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一天
1984年12月14日，杭州會議與韓少功的一天
依照本書慣例，我們要關注80年代一個作家的一天：韓少功（1953—）的1984年12月14日這一天。這次不是依據他的日記，那一整天我和他在一起開會，參與目睹了所謂「尋根文學」的發端。而尋根文學正是80年代最重要的文學現象。
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對「杭州會議」有如下記載：
在1983年到1984年間，以「知青作家」為主的一些中、青年作家，如韓少功、李陀、鄭義、阿城、李杭育、鄭萬隆、李慶西等，圍繞文學「尋根」問題，交換過意見，召開過座談會。
陳思和是與會者，他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記錄得更詳細一些：
1984年12月（12日到16日），在《上海文學》雜誌社與杭州《西湖》雜誌社等文化單位在杭州舉辦座談會上，許多青年作家和評論家討論近期出現的創作現象時提出了文化尋根的問題。此後韓少功在《文學的「根」》一文中，第一次明確闡述了「尋根文學」的立場，認為文學的根應該深植於民族文化的土壤裡，這種文化尋根是審美意識中潛在歷史因素的覺醒，也是釋放現代觀念的能量來重鑄和鍍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阿城、鄭萬隆、鄭義、李杭育等作家對這一主張也做了各自的闡述，由此開始形成了自覺的「尋根文學」潮流。
陳曉明教授晚近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主潮》，也記錄了「杭州會議」的歷史意義：
釀就「尋根」的契機可以追溯到1984年12月在杭州西湖邊一所療養院裡的聚會，隨後（1985年）有各種關於「尋根」的言論見諸報端。其中比較重要的文章有，韓少功的《文學的「根」》，鄭萬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們的根》，阿城《文化制約著人類》，等等。
從50年代起，當代文學生產機制本來就有「計劃文學」的性質，常常希望通過會議引導文學創作傾向的變化，但「杭州會議」有些不同。一是此會不在北京召開，也不是高層策劃，發起方是《上海文學》和《西湖》雜誌社及浙江文藝出版社。二是此會確實引發了一個重要的文學潮流，而不像其他更大規模更高階別的會議只是調整文藝政策。所以「杭州會議」後來被各種文學史記載，背後有一些微妙的歷史原因。
陳曉明的觀察是：「80年代中期，雖然意識形態領域反反覆覆進行著各種鬥爭，但關於人道主義和主體論以及異化問題的討論，使知識分子的思想與主導意識形態構成一種緊張關係，若隱若現的碰撞似乎預示著內在更深刻的分歧。」
與其說是知識分子的思想與主導意識形態構成緊張關係，不如說是主流意識形態內部存在不同觀點的分歧矛盾——80年代，晚年周揚重新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討論人道主義問題，同時期胡喬木等人則比較堅持延安意識形態的傳統。
當時比較寬容的思想解放背景，促使文藝界有更多的理論探索的可能性。80年代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定義和60年代不同。
馮牧主編的北京《文藝報》比較代表陳曉明所說的「主導意識形態」，李子云主持的《上海文學》「理論批評版」以及劉再復主編的北京的《文學評論》，更傾向於思想解放。不過，許志英和丁帆主編的《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將馮牧、唐因、唐達成、王蒙（時任《人民文學》主編）都列在周揚、張光年、夏衍為首的「惜春派」——意思是珍惜文藝界的春天。另外一邊被稱為「偏‘左’派」，有胡喬木、王任重、林默涵、賀敬之、劉白羽等。今天回頭看，雙方都有自己的信念和理據，正是這種有矛盾有爭論的意識形態背景，促進了80年代中期文學和理論的繁榮。
除了人道主義爭論背景，當時文藝界還爭議幾個現代派「小風箏」——幾篇比較欣賞西方現代派技巧的文章，發表在《上海文學》上，引起了北京《文藝報》批評。這些大小論爭和五六十年代很不一樣，不是完全一面倒，也不全是自上而下，中間有不少偶然性。比如《上海文學》本是地方文學刊物，小說影響遠不如《人民文學》或《收穫》。但主持「理論批評版」的李子云是一個很有政治遠見和學術情懷的編輯，此前是夏衍的秘書。所以《上海文學》十分引人注目地發表了一系列關於現代派的文章，引起爭論，還邀請巴金、夏衍等前輩作家撰文聲援。就是在這麼一種微妙的京派、海派的文藝論爭形勢下，1984年12月的杭州會議，客觀上是在《文藝報》的指導方向之外，開啟了當代文學一個新的發展潮流。
一杭州會議的開會情況
我們可以從文藝生產場域、意識形態操作的角度來討論尋根文學的背景。
參加會議的有北京來的阿城、陳建功、鄭萬隆、李陀、黃子平、季紅真；上海的周介人、陳村、曹冠龍、陳思和、蔡翔、程德培、吳亮、南帆、許子東等；魯樞元和韓少功是京滬以外的作家、評論家；東道主是浙江文藝出版社的李慶西（「新人文論」叢書的編輯）；主持人就是王安憶的母親茹志鵑，還有李子云。
這不是一次正式的學術會議或常規的作協會議，沒有預定的日程，沒有事先安排的發言題目，沒有發言時間限制和專家講評，沒有領導講話也沒有與會者提交論文，卻是我參加過最有學術氣氛的一次會議。會議在杭州的一個部隊療養院連開了三天。就在西湖邊上，也沒安排遊覽，很少有媒體關注。蔡翔後來回憶，說到會時，沒有安排誰住哪裡，療養院裡有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與會者進去隨便住。結果大家都先搶三人房，最後來的人才住單間（現在情況正好相反）。不知社會進步了，還是文化退步了？
會議通常由周介人（《上海文學》編輯）負責串場。大家沒有預定次序，隨意發言，或長或短，可以打斷，卻都認真嚴肅。討論的問題，有時很大，比方禪宗、現代派等，有時很小，甚至是某小說細節，如阿城的發言，通常是講故事說段子，還很幽默，引起鬨堂大笑。
從1984年當代文學的發展趨勢看，茹志鵑、李子云構思此會，應該是要討論兩個大問題：第一，怎麼處理文學和政治的關係；第二，討論文學創作和西方現代派的關係。結果出乎會議主辦方的意料，第一個問題居然完全沒討論；第二個問題的意見也基本一致，也沒有太多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