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陳奐生上城》：新時期的農民與幹部關係
李順大造屋30年，陳奐生已活在「新時期」；李順大曆經種種政治風波，陳奐生卻只做一件日常小事；李順大活得垂頭喪氣，陳奐生卻感覺十分幸福。小說一開始，「陳奐生肚裡吃得飽，身上穿得新，手裡提著一個裝滿東西的乾乾淨淨的旅行包……一路如遊春看風光。他到城裡去幹啥？他到城裡去做買賣。稻子收好了，麥壟種完了，公糧餘糧賣掉了，口糧柴草分到了，乘這個空當，出門活動活動，賺幾個活錢買零碎。自由市場開放了，他又不投機倒把，賣一點農副產品，冠冕堂皇。他去賣什麼？賣油繩。……」賣油繩大約能賺三塊錢，陳奐生想給自己買頂帽子。這個小說開局既寫1979年社會氣氛，自由市場開放，農民生活轉好，又以歌頌的筆調道出悲涼事實——這個農民幾十年來買不起一頂帽子。對比《平凡的世界》和《插隊的故事》裡不少農民做小生意都被批「走資本主義道路」，人們才能體會陳奐生上城的幸福。
賣油繩是在車站附近擺攤，摸準了旅客人流的規律，油繩倒是順利賣完了，點錢少了三角錢，不知道被哪個人貪汙走了，陳奐生嘆了一口氣，自認晦氣。
但真正的麻煩是他累了一天，到了深夜，突然渾身無力，雙腿發軟，就在車站候車室病倒了。這時正好以前認識的縣委吳楚書記經過，關心問候，這個農民怎麼半夜病倒在車站，那怎麼行，就叫司機送陳奐生到機關門診室。醫生說沒大病。百忙之中吳書記又指示：「還有十三分鐘了，先送我上車站，再送他上招待所，給他一個單獨房間，就說是我的朋友……」
病倒，看醫生，住招待所，這些經過陳奐生都是次日才回想起來，他「聽見自己的心撲撲跳得比打鐘還響，合上的眼皮，流出晶瑩的淚珠，在眼角膛裡停留片刻，便一條線掛下來了。這個吳書記真是大好人，竟看得起他陳奐生，把他當朋友，一旦有難，能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救了他一條性命，實在難得」。
「陳奐生想，他和吳楚之間，其實也談不上交情，不過認識罷了。要說有什麼私人交往，平生只有一次。記得秋天吳楚在大隊蹲點，有一天突然闖到他家來吃了一頓便飯……還帶來了一斤塊塊糖，給孩子們吃。細算起來，等於兩頓半飯錢。那還算什麼交情呢！說來說去，是吳書記做了官不曾忘記老百姓。」
接下來一段，是小說真正的高潮——既不是動作，也不是對話，而是描寫一個房間。
原來這房裡的一切，都新堂堂、亮澄澄，平頂（天花板）白得耀眼，四周的牆，用青漆漆了一人高，再往上就刷刷白，地板暗紅閃光，照出人影子來；紫檀色五斗櫥，嫩黃色寫字檯，更有兩張出奇的矮凳，比太師椅還大，裡外包著皮，也叫不出它的名字來。再看床上，墊的是花床單，蓋的是新被子，雪白的被底，嶄新的綢面，呱呱叫三層新。陳奐生不由自主地立刻在被窩裡縮成一團，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別是腳）不大幹淨，生怕弄髒了被子……隨即悄悄起身，悄悄穿好了衣服，不敢弄出一點聲音來，好像做了偷兒，被人發現就會抓住似的。他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裡，光著腳跑出去；又眷顧著那兩張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輕輕捺了捺，知道里邊有彈簧，卻不敢坐，怕壓癟了彈不飽。然後才真的悄悄開門，走出去了。
這段文字，「怕壓癟了彈不飽」，當時成為作家議論的話題。
房間是好，但肯定貴，陳奐生馬上想離開。他走到櫃檯處，朝裡面正在看報的大姑娘說：「同志，算賬。」「幾號房間？」那大姑娘戀著報紙說，並未看他。「幾號不知道。我住在最東那一間。」那姑娘連忙丟了報紙，朝他看看，甜甜地笑著說：「是吳書記汽車送來的？你身體好了嗎？」「不要緊，我要回去了。」「何必急，你和吳書記是老戰友嗎？你現在在哪裡工作？……」大姑娘一面軟款款地尋話說，一面就把開好的發票交給他。笑得甜極了。陳奐生看看她，真是絕色！
但是，接到發票，低頭一看，陳奐生便像給火鉗燙著了手。他認識那幾個字，卻不肯相信。「多少？」他忍不住問，渾身燥熱起來。「五元。」「一夜天？」他冒汗了。「是一夜五元。」
回到40多年前，五塊大概相當於今天的100塊，或者500塊，要看什麼情況。反正對一個農民來說，忙了一整天，賣這麼多東西，走幾十裡地，才賺三塊錢，所以五塊這個數字是太大了。
陳奐生的心，忐忑大跳。「我的天！」他想，「我還怕困掉一頂帽子，誰知竟要兩頂！」
「你的病還沒有好，還正在出汗呢！」大姑娘驚怪地說。
千不該，萬不該，陳奐生竟說了一句這樣的外行語：「我是半夜裡來的呀！」
大姑娘立刻看出他不是一個人物（「人物」比「人」重要，「人物」就是「人」加上「物」嗎）。她不笑了，話也不甜了。陳奐生只好付錢，賣油繩的錢幾乎都要付出去了，再回房間時，往彈簧太師椅上一坐，管它，坐癟了也不關我事，出了五元錢呢！
當年我們參加筆會，作家們在酒店裡都跳到沙發上，重複陳奐生的話。後來凡住高階酒店，總想起陳奐生。由此想到文學，要寫階級，也會穿越階級。
陳奐生再回房間也睡不著了，把各種裝置享用一番，被子也不怕弄髒了。最後，陳奐生想起了吳書記——這個好人，大概只想到關心他，不曾想到他這個人經不起這樣高階的關心。不過人家忙著趕火車，哪能想得周全！千怪萬怪，只怪自己傷了風，才走不動，才碰著吳書記，才住招待所，才把油繩的利潤用光，連本錢也蝕掉一塊多……那麼，帽子還買不買呢？他一狠心：買，不買還要倒霉的！所以離城時用盡全力，買了帽子，回來路上也不難過，因為終於有件事可以跟鄉親們吹吹了！你們坐過有彈簧的太師椅嗎？
這個短篇又獲全國短篇小說大獎，讀完令人感覺十分複雜，五味雜陳——農民是這個社會的主人公，生活慾望竟如此卑微；幹部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卻好心辦壞事，害了弱勢群體；羞辱、損失又可以重新演變為光榮和幸運；而且在藝術上，我們看到了怎樣用歌頌、歡快的筆調寫出沉重、淒涼的內容。
20世紀中國小說除了一直以農民和知識分子為主要人物外，官員形象也從晚清延續到當代。如果說在晚清小說裡的官員形象大都負面（是社會腐敗的主因），「五四」小說則有意無意「忽視」官員形象，那麼在1942年以後官員（幹部）形象重回小說舞臺則承擔雙重敘事功能，負面角色繼續負責社會腐敗，正面人物努力解救社會災難。50年代以後，當代文學中官員（幹部）形象又有兩個重要發展：一是好乾部或偶然或必然地逐步演變為講究權術世故的官僚主義者（如劉世吾等），二是一些幹部常常好心辦壞事，既關心農民又傷害農民——《陳奐生上城》就是第二類當代官員故事的一個早期樣本，後來餘華、閻連科等都延續高曉聲這一書寫策略，而且把這類「好心辦壞事」的幹部傳統寫得更具體更復雜。也因為官員（幹部）形象在當代「中國故事」裡的重要性，幹部與農民，幹部與知識分子，也就和知識分子與農民的關係一樣，成為20世紀中國小說的三大主題線索。梁生寶和書記們的激動握手，陳奐生上城跳「太師椅」等，都可以從這條「農民——幹部」關係的文學線索上重新閱讀。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17頁。
高曉聲：《李順大造屋》，《雨花》1979年第7期。以下小說引文同。
高曉聲：《陳奐生上城》，《人民文學》1980年第2期。以下小說引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