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到這裡，知青敘事者出場了——
「好了，我的想象過於浪漫了。事實上也許完全不像我想象的這樣。事實上我們到了清平灣的時候，隨隨和英娥的羅曼史已告結束。」英娥已經嫁人了，嫁了一個難看的老實人，她一度想自殺，後來生了兩個娃娃，也就不吵了。隨隨還是光棍一條。
窮是十分普遍的，有對老人住在高山上的窯洞，因為以前是紅軍，現在沒有勞力，所以破格允許養雞、養豬，生活得不錯。其他人不能養雞、養豬。農民栓兒力氣大，技藝高，偷偷離鄉做鐵匠活，不久就被綁了大繩抓回來了——走資本主義道路。
四「革命」的知青與「愚昧」的農民
張富貴原是個大隊書記，因反對大隊分紅而被降職；知青們都覺得大隊分紅比小隊分紅更進步。大隊分紅就是幾百上千個人在一起結算，小隊分紅可能就是幾十上百個人一起結算。理論上大隊分紅是「從小集體到大集體再到全民所有制」，知青們都覺得這是正確的大方向，於是去找張富貴，想爭取他革命。小說寫，「我們自信比梁生寶和蕭長春水平高」（又出現前後「三十年」文本互涉）。
張富貴不在窯裡。炕上坐著個老漢，是懷月兒的爺爺……
「您說，大隊分紅好，還是小隊分紅好？」
懷月兒爺爺囉囉唆唆半天講不清楚。窯裡有豬，在灶臺邊上蹭癢，上面睡了一隻貓，家裡幾乎是一無所有。
「那您說，是小隊分紅好呢？還是單幹好？」
我們想引導他憶苦思甜。似乎只要證明了小隊分紅比單幹好，就自然證明了大隊分紅更具優越性。
懷月兒爺爺愣了一下，把臉湊近些，壓低聲音問：「能哩？」頗為懷疑地看我們每一個人。
「什麼能哩？」
「球——誰解不下這事？不是不敢言傳？眾人心裡明格楚楚兒價。小隊分紅好，可還是不頂單幹。」
大家又互相看，都沒敢輕易相信自己聽見了什麼。懷月兒爺爺是徹底的貧農，烈屬，有三個兒子，一個死在青化砭，一個死在沙家店。
這一段知青老農的對話，和之前寫農民的小說不大一樣。《綠化樹》裡有農民，但主要為了解救讀書人受難而存在。李順大幾十年造不了屋，但是沒有單幹思想。再早一點，蕭長春、梁生寶，都是合作化先鋒、農村新人。
史鐵生小說裡有一句話，當知青到黃土高原上，知道當地小麥畝產才七八十斤時，同學們都傻了眼，「不知是這些老鄉在騙我們，還是臨來時學校的工宣隊騙了我們。」
20世紀中國小說的讀者們，大概也會提出這樣的疑問：蕭長春和疤子、隨隨，誰的故事更真實？梁生寶和《插隊的故事》裡的老鄉，究竟誰在騙我們？
也許，柳青和史鐵生都是真誠寫實的，寬容一點說，只是50年代與80年代的不同；苛刻一點論，或是幹部身份（縣委常委）與普通知青視角不同？
又或者，從梁生寶買稻種到史鐵生下鄉延安，農民生活越來越苦了？
《插隊的故事》不僅寫知青心態，同時寫農民生態，常常將兩者並置，意味深長。剛下鄉時，好像是文明和原始對比——村子裡的小孩不請自來，擠在知青窯洞裡，看到半導體也非常好奇。然後寫農村婚俗，男方要花不少錢，女方也不覺得這是買賣。發展下去，如上所述，知青覺得自己是梁生寶、蕭長春，卻沒法說服烈屬貧農放棄單幹夢想。還有一個細節更加耐人尋味：知青們砍柴砍不動，燒不著火，就到山上破廟去砍木的門檻，挖菩薩的木頭的心來燒飯。與此同時，愚昧虔誠的鄉民們卻還在努力修補和使用這個破廟，在那裡燒香、磕頭、祈禱。
小說從開始的城鄉差別，慢慢寫到在窯洞油燈前，在莊稼的地裡，在洪水前面知青和農民的共同命運。「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和農民兩條文學主線，終於在當代知青小說，特別是《插隊的故事》裡真正同框。真正同框的意思，就是閏土不必叫「我」老爺，梁生寶見到縣委常委柳青也不必那麼激動，海喜喜也不能隨意教訓章永璘……結尾處，作家毫不迴避讀者可能有的疑問——「有人會說我：‘既然對那兒如此情深，又何必委屈到北京來呢？用你的北京戶口換個陝西戶口還不容易嗎？’更難聽的話我就不重複了。拍拍良心，也真是無言以對，沒話可說。說我的腿癱了，要不然我就回去，或者要不然我當初就不會離開？鬼都不信。」
推想開去，回首當代中國革命，種種艱辛殘酷，無法否認。否則為什麼後來要改革呢？好，現在既然改革成功了，為什麼又要懷念革命呢？用史鐵生的說法，「拍拍良心，也真是無言以對……」
但是，再次回鄉那天——「汽車沿著山道顛簸，山轉路回，心便一陣陣緊，忽然眼前一亮：那面高高的黃土崖出現在眼前，崖畔上站滿了眺望的人群……」
史鐵生：《插隊的故事》，《鐘山》1986年第1期；北京：求真出版社，2011年。以下小說引文同。
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青年文學》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