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時才意識到《百合花》的主題，既不只是敘事者的細膩的女性視角，也不僅是歌頌戰士勇敢或感激百姓奉獻，《百合花》的核心，就是民眾與革命的關係，一種能用「新婚被子」來象徵來紀念的抒情關係。《剪輯錯了的故事》延伸著這一主題，將《紅旗譜》《紅日》歌頌的民眾與革命關係，放在《創業史》「大躍進」時間背景下（用高曉聲的白描法）比較拷問。「三紅」與「一創」的剪輯拼貼並置，製造了1979年反思文學的深刻。
「顛倒了，倒過來了……」老壽捏著早已熄滅的旱菸杆，喃喃著。這不，做工作不是真正為了老百姓，反要老百姓花了功夫，變著法兒讓領導聽著開心，看著滿意。老百姓高興不高興，沒人問了。老壽一想到這裡，心裡頓時害怕起來，嚇得手腳都涼了。可不得了，咱這不是有點反領導的意思了嗎？……甘書記勸我要聽黨的話，難道自己真的有了二心？「殺了頭也不能有這個心啊！」老壽陡地站了起來，當即離了窩棚，當即走出梨園，當即找到支部書記老韓的家裡，他要原原本本，向黨反映自己的思想。
老壽去找村支書老韓，不料甘書記也在。老壽還沒檢討，老韓已經尷尬地傳達了甘書記的最新指示：以糧為綱，砍掉梨園。
「毀了！這下全毀了！」老壽腿一軟，坐到了地上。他恨不得在地上打滾，可是他連打滾的力氣都沒了。老韓說：「這事是上面有文的。」老壽說：「上面的文也得聽聽老百姓的。」老壽真的急了。
接下來第四段，《「大地啊！母親」不是詩人創造的》。時間又回到1949年，淮海戰役，百萬大軍捷報頻傳，老壽見到了副區長老甘，不敢認了，老甘「瘦落了形，眼窩塌下去了，腮幫子凹下去了，一臉黑茬茬的絡腮鬍子，圍著一張乾裂的嘴，裂開的血口子都發了黑」。甘區長一進門就召集開會，動員鄉親，部隊要柴草。老壽很不含糊，就把自己家門口六棵棗樹全部砍了，合成七擔柴。老甘緊緊捏著老壽的膀子，眼裡轉著淚花，說：「將來我們點燈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當然也有各種各樣的果園。不過現在，你還是留兩棵給孩子們解解饞吧！」說話間，鄉親們挑的挑，扛的扛，都來了。大木櫃，石榴樹，舊水車，洋槐樹，一個老大爺帶了兩個孩子，抬來了一副板，老大爺擠到老甘面前說：「咱沒樹，我有副壽材板，可行？」老甘沒有說話，他環顧著大家，又仔細地看著一件件的東西，最後說道：「老少爺們，革命的衣食父母，你們對革命的貢獻，黨是不會忘記的。」
第五段，還是1958年，題目是《一味的梨呀！梨呀！哪像個革命的樣子》。甘書記下來蹲點，帶人要砍梨園，老壽求他們：「再等二十天，只要二十天，梨熟了再砍，啊？等梨下來了就砍，啊？麥子先下在樹行間，不耽誤啊！」「不行！」甘書記面容嚴肅，說道：「我們現在不是鬧生產，這是鬧革命！需要的時候，命都要豁上，你還是梨呀，梨呀！還是一個黨員，像話嗎？」
「不是鬧生產，是鬧革命」，這句話我們在梁生寶和楊書記那裡也聽過，當時困惑：到底是為了革命而打糧食，還是為了打糧食而革命？
老壽執迷不悟，最後被「搬了石頭」（撤銷生產隊隊委、梨園負責人的職務）。甘書記卻搖頭嘆息道：「可見這場革命考人。他要向右倒，想拉也拉不住啊！」
小說一、三、五段，就是《創業史》以後的背景——「人民公社」「大躍進」；二、四段，寫的是「三紅」，尤其是《紅日》當中的軍民魚水情。把《創業史》和「三紅」剪輯在一起，居然就有了這麼多時空錯亂、因果顛倒的歷史畫面。既是革命主體的「意識流」反思中國道路，也是農民集體記憶對往事的神奇穿越。小說最後第六段從現實主義走向魔幻，出現了一場虛構的反侵略戰爭。老壽又在找老甘，「告辭了鄉親，直往西邊的大山奔去。山哪！好高哦！老壽卻頭也不抬，只顧一步一步往上攀。」一片蒼茫大地，到哪裡去找老甘呢？「老甘哪！回來呀！咱有話對你說，咱有事跟你商量！」「回來呀！跟咱同患難的人！回來呀！為咱受煎熬的人！回來啊！咱們黨的光榮！回來啊！咱們勝利的保證！」老壽嘶聲地喊著……
這是民眾對黨的呼喚，也是茹志鵑對她1947年入黨信念的不忘初心。可是老甘聽不見，沒找到。老壽回到村裡，糧倉中彈，打仗了，附近又有敵人的傘兵。就在這時老甘回來了，老壽反而不接受領導了，有文也不聽，不給吃的，周圍又響起了槍聲。
第七段——《這不是結尾》。又是1958年，鄉親們在慶祝煉出了鋼鐵，老壽顫巍巍地走出村去。小說最後一句是「結尾於一九七九年元月，老壽老甘重逢之時，互訴衷腸之際」。
三「自家人」的反思
茹志鵑的小說提出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之前的軍民血肉關係怎麼會演變成後來的幹群緊張矛盾？這篇小說的技巧看似簡單，將「三紅」和「一創」穿越並置——看運濤、江濤、沈振新、許雲峰的浴血奮戰，如何走向梁生寶、老壽和李順大的農村生活？可以說，材料都是別人的，茹志鵑憑她1947年的入黨信念，依據1958年寫《百合花》的忠誠敏感，將這些文學/現實材料重新剪輯、拼貼，就使人們不僅看到幾十年的傷痕，也使人們反思這些傷痕是怎麼來的。
這裡的兩個「人們」，有微妙的區別。傷痕是他人造成，反思卻是自己有責。「傷痕文學」作為70年代末的一種文學現象，以《班主任》《傷痕》為代表，一開始就引來爭議。因為幾十年來習慣了文學必然歌頌，只能歡笑，突然要寫悲劇，可以哭泣，這就形成了當代文學的一個轉折。「傷痕文學」這個概念是旅美華裔學者許芥昱「在美國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中共文學討論會的講話」最早使用——以一部藝術成就不高的小說的篇名，概括一個時期的文學趨勢。對「傷痕文學」可有狹義和廣義的理解，狹義的「傷痕文學」，特指70年代末一些以批判災難後果、控訴人民生活苦難的作品。除了《班主任》《傷痕》，還有宗福先的《於無聲處》、古華的《芙蓉鎮》、張賢亮的《靈與肉》、宗璞的《我是誰》、馮驥才的《啊！》、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莫應豐的《將軍吟》、戴厚英的《人啊，人！》等。廣義的「傷痕文學」，海外學界使用較多，大致包括1978—1985年的文學，也稱之為「解凍文學」「暴露文學」，即包括所謂的「反思文學」。
「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確有微妙的區別。第一，在概念名稱上，「傷痕」寫病痛、症狀，「反思」查病因、後遺症。第二，「傷痕文學」側重農民、學生受害角度，「反思文學」帶有官員幹部的檢討懺悔成分。兩類文學的共通點，就是高曉聲《李順大造屋》當中的一句插話——「自家人拆爛汙，說多了也沒意思」。「自家人」立場十分重要。《剪輯錯了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以自己人的態度，來檢討1958年和1947年的時代關係。茹志鵑既寫了經得起考驗的紅色經典，又在「文革」後留下「反思文學」的尖銳批判。這是一個跨越兩個歷史時期的作家，這是一位「穿著軍裝走進新時代的女戰士」。後來，她的女兒王安憶走得更遠了。王安憶最近有篇回憶她母親的文章，標題是《他們的人性比我們深刻得多……》。
茹志鵑：《百合花》，《延河》1958年第3期。以下小說引文同。
茅盾：《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人民文學》1958年第6期。
茹志鵑：《剪輯錯了的故事》，《人民文學》1979年第2期。以下小說引文同。
子張：《「他們的人性比我們深刻得多……」：王安憶說母親茹志鵑》，《文匯報》2019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