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我們每個人，至少讀書人，都有自己的「棋」——學術是棋，文學是棋，音樂、繪畫、建築等等藝術追求，都是我們要獻身的「棋」。一般來說，專業成績自然會帶來社會名聲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可是那個撿破紙的老頭告誡我們「為棋不為生」——創作、學術、藝術等等，目的是養性，如果只為稻粱謀，一味追求銷量、獲獎、知名度、明星效應等等，那就會「壞性」。怎麼做到「為棋不為生」呢？王一生的回答就是，生不可太盛。
「為棋不為生」，這不是對農民的要求，而是回到士的反省。《棋王》的理想境界是：社會（農民）要「民以食為天」，個人（幹部/知識分子）需「為棋不為生」。或者，一以貫之也好，自己不求享樂，也要求別人艱苦樸素。倒過來也行，自己追求世俗快樂，也贊成社會物質繁榮。最糟糕的情況是要求別人（百姓）注重精神力量，「為棋不為生」，自己或家人卻「官以貪為先」。這種情況，我們在李伯元的小說裡見過。
三《棋王》的第三個層次：儒道文化
但小說除了講究吃法、鑽研棋道以外，還有第三個層面。《棋王》是整個當代文學中較早重寫中國文化傳統的小說。
小說中的道家色彩很早就被王蒙等作家、評論家注意。不用說王一生瘦弱潦倒又怡然自得的山野形象，其貌不揚又才藝過人的江湖風度，還有陰柔陽剛去化之道。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道家傳統，在「文革」中，正可以給人一些避世方法。其實，儒家精神在《棋王》中更不可忽視。王一生人生態度的核心是由他母親的一副無字棋構成的。因此他不願腳卵犧牲家傳棋具，為他爭取比賽資格。因此他不為名利，九人大戰最後進入了武俠般的超拔境界。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著我們，雙手支在膝上，鐵鑄一個細樹椿，似無所見，似無所聞。高高的一盞電燈，暗暗地照在他臉上，眼睛深陷進去，黑黑的似俯視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頭亂髮中，久久不散，又慢慢瀰漫開來，灼得人臉熱。……
人漸漸散了，王一生還有一些木。我忽然覺出左手還攥著那個棋子，就張了手給王一生看。王一生呆呆地盯著，似乎不認得，可喉嚨裡就有了響聲，猛然「哇」的一聲兒吐出一些黏液，嗚嗚地說：「媽，兒今天……媽——」
幾十年來，能夠這樣呼喚「媽，兒今天……媽——」的小說，為數不多。
小說最後試圖得出一個儒道互動的結論：「不做俗人，哪兒會知道這般樂趣？家破人亡，平了頭每日荷鋤，卻自有真人生在裡面，識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類，就是每日在忙這個。可囿在其中，終於還不太像人。倦意漸漸上來，就擁了幕布，沉沉睡去。」
這是《棋王》現在的結尾。據說曾有一稿，結局是王一生最後向官場世俗低頭，加入了地區象棋隊，吃得白白胖胖，說吃得這麼好，還下棋幹啥。如果那樣寫，太叫人悲觀了。
另外兩個短篇，《孩子王》是寫「十年」期間知青教書，沒書可教，最後教字典。晚清流行的口號是「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孩子王》想證明，漢字不滅，中國就不會亡。《樹王》則寫知青主人公反對為發展生產砍掉大樹，不只體現了超前環保意識，更是自然與人的傳統觀念古今相通。這兩個短篇從不同方面分別補充了儒家精神「漢字不滅」與道家傳統「天人合一」。顯示即使在「文革」當中，儒家、道家也還是延續在中國社會底層。
《棋王》的文學史意義，一是不僅在政治傾向上，而且在文學方法上都超越了「十七年」。大部分「傷痕—反思文學」，首先是撥亂反正，柳青歌頌合作化消滅私有制，高曉聲、茹志鵑正視幾十年農民苦難，雖然各自觀念各不相同（《創業史》提前評議了「紅牛黑牛論」），但關注社會問題的方法則不無相通之處。梁曉聲的《青春之歌》文體，或喬廠長的戰鬥精神軍事術語，更是「十七年」筆法書寫改革開放的明顯例證。直到1984年阿城的《棋王》，文學焦點才擺脫了直接的社會政治視野，不再描寫怎樣革命、為什麼革命或革命的方向正確錯誤等等，而是詳細描寫革命之中普通人的吃飯下棋，描寫儒家道家傳統命脈如何在當代革命之中繼續生存掙扎。
《棋王》的文學史意義，還在於其文字結構，既不同於40年代以來令人激動的革命浪漫主義，也有別於「五四」以來的歐化文藝腔。作品並不滿足於迴歸「五四」，而且還企圖至少在文字上銜接明清筆記和舊白話小說。稍微舉幾個例子：在火車上週圍一片哭聲，「我實在沒心思下棋，而且心裡有些酸，就硬硬地說：‘我不下了。這是什麼時候！’他很驚愕地看著我，忽然像明白了，身子軟下去，不再說話……」記得巴金小說裡的人物說話時常常皺緊眉頭表情豐富，《財主底兒女們》則會「憂鬱而又快樂地」笑著說。阿城的人物說話，既沒有大的肢體動作，也沒有文雅複雜的形容詞，只是「硬硬地說」，「身子軟下去」。一硬一軟，意境全出。
再如腳卵拿出家傳象棋，「王一生大約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精彩的棋具，很小心地摸，又緊一緊手臉。」「緊一緊手臉」也是用動詞形容表情。「喝得滿屋喉嚨響」——這是《水滸傳》裡的句子，小說裡出現了不止一次。「我」給王一生送行，看他的背影：「王一生整了整書包帶兒，就急急地順公路走了，腳下揚起細土，衣裳晃來晃去，褲管兒前後蕩著，像是沒有屁股。」最後一句是大雅之俗，「像是沒有屁股」活化出王一生現代濟公一樣的背影。
因為《棋王》大寫吃的莊嚴，又崇拜棋的神聖，「文革」背景下出現了最新的儒道互補，文字又是經得起推敲的當代白話，所以小說出版以後，在臺灣和海外華人文化圈幾十年來一直是課堂內外的中文範本。朱天文說：「上個世紀80年代，《棋王》《樹王》《孩子王》橫空出世，震動大陸臺港，和世界上所有能夠閱讀華文的華人地區，驚濤拍岸，阿城達到的高度至今還高懸在那裡。阿城從生命現場得來的第一手經驗，獨特到彷彿禪師棒喝人的觀察角度，任何時候對我來說都是啟發的，非常之刺激腦啡。」汪曾祺也在一篇題為《人之所以為人》的評論中寫道：「讀了阿城的小說，我覺得，這樣的小說我寫不出來。我相信，不但是我，很多人都寫不出來。這樣就很好。這樣就增加了一篇新的小說，給小說的這個概念帶進了一點新的東西。否則，多寫一篇，少寫一篇；寫，或不寫，差不多。」汪曾祺也正是在「禮失求諸野」的主題背景之下，與阿城找到了共同語言。
《棋王》起點很高，後來甚至作家自己也難以為繼。小說發表後，1984年底有一批國內新銳的作家評論家在杭州召開了一次後來被認為引發「尋根文學」的重要研討會。經過這次會議的醞釀、催化，《棋王》也就被追認為「尋根文學」的第一批代表作。在文學史上，正是在《棋王》（還有《紅高粱》）之後，當代文學才出現了一批可以在藝術上與三四十年代對話的小說。
許子東：《〈棋王〉過眼錄》，上海《文匯報》1984年7月25日。
阿城：《棋王》，《上海文學》1984年第7期。以下小說引文同。李劼：《論中國當代新潮小說的語言結構》，《文學評論》1988年第5期。
比如王蒙：《且說〈棋王〉》，《文藝報》1984年第10期；蘇丁、仲呈祥：《〈棋王〉與道家美學》，《當代作家評論》1985年第3期。
汪曾祺：《人之所以為人：讀〈棋王〉筆記》，選自季紅真主編、趙坤「談藝卷」主編：《汪曾祺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