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鵑《百合花》《剪輯錯了的故事》
「三紅」與「一創」的拼貼
在讀1979年的短篇《剪輯錯了的故事》之前，我們需要先讀茹志鵑1958年發表的《百合花》。兩篇都是她的代表作，一篇是紅色經典，抒情，崇高，純潔；一篇是反思文學，「意識流」，尖銳，犀利。放在一起重讀，頗能顯示「十七年文學」與「新時期文學」的複雜關係。
茹志鵑（1925—1998），杭州人，生於上海，家境貧困，18歲跟隨她哥哥參加新四軍，在文工團工作。她的背景和梁斌、柳青、曲波等人一樣：先參加革命，後從事創作。1947年入黨，1955年轉業，到《文藝月報》（即後來的《上海文學》）做編輯。80年代，她是上海作協的副主席，當時的主席是巴金。
一《百合花》：三個人誰是主角？
《百合花》小說6000多字，寫了三個人物，都沒有名字。第一人稱敘事者，是文工團女幹部。前兩千字講通訊員帶「我」到前沿包紮所。「我」腳受傷，走不快，通訊員不時要停下來等。「我」觀察小通訊員是高挑挑的個子，塊頭不大，厚實實的肩膀，十分年輕、稚氣的圓臉，頂多18歲。休息時問話，原來還是同鄉——浙江天目山人。再問他有沒有娶媳婦，通訊員飛紅了臉，走路沒出汗，說幾句話倒緊張得滿頭是汗。
中間一段寫前沿衛生站，為救傷病員要向百姓借被子。「我」是女幹部，很快借到三條，可是小通訊員卻空手無收穫，嘴裡直怪老百姓死封建，好像跟什麼人吵了架。「我」怕他得罪鄉親們，就去剛才碰壁的那家問情況。一個靜靜的院子，出來一個年輕媳婦，小說描寫道：「這媳婦長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樑，彎彎的眉，額前一溜蓬鬆松的劉海。穿的雖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向鄉親道歉，新媳婦也沒生氣，反而忍住笑，可能剛才跟小通訊員有點誤會，轉身進去抱了被子出來。一看，「我」就明白了她剛才為什麼不肯借——原來這是一條裡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緞的，棗紅底，上面撒滿白色百合花。「我」把小通訊員批評了一頓：你看看，你還罵人家死封建，這是人家的新婚被子。
「新婚被子」在西方學院理論中，可能會被分析出「初夜」儀式等象徵含義。不過50年代讀者純樸，否則，小說不會入選中學教材。
小說第三部分，寫「我」在包紮所救傷員，前方打仗，氣氛緊張，不斷有傷兵下來，新媳婦也在幫忙。到了半夜，又來了新傷員，擔架隊的人說，求求你們一定要救活他，「‘這都是為了我們……’那個擔架員負罪地說道，‘我們十多副擔架擠在一個小巷子裡，準備往前運動，這位同志走在我們後面，可誰知道狗日的反動派不知從哪個屋頂上撂下顆手榴彈來，手榴彈就在我們人縫裡冒著煙亂轉，這時這位同志叫我們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撲在那個東西上了……’」
就在這時，新媳婦驚叫一聲——她看見這個新傷員就是小通訊員。可是小通訊員救不回來了。小說結尾，「衛生員讓人抬了一口棺材來，動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進棺材去。新媳婦這時臉發白，劈手奪過被子，狠狠地瞪了他們一眼。自己動手把半條被子平展展地鋪在棺材底，半條蓋在他身上。衛生員為難地說：‘被子……是借老百姓的。’‘是我的——’她氣洶洶地嚷了半句，就扭過臉去。在月光下，我看見她眼裡晶瑩發亮，我也看見那條棗紅底色上撒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這象徵純潔與感情的花，蓋上了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臉。」
前面淡淡積蓄的抒情，就在最後這一筆爆發。《百合花》發表後，當時已經不寫小說的茅盾十分稱讚：「《百合花》可以說是在結構上最細緻、嚴密，同時也是最富有節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寫也有特點，是由淡而濃，好比一個人迎面而來，愈近愈看得清，最後，不但讓我們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內心。」
《百合花》體現了革命歷史小說在藝術技巧上的努力追求，不過在60年代初，姚文元等人也還是批評這篇小說沒有寫重大題材和英雄人物。
二《剪輯錯了的故事》：「三紅」與「一創」的拼貼
回顧1958年的《百合花》，才能理解《人民文學》1979年第2期發表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小說第一段，《拍大腿唱小調，但總有點寂寥》，講的也是1958年。周圍的公社、大隊，前腳後腳都放出了畝產一萬二、一萬三千斤的高產衛星。這時甘木公社的甘書記在一大隊放一顆畝產一萬六千斤的大衛星。報告送到省裡、中央，當然風光，甘書記也升官為縣委副書記。
高產就是將十幾畝的稻子硬搬到一畝地裡。一時風光，「隨著高產，便來了個按產徵購」，接下來一大隊就要多交很多公糧。也是黨員的農民老壽（浙江話中，諧音「壽」是有點傻乎乎的意思）想不通了，說這麼交糧以後，農民一天只有八兩（舊制八兩，等於半斤），不夠吃了。交糧時，他到縣委找甘書記。老壽還沒開口，甘書記就語重心長：「不是我一見面就批評你們。你們的眼光太淺了，整天盯著幾顆糧食。現在的形勢是一天等於二十年，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時候，一步差勁，就要落後。你們老同志更應該聽黨的話，想想過去戰爭年代，那時候，咱算過七大兩、八大兩嗎……」
老壽想想——甘書記的話句句在理，過去真的沒計較過七大兩、八大兩，為了將來能過上好日子，餓肚子也沒叫苦的。交糧以後，坐空車回村，老壽有點朦朧起來了。小說第二段，標題有點長，叫《老甘不一定就是甘書記，也不一定就不是甘書記，不過老壽還是這個老壽》。意思是「官」可能有變，「民」還是「民」。故事場景，突然從1958年回到了1947年冬天，這是一個時空倒敘，或者說是整段拼貼的「意識流」，等於從《創業史》合作社前景，突然回到《紅日》沂蒙山歲月。1947年也正是茹志鵑在軍中入黨的年份。國共正在內戰，「土改」還沒開始。還鄉團領著一個團的國民黨兵到了鎮上，老壽就給老甘報了信，老甘要帶隊伍轉移，說之後再打回來。但是轉移要帶點糧食，老壽的老婆是個苦死累死也不討饒的女人，嘴裡發著牢騷，還是把家裡僅有的一袋高粱面拿了出來，「摔到老壽懷裡，說道：‘就這點高粱面了，這天寒地凍，咱不吃，叫孩子也不吃？你看著辦吧！’‘有難處，這不假啊！’老壽仍舊兩眼瞅著地上，說道：‘可是我是個在黨的人。再說我們冷了，餓了，在家還能烤烤火，摘把野菜。老甘他們走出這麼遠去，還不知睡哪裡，吃什麼呢！這不都是為了咱……’‘唉！裝吧裝吧！囉唆個啥！我才說了兩句，你就說了一大套，誰不知道革命就是為了咱窮老百姓呀！’」
全部高粱面也只裝了三個乾糧袋，最後老壽兩公婆就把烙好的餅切成了條條，裝進了第四個乾糧袋，給老甘的時候還表示歉意，說三袋是高粱面，一袋是做好的餅。老甘說：「老壽，你放心。哪裡有老百姓就餓不著咱們。你們這點心，我帶去防個急用。」然後，「老甘緊緊捏了捏老壽的手就走了。」
小說第三段，又回到1958年。老壽交糧後從縣裡回來，沒法向鄉親們交代，一頭鑽進梨園。原來今年梨是大年，「大夥兒可是指望著它，過冬的口糧，過年的新衣裳，都在這樹上長著呢。」老壽一邊用紙包住梨，防小蟲，一邊心裡又發愁：「他說不出，但總覺得現在的革命，不像過去那麼真刀真槍，幹部和老百姓的情分，也沒過去那樣實心實意。現在好像摻了假，革命有點像變戲法，畝產一萬二，一萬四，自己大隊變出了一個一萬六。為什麼變戲法？變給誰看呢？……說起來也丟人，種地的人心裡都有數，可是裝得真像有那麼一回事，還一層層向上報喜。看來戲法還是變給上面看的，這，這革命為了誰呀！……」
老壽，一個普通農民黨員在果園包梨時的這段牢騷獨白，卻道出一箇中國革命的關鍵問題：不僅是質疑革命如同變戲法，更重要的是戲法變給誰看？「還一層層向上報喜。看來戲法還是變給上面看的，這，這革命為了誰呀！……」看來老壽，還有茹志鵑，相信革命應該為了老百姓，幹部的眼睛理應向下，看到艱難「活著」的人民。而老甘，還有其他官員，卻一層層向上看，表面上相信上面代表更廣大人民，實際上可能是趨利避害或習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