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有一天，小說寫明海看見小英子的腳印：「明海看著她的腳印，傻了。五個小小的趾頭，腳掌平平的，腳跟細細的，腳弓部分缺了一塊。明海身上有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感覺，他覺得心裡癢癢的。這一串美麗的腳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亂了。」
通過一個女孩的腳印，寫小和尚的性心理。後來王安憶在中篇《小城之戀》裡也有類似筆法。男主人公聽隔壁女生洗澡，洗完以後跑去看地上，周圍是溼的，中間有兩個乾的腳印，他就從腳印開始往上幻想……
《受戒》的高潮是受戒的過程。事先女孩問，不受戒不行嗎？明子說，不行。事後，女孩問，疼不疼？明子說，疼。小和尚回家的船上，小英子終於說，你不要當方丈——這是和尚將來的美好前景——然後就趴在明子耳朵邊上小聲說，我做你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最後說，要。
英子跳到中艙，兩隻槳飛快地划起來，划進了蘆花蕩。接下來就是小說著名的結尾，還是由一連串名詞動詞加形容詞，混合堆砌而成：「蘆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蘆穗，發著銀光，軟軟的，滑溜溜的，像一串絲線。有的地方結了蒲棒，通紅的，像一枝一枝小蠟燭。青浮萍，紫浮萍。長腳蚊子，水蜘蛛。野菱角開著四瓣的小白花。驚起一隻青樁（一種水鳥），擦著蘆穗，撲嚕嚕嚕飛遠了。」
小女孩把新和尚帶到蘆葦蕩裡，讀者就看到這麼一片風景。汪曾祺不寫時代政治，只畫希臘小廟般的人性。故事結構近於沈從文，文筆技巧更像周作人：一種刻意的漫不經心，一種由細節堆成的沖淡。
二《大淖記事》：錫匠與靚女的愛情
《大淖記事》延續了《受戒》的主題，寫地方風土人情更加詳細，但不如《受戒》空靈。有一段文字常常被人引用：
這裡人家的婚嫁極少明媒正娶，花轎吹鼓手是掙不著他們的錢的。媳婦，多是自己跑來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們在男女關係上是比較隨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個媳婦，在丈夫之外，再「靠」一個，不是稀奇事。這裡的女人和男人好，還是惱，只有一個標準：情願。有的姑娘、媳婦相與了一個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錢買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們的錢，反而把錢給他花，叫做「倒貼」。因此，街裡的人說「風氣不好」。到底是哪裡的風氣更好一些呢？難說。
汪曾祺這段夾敘夾議，與其說是對地方鄉土人倫的寫實，不如說更像對現行道德規範的烏托邦想象。這個道德規範可以是傳統禮教，或者資本主義婚姻制度，或者是無產階級家庭道德等，總之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反叛。從沈從文起，不少作家願意這樣理解某些鄉土民俗。但很少有女作家認真描寫過這種鄉土民間的「性解放」，雖然這種「性解放」好像也有某種女性解放的意識。在現實中，大部分還是男人的夢。
《大淖記事》寫當地生活了兩幫人。
一邊是不少錫匠。「香爐、蠟臺、痰盂、茶葉罐、水壺、茶壺、酒壺，甚至尿壺，都是錫的。」又看到作家的名詞堆砌技巧。老錫匠的侄兒名字叫十一子：「他長得挺拔廝稱，肩寬腰細，唇紅齒白，濃眉大眼，頭戴遮陽草帽，青鞋淨襪，全身衣服整齊合體。天熱的時候，敞開衣釦，露出扇面也似的胸脯，五寸寬的雪白的板帶煞得很緊。走起路來，高抬腳，輕著地，麻溜利索。」
大淖另一邊，大部分是挑夫，不僅男人，女人也會挑。有個挑夫娶了一個大戶人家逃出來的丫鬟蓮子，次年生了個女兒叫巧雲。可是蓮子不久自由戀愛，跟了一個過路戲班子的小生跑了。巧雲長到15歲，長成了一朵花。「她上街買東西，甭管是買肉、買菜，打油、打酒，撕布、量頭繩，買梳頭油、雪花膏，買石鹼、漿塊，同樣的錢，她買回來，分量都比別人多，東西都比別人的好。」排比的結果說明靚女總是討人喜歡。但不久，巧雲的父親跌傷，家裡要靠女兒養。接下來，「巧雲織蓆，十一子化錫，正好做伴。」到此為止，故事就很像一箇中國民間故事了。
沒想到接下去更像了。出現了一個壞人，保安隊的劉號長，強佔了巧雲。巧雲又委屈又氣憤，主動去找十一子。事情傳出去後，劉號長帶人趕走小錫匠，要他告饒認錯，小錫匠骨頭硬，牙關緊，不低頭，小說寫小錫匠被他們打死了，簡單的一句話。
打死了？故事就這麼完了？不會。原來巧雲弄來了尿鹼湯，灌進十一子喉嚨，把帥哥救活了。錫匠們在縣裡遊行三日，縣長也沒鎮壓，還被迫處罰了劉號長。小說結尾是一個女人養著兩個男的，挑夫殘疾，小錫匠重傷。最後一句卻比《邊城》光明多了：「十一子的傷會好麼？會。當然會！」
《大淖記事》的文筆其實還是樸素流動，沖淡美麗，但整個故事比起空靈的《受戒》，有點向《劉三姐》方向靠攏了。因為小說裡出現了絕對的壞人，比較符合一般民眾的閱讀期待。即便如此，汪曾祺還是代表了80年代中國抒情小說的藝術水準，他的成就是周作人散文風格和沈從文鄉土夢幻在1949年以後的某種復活。周作人本來提倡「人的文學」，沈從文寫《邊城》也有意抗衡30年代「左傾」潮流，抒情傳統發展演變到「文革」後，汪曾祺的「禮失求諸野」便成了當代的「為藝術而藝術」。當然，只要是藝術，總包含人生。汪曾祺的清淡文筆雖然少有人能習，但歌頌鄉土民俗，描寫鄉女多情、性風俗開放等，在後來像《紅高粱》《白鹿原》等有意無意尋根的作品裡，都有各種衍生和影響。汪曾祺喜歡和年輕的作家、評論家在一起，當時的新一代作家也很難得在「老作家」中找到這麼真心實意的一個知音。我們以後會討論汪曾祺對莫言、對阿城的評論和支援，就像「五四」時期周作人為《沉淪》辯護一樣重要。近年，也有「新時代」評論家，在汪曾祺坎坷的文學道路和「艱辛探索」過程中，又看到「十七年」「十年」和「新時期」的「互不否定」某種可能，所以現在汪曾祺是一個可以從各種角度都得到理解推崇的作家。
《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早已遠去》，搜狐網紀念汪曾祺逝世15週年專欄題目，2012年5月15日。
汪曾祺：《關於沙家浜》，選自季紅真主編、趙坤「談藝卷」主編：《汪曾祺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164頁。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248頁。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332頁。
汪曾祺：《受戒》，《北京文學》1980年10月號。以下小說引文同。
沈從文：《邊城》，臺北：金楓出版社，1998年，36頁。
余光中曾經批評戴望舒《雨巷》：「兩段十二行中，唯一真實具象的東西是那把‘油紙傘’，其餘只是一大堆形容詞，一大堆軟弱而低沉的形容詞。」余光中：《評戴望舒的詩》，選自《青青邊愁》，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166頁。
袁枚：《隨園詩話》第5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90頁。
王安憶：《小城之戀》，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年。
汪曾祺：《大淖記事》，《北京文學》1981年第4期，以下小說引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