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
改革文學與官場鬥爭
蔣子龍（1941—）的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在當代文學史敘述中被視為「改革文學」的代表作。在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的整個過程中，我們可能會錯過很多小說，尤其90年代以後，會有不少作品無論藝術質量還是內容深度都不在《喬廠長上任記》之下，那為什麼一定要讀這篇小說？至少有三個理由：
第一，這個中篇發表於《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和盧新華、高曉聲、茹志鵑等人的小說幾乎在同一時段出現——也就是說，新時期文學中所謂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並不是一種遞進的邏輯發展，而是差不多同時出現，見證70年代末當代文學的多元方向。第二，如果純粹著眼於藝術性，可能會先讀林斤瀾、宗璞、馮驥才、陳村等，但是《喬廠長上任記》無論作為罕見的城市工業題材，還是「改革文學」的代表，在「中國故事」裡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且，這篇小說還描寫了新時期的官場鬥爭。第三，在2018年人民大會堂慶祝改革開放的大會上，40年間，一共只表彰了兩位作家，一位是已經去世的《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遙，另外一位就是《喬廠長上任記》的作者蔣子龍。
一從第四次文代會到劇本創作座談會
70年來作協有兩次會議最為重要。第一次是1949年建立文聯，第二次是1979年秋天的第四次文代會。據與會者回憶，發言領導在報告中講：作家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不要橫加干涉」。說到這裡，全場爆發經久不息的雷鳴般的掌聲。華東師大老教授許傑、徐中玉等開會回來十分激動，一再轉述「不要橫加干涉」這句話。經歷了反右、「文革」幾十年劫難的老知識分子，從此也進入了新時期。
也在第四次文代會上，周揚向一些「右派作家」——丁玲、艾青、蕭軍、王蒙等道歉，回應並不強烈。主持第四次文代會的還是茅盾。剛剛發表了《喬廠長上任記》的蔣子龍在會議上是大家矚目的新人。
現在回頭看，從1977年底《班主任》發表，到1980年2月北京召開劇本創作座談會，這兩三年間是作家和各方關係最和諧的一個特殊時期。
要解放思想，要撥亂反正，要改革開放，20世紀中國文學出現了文學、政治與大眾三者這麼合作的一個時期。比如《李順大造屋》，作家在為農民申訴，政府在檢討農村政策，民眾也找到了苦難記憶共鳴。在某種意義上，這真正是文藝為工農兵服務。作家出於真心，寫自己的血肉經歷。《剪輯錯了的故事》的作者1947年參加革命，赤膽忠心，因為堅信黨必須為老百姓服務，所以才對1958年的情況痛心疾首。第四次文代會的說法，開啟了一個新時期。
當然，換個角度看，作家的個人政見如果與官方意識形態或者與大眾審美要求有矛盾分歧，也很正常。從古至今，許多偉大的作品就是在這種矛盾關係當中產生的。所以，1980年2月的劇本創作座談會就構成了一個轉折。這次座談會提出了「社會效果說」。劇本創作座談會之後不久，北京召開紀念魯迅百年誕辰大會，我在人民大會堂親睹了領導激情洋溢的講話。「社會效果說」，意思是作品可能有些越界，但作家動機是好的。或者倒過來說，單有好動機還不夠，還要注意效果，這是委婉的批評。當時被點名批評的小說，有寫將軍和女護士關係的《飛天》。有寫知青為了回城，不擇手段走後門，甚至出賣身體的徐明旭的《調動》，小說裡有句名言，幹部說「研究研究」，就是「菸酒菸酒」（現在「菸酒」也不管用）。劇本《在社會的檔案裡》，也涉及幹部子弟。
這幾部作品是「文革」以後第一批被批判的作品。「社會效果說」使得作家們忽然明白，文學與政治與大眾的複雜關係是常態，一直需要調整磨合。劇本創作座談會以後，中國作家的寫作策略出現了大致三個方向的分化：一是繼續「為政治的文學」，以筆為槍，堅持表達自己的政治信念。比如一些報告文學，戴厚英長篇《人啊，人！》、白樺劇本《苦戀》等。二是「為人生的文學」。用很多不同寫法——意識流、反諷、變換敘事方法等，首先追求文學性，反思過去，正視現實。王蒙、張賢亮、茹志鵑，還有年輕一代的韓少功、張煒、張承志等都大致上使用這種寫作策略。第三個方向，仍借用「五四」的說法，「為藝術的藝術」，主要關心怎麼寫，而不大關心寫什麼，也不大在乎文學和社會、政治的關係。比如說汪曾祺、史鐵生、阿城、早期的餘華，等等。
當然三者之間的界限不一定分明，常常被評論混淆，或者作家主動混淆。
二《喬廠長上任記》：「以筆當槍」的代表
回顧時代背景，《喬廠長上任記》其實是上述第一類「以筆為槍」中罕見的成功範例。這類作品，不少都被批評，蔣子龍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小說既呼應政府提倡的政治改革，也抒發作家自己的政治觀念——正好也是改革。仔細閱讀，小說主人公其實是以「前三十年」的革命邏輯來從事後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事業。或者說，是以「十七年」的文學方法來書寫新時期的「中國故事」。
晚清寫官場，都是幕後交易。從《華威先生》以後，小說中的官場故事則主要是開會，或者從開會寫起。《喬廠長上任記》一開始是機電局黨委會，「四人幫」倒臺兩年，1978年已經過去六個月了，電機廠兩年六個月沒有完成任務了。
「日本日立公司電機廠，五千五百人，年產一千二百萬千瓦：咱們廠，八千九百人，年產一百二十萬千瓦。」生產落後，是電廠老大難問題。黨委會開會，討論派誰去當廠長。這時機電局電器公司的經理喬光樸自告奮勇。公司經理是個肥缺，工作輕鬆，所以喬光樸要去電廠，大家都很驚訝。而且他立下軍令狀：「我去後如果電機廠仍不能完成國家計劃，我請求撤銷我黨內外一切職務。」這個舉動讓黨委會上的眾人吃驚。
喬光樸這時候已經53歲了，小說寫他「這是一張有著礦石般顏色和獵人般粗獷特徵的臉：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餓虎般深藏的雙眼；顴骨略高的雙頰，肌厚肉重的闊臉；這一切簡直就是力量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