的評論，重抄一遍，好像回到了80年代現場。小說主要寫了謝惠敏三件事，一是下鄉勞動時不準同學折麥子，當時張老師稱讚：這個僅僅只有三個月團齡的支部書記，正用全部純潔而高尚的感情，在維護「絕不能讓貧下中農損失一粒麥子」的信念——她的身上，有著多麼可貴的閃光素質啊。二是謝惠敏個子高但不會打球，夏天再熱也不穿裙，同學如果穿小碎花短袖襯衫，她覺得是「沾染了資產階級的作風」。三是她沒有看過《牛虻》，「見裡頭有外國男女講戀愛的插圖，不禁驚叫起來：‘唉呀！真黃！明天得狠批這本黃書！’」這個反應使得張老師皺起了眉頭，進而聯想到「光有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就容易陷於輕信和盲從」。
珍惜農民莊稼，是尊重工農；不運動不穿裙，說明生活樸素；批評同學花裙、仇恨《牛虻》「黃書」，有點文化狹隘、政治盲從。三點都是「十年」（甚至「十七年」）青年教育的成果。劉心武欣賞她的工農崇拜，可惜她的生活狀態，批判她的思想盲從。今天，我們再回頭看，謝惠敏究竟有什麼錯？以至於這個作家無心插柳的人物，標誌了當代文學史的轉折？已是新時期，還是老問題：「謝惠敏的錯誤究竟是錯聽了‘四人幫’的話呢，還是錯在不該只聽別人的話？」
《班主任》其實是用文學方式談論政治問題，僅就文學形式而言，遠遠還沒有回到三四十年代中國小說的水平。劉心武在80年代寫過不少小說，有的像《班主任》一樣，用教師教育學生的態度討論青年信仰問題，比方說《醒來吧，弟弟》《愛情的位置》，後者反響極大，主要因為標題。另一類寫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如《立體交叉橋》《鐘鼓樓》，有傳統的京味，比較細緻，而且延續了關心底層的文學傳統。
二《傷痕》：形式上幼稚，涉及的問題卻很大
《班主任》發表大半年以後，另外有個短篇，形上更加幼稚，涉及的問題、引起的反響卻更大，那就是盧新華（1954—）在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上整版發表的短篇小說《傷痕》。
《傷痕》情節更簡單。小說開始已是1978年春天，女知青王曉華坐火車回上海，「遠的近的，紅的白的，五彩繽紛的燈火在窗外時隱時現」，曉華回憶九年前，她在學校還未畢業，就報名上山下鄉，因為她母親被打成「叛徒」。她怎麼也想象不到，革命多年的媽媽，竟會是一個從敵人的狗洞裡爬出來的戴愉式的人物。而戴愉，她看過《青春之歌》——那是一副多麼醜惡的嘴臉啊！
這段文字標識了「十年」和「十七年」的文本符號關係，也清晰展示了現實與文學的互相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