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紅」描寫農民在黨指引下反抗地主，或者華東野戰軍戰勝張靈甫，或者重慶革命烈士道德高尚，《創業史》要農民消除私有制，宣傳合作化政策——這些當然都是文學直接為政治服務。但1978年以後，《李順大造屋》同情農民幾十年生活困苦、《剪輯錯了的故事》反思「大躍進」、《芙蓉鎮》描述「四清」與「文革」，是否也在為改革開放服務？不也是響應或契合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大環境？《上海文學》最早刊出理論文章，質疑文藝是否應該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可是這樣的質疑本身也是思想解放的先鋒。
當然，改革開放前後文學和政治的關係有重要變化。「傷痕—反思文學」中的政治，可以從作家個人信仰出發，和以前從特定時期政策政令出發有極重要的區別。但是，對於參加「杭州會議」的這些年輕新銳作家來說，他們並不太思考如何繼續為狹義或廣義的政治服務，而是在想小說還應該有怎麼樣的發展空間。關於文學和政治的關係，到會作家基本已有共識，所以一下子跨越了（實際也是迴避了）這個關鍵話題。既然要少寫政治，又要面對社會，那另一選擇就是多寫「文化」。開會第一天，大家就談論幾個月前發表的《棋王》。西方現代派文學雖有很多吸引人處，但不可簡單效法，尤其不能只從文字語言上去學習。各位如果不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這是當代作家和「五四」一代相比明顯的弱項——學習現代派，其實學的是翻譯腔，學的不是海明威、卡夫卡，而是李文俊、袁可嘉。而小說最重要的因素，語言，必須從中國文字源流上尋找，這就是阿城和賈平凹的《商州初錄》在會上受到關注的主要原因。換言之，1984年底，部分新銳中國作家意識到當代小說不僅應和時局保持距離（保持距離也是一種策略），也應和「西方現代派」保持距離——當然，從後來文學史發展來看，「尋根文學」也是調整文學與政治關係的一種策略，文學尋根和現代派技巧也完全可以融合（比如《爸爸爸》《紅高粱》等）。
二既懂文學，又懂政治的韓少功
在這一批50後知青作家中，韓少功比較有明確的政治抱負，有理想主義色彩，而且也有理論追求。他既懂文學，又懂政治，說起來是茅盾、王蒙之後的第三代了。當然，歷史條件不同，個人的處境也不一樣。
韓少功出生於長沙，初中畢業以後下鄉插隊。他後來一面在海口做海南省文聯主席，另外一年有半年住在湖南某個鄉村，像一個永遠的知青。他的早期作品《月蘭》《回聲》，就有對「文革」參與者造反派的一定的理解。之前我們讀過《飛過藍天》，看到他又想寫知青苦難，又要寫知青理想。在杭州會議上，他比較沉默，看得出他有不少想法，很緊張地思考著。會議的明星，是阿城、李陀、黃子平等。
我記得會議第三天，晚飯以後沿著西湖散步，那時阿城喝醉了，要朋友們幫忙抬回去。我問韓少功對會上大家發言有什麼想法，他猶豫了一下，說不管他們怎麼說，我回去要拿點乾貨出來。也許沒有用「乾貨」這個詞，我的記憶不一定可靠，但大致是這個意思。
後來我才知道，他的思考就是在《作家》上發表的《文學的「根」》這篇文章，所以嚴格說來「尋根文學」的口號是由這篇文章提出來的，但我記得在杭州會議上並沒有明確地使用「尋根文學」這個概念。
我在1988年寫過一篇論文，叫《尋根文學中的賈平凹和阿城》，裡面這樣概括：「尋根文學」大致有三個不同路向，一是在「文革」後重新認識和整理民族文化支柱或檢討當代革命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代表作家是賈平凹和鍾阿城。二是挖掘當代政治運動在傳統文化民族心理上的深層根源，最典型的作品是韓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憶的《小鮑莊》。三是在社會現代化的「危機」中尋找「種族之根」或「道德之氣」，以解救當代（城市）文化的墮落及人的精神價值困境，鄭萬隆、李杭育以及某種程度上的莫言、張承志等，都比較接近於這個傾向。
我在另一篇叫《〈爸爸爸〉與〈小鮑莊〉》的論文裡專門討論了韓少功：「從外表上看，韓少功像個優秀的青年團幹部——衣著嚴肅，談吐沉穩，待人（尤其在老一輩面前）謙和方正，總是微笑而又認真地聽別人講述哪怕是他不感興趣的話題，給人以踏實甚至‘聽話’的感覺，絕無張承志的孤傲張辛欣的靈敏，也不像阿城般灑脫莫言般木訥（1985年前後，韓少功以專業作家身份，還真的兼任過湖南某自治州的團委副書記）。只有細讀韓少功作品或與他深交，才會感覺到他在保爾·柯察金式的外表下的‘於連氣質’和躁動不安的傑克·倫敦式的靈魂。」我一直認為保爾·柯察金（《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於連（《紅與黑》）、馬丁·伊登（傑克·倫敦半自傳體小說《馬丁·伊登》主人公）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爸爸爸》有點像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主人公丙崽只會說兩句話，好，就叫人家「爸爸爸」；不好，就是「×他媽」。
在阿城大講其「故事」的杭州座談會上，向來控制局面的韓少功基本上只做聽眾，聽同行們大談直覺、非理性、神秘主義、民俗與現代派的關係等。韓少功並非一個被動的聽者，所有從旁而來的刺激和啟發（如果確有這種刺激和啟發的話），在他那裡都會圍繞著一個焦點而起作用。這個焦點在我看來，就是他對「文革」的性質、起因、意義的持續思考，古怪晦澀驚世駭俗的《爸爸爸》無疑也是這種思考的延續、深化和「變形」。
我認為《爸爸爸》也是對「十年」根源的「艱辛探索」——學生狂熱和30年代租界撒傳單的熱情有關係嗎？平民造反和阿q的夢有異同嗎？近代以來的改革者為什麼都像仁寶那樣不戰而敗呢？
這可以說是有點簡單粗暴地概括《爸爸爸》的複雜主題，但是，造反、權鬥、遊街、示眾，哪一個能跟我們的傳統文化心理，甚至集體無意識脫離關係呢？卡夫卡式的變形技巧，把《爸爸爸》變得令人聯想到拉美的現代派，不過老作家，像康濯他們，還說《爸爸爸》是革命現實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韓少功近年又改寫《爸爸爸》，對民族文化心理的苛刻批判又多加了一些複雜的同情。
從1985年到現在，30多年過去了，韓少功始終是一線作家，獲得過「茅盾文學獎」、美國「第二屆紐曼華語文學獎」、法國文化部頒發的「法蘭西文藝騎士勳章」等。其他重要的作品，還有《馬橋詞典》《日夜書》等。他不僅寫小說，還寫理論文章，也翻譯過米蘭·昆德拉的小說，很有國際視野。在我看來偏重理性的創作態度是韓少功的特色，是他的優點，當然，有時候也可能是某種侷限。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第21章第1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321頁。
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279頁。
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325頁。
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322頁。
許子東：《尋根文學中的賈平凹與阿城》，《嶺南學院中文系系刊》1996年3月號，81—91頁。
許子東：《〈爸爸爸〉與〈小鮑莊〉》，《嶺南學院中文系系刊》1997年第4期，55—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