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白鹿原》
「政權」「族權」「神權」
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接近世紀末，本來在想怎麼寫一個世紀末回顧，但突然發現大可不必，因為到了90年代，已經有作家作品有意無意地在回顧過去的百年。如果說餘華《活著》是20世紀「中國故事」的後半生，那麼陳忠實《白鹿原》就是20世紀「中國故事」的前半生。
一20世紀「中國故事」的前半生
《活著》寫40年代後期到70年代末，大概接近於文學版的共和國「前三十年」史；《白鹿原》寫10年代到50年代初，時間上完全覆蓋了「前五十年」中的民國史。
《活著》是寫一個人、一個家庭歷經苦難厄運，道德清潔，心靈高尚，九死一生，堅強活著；《白鹿原》寫兩個家族三代人，貧富矛盾，國共衝突，禮崩樂壞，也是世事難料。
《活著》與《白鹿原》是上世紀90年代文學的兩個高峰。自1993年問世以來，持久受讀者歡迎，獲得專業權威獎項，影視改編也備受關注（甚至太受關注）。兩部小說都可以讀成上世紀近百部優秀的中國小說的一個提綱、目錄和縮寫本。但是相比之下，從字數看，從格局看，《活著》是把「前三十年」戲劇性簡化，《白鹿原》是努力將民國曆史複雜化。前者更感人，催人淚下，後者更有挑戰性，令人深思。
陳忠實（1942—2016）一輩子主要就寫這一部作品，作品前引用了巴爾扎克的話：「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白鹿原》也寫了六個歷史時期：晚清，軍閥混戰，國共鬥爭，抗日，國共內戰，解放與鎮反。小說基本格局在前兩個時期，即晚清和軍閥混戰時期已經基本成形。第一到第五章寫的是1910年之前，第六到第十二章大概寫1911年到1927年。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一段著名的論述：
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
按照《白鹿原》的描寫，晚清時期，至少在鄉村的基層，「政權」影響力有限。白嘉軒設計買賣鹿子霖的寶地，請中醫冷醫生做中介，簽約就行了，不需要官員批准。農民貪財，種鴉片，縣令說要禁，卻也禁不了，沒有人來貫徹。白鹿兩家為了換地打架，甚至要打官司，結果白鹿書院的朱先生寫一幅字給兩邊，就講和了。更重要的事件，比如說第五章，白嘉軒主持重修祠堂，在祠堂內辦學，而且有誰如果犯了賭、毒等違反鄉規的事情，也在祠堂裡執法、體罰。這些事情關乎鄉村基本社會秩序，沒有看到有清廷的官員來參與。
毛澤東所說的「政權」，具體出現是在小說第七章。「皇帝在位時的行政機構齊茬兒廢除了，縣令改為縣長：縣下設倉，倉下設保障所，倉裡的官員稱總鄉約，保障所的官員叫鄉約。白鹿倉原是清廷設在白鹿原上的一個倉庫，在鎮子西邊三里的曠野裡，豐年儲備糧食，災年賑濟百姓，只設一個倉正的官員，負責豐年徵糧和災年發放賑濟，再不管任何事情。」現在白鹿倉變成了行使革命權力的行政機構，不可與過去的白鹿倉同日而語。保障所更是新添的最低一級行政機構，轄管十個左右的大小村莊。
作家對於地方行政概念交代得非常清楚。白鹿倉的總鄉約是田福賢，第一保障所鄉約是鹿子霖。小說裡，田福賢上面的縣長換了好多個，但是國民黨縣部書記從北伐到1949年都是嶽維山。
從情節上講，田福賢、嶽維山這些鄉縣的幹部一做二三十年，也沒有調走，也沒有升官，不大可信。小說大概是為了穩定這些人物的符號意義，強調滋水縣（原型是藍田縣）國共長期鬥爭的政治格局，所以這幾位國民黨幹部也別想升官了。處在對立地位的共產黨員鹿兆鵬，北伐時已是中共省委委員、縣委領導，30年代是紅三十六軍副政委了，可是十幾年以後，到1949年，他還只是解放軍十七師的聯絡科長，也是為了白鹿原上的階級鬥爭需要而沒怎麼升官。
這些人物幾十年圍繞著白鹿原戰鬥，就是為了爭奪「政權」。讀者其實不大在意這些細節破綻，因為小說的重點從來不是寫嶽維山、田福賢或鹿兆鵬的仕途，甚至關鍵也不在他們幾十年裡的恩怨，小說的真正主題是「政權」「族權」「神權」三者之間的關係。
《白鹿原》之所以重要，正因為這是一部試圖從「族權」和「政權」的矛盾關係來解析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的小說。這種「族權」和「政權」的矛盾統一關係，直接體現在白嘉軒、鹿子霖兩個財主家三代人幾十年錯綜複雜的明爭暗鬥歷史。《白鹿原》，就劇情來講，完全可以改編一下路翎小說的書名，叫「兩個財主底兒女們」。
二白鹿原上的「政權」「族權」「神權」的暫時平衡
據說長篇小說第一句很重要，奠定基調。《白鹿原》的第一句是這樣的：
白嘉軒後來引以豪壯的是一生裡娶過七房女人。
這裡的關鍵詞既不是「七房女人」，也不是「豪壯」，重點是「後來」。這是加西亞·馬爾克斯「多年以後……」的寫法。
在藝術上，陳忠實有一大堆鄉土政治故事，但寫法技巧受到1985年尋根文學、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所以某種意義上，《白鹿原》是以《紅高粱》筆法寫出來的《紅旗譜》。在思想上，這種「文革」以後出現的對中國鄉村倫理秩序的再思考，和80年代海外新儒學理論的輸入間有意無意的關係，還要仔細觀察。
白嘉軒前六個女人都在婚後不久死去，貌似抱怨命運不濟，也像誇耀男主角陽具威武。陽具崇拜是尋根派在「多年以後……」之外的另一個寫作特徵（又如劉恆《伏羲伏羲》等）。
某天，白嘉軒在雪地偶然發現奇物異草，姐夫朱先生把異草解釋成當地傳說中的神話吉祥物白鹿。於是，白嘉軒就通過冷醫生做中介，和鹿子霖做買賣，獲得了這塊不起眼的寶地。買賣當中，白嘉軒用了一點欺騙手法，先說沒錢要賣地，後來又說換地，連正直忠厚的冷醫生也被矇在鼓裡。自從把父親的墳遷到寶地以後，白嘉軒果然諸事一帆風順：先娶了最後一任妻子仙草，接連生了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又在岳父的指點下種鴉片發財；然後主持祠堂重修，並辦學堂。姐夫也稱讚白嘉軒，說：「你們翻修祠堂是善事，可那僅僅是個小小的善事；你們興辦學堂才是大善事，無量功德的大善事。」這時，「白嘉軒確切地驗證了自己在白鹿村作為族長的權威和號召力，從此更加自信。」
在中國現代文學裡，「族權」的形象有一個從「可疑」到「可憎」的變化過程。魯迅《祝福》裡堅持禮教的魯四老爺，對祥林嫂的悲劇多少有點責任。沈從文《蕭蕭》裡的長輩，因為沒有多讀四書五經，沒有把犯了通姦罪的童養媳馬上賣掉。在巴金的《家》裡，長輩高老太爺當然是舊秩序的基石，不過黃子平也討論過，「高老太爺臨終時與覺慧的對話是最動人的一幕」，真正敗壞禮教傳統的是克安、克定一幫人。路翎《財主底兒女們》筆下的財主蔣捷三，比他的兒女們更堅持人倫底線，也更富有抗日熱情。但是到了梁斌《紅旗譜》，地主馮老蘭同時是祠堂的主人，他兒子是國民黨駐軍司令的同學，所以封建「族權」和反動「政權」狼狽為奸，族長的負面形象漸漸成為模式，甚至變成集體積澱。如張藝謀將劉恆小說《伏羲伏羲》改編成電影《菊豆》，故事背景也從「文革」搬到了無爭議（必然壞）的民國早年，電影中要懲罰和嬸嬸偷情的侄兒，法庭就是陰森森的宗族祠堂。
重讀《白鹿原》，不難發現小說不僅顛覆「十七年文學」的「族長——地主」聯盟，而且比現代文學中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加正面歌頌「族權」的代表，即第一主角白嘉軒。整個長篇貫穿了「族權」與「政權」的分離，當然「政權」還是在爭奪之中。
白鹿祠堂重修以後的第一件大事，是在祠堂裡辦學堂。學堂和三個權力系統都有關係。現代學校可以由政府辦，《白鹿原》後來也出現了官辦的新式學校。但小說裡學堂最初就在祠堂裡，這是族權（香港至今還有不少民辦學校有地方宗親組織或宗教團體背景）。第三個權力「神權」不只是土地廟、玉皇大帝，而且可以廣義理解為信仰系統，而信仰又依託於道德和知識，所以學校又和「神權」有關。這也是為什麼小說裡一貫英明的朱先生特別稱讚辦學堂比修祠堂更重要。
《白鹿原》中各色人物稱得上主角的也不下十來個：白嘉軒、鹿子霖、鹿兆鵬、白靈、白孝文、黑娃、鹿三、田福賢、冷先生等。但其中思維最清醒，地位最獨特，看透所有政治人倫關係，甚至能感悟陰陽世界問題的，幾乎最不犯錯誤的就是「神權」代表、白鹿書院的朱先生。
白嘉軒發現寶地，是因為朱先生解圖；方巡撫領清軍進攻辛亥革命軍張總督，也是被朱先生勸退；後來軍閥劉軍長圍攻西安，亦是朱先生的預言導致他崩潰——至少是預言他崩潰；國共翻臉以後互相追殺，只有朱先生超然，得到雙方或明或暗的尊敬。類似的例子，整個長篇，整個白鹿原民國史，都一再證實。
理智上，讀者當然也會懷疑朱先生的形象到底是否真實可信。但是國人既然都相信諸葛孔明，為什麼就不能假想（或者至少盼望）孔明在20世紀「中國故事」裡也有一個傳人？小說裡，誰認識朱先生，誰就會在各種爭鬥中獲得一定的優勢。因為朱先生的功能太重要，讀者甚至作家都不大計較這個角色和情節是否真實可能。小說出版後，還有人找出朱先生的原型。朱先生在《白鹿原》裡的功能就是一生兼有認識魔幻（迷信）和具備知識（信仰）的雙重能力。前者比如領悟白靈，感知生死，小說裡其他人也有夢中顯靈、鬼魂附體等描寫。後者比如研究縣制，綜觀天下，使得軍閥、土匪，包括國民黨軍隊、共產黨軍隊都十分信服。
既懂魔幻神奇，又通知識書本，朱先生在小說裡的功能就是把學校教育與「神權」信仰系統掛鉤。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在其他革命歷史小說裡，學校都是祠堂與迷信的對立面。小學老師通常是地下黨，宣傳革命新思潮，反對祠堂封建文化。《白鹿原》裡，鹿兆鵬也是新學校長。但朱先生的白鹿書院，客觀上卻與「政權」「族權」「分庭抗禮」。
《白鹿原》要想象虛構這麼一個「政權」「族權」「神權」三權分立局面，還要加上一個輔助因素——三者之間要有專業人士溝通——那就是中醫冷先生。
小說開始時還在晚清，冷先生就40多歲了，後來到40年代末，他大概90多歲了，作家也不讓他休息，不讓他衰老，讓他幾個女兒也都遭受災難。在整個《白鹿原》的各種社會經濟文化活動中，冷先生始終嚴守中立，負責文書、手續、契約、信用、擔保，凡有重大官司、人事糾紛、紅白喜事等，假如有公共衛生事故，當然更加要請他出面。冷先生的中立地位，不僅因為信用，他將兩個女兒分別嫁給鹿家長子和白家二子，說明他必須和本地兩大士紳——也是「政權」和「族權」的代表——同時保持親家關係。冷先生不僅是一個神奇盡職的中醫，而且在《白鹿原》裡代表了一種知識分子的專業精神——不必憂國憂民，純粹專業精神。
在小說的第一個歷史階段——辛亥革命前，兩個地主，一個醫生，一個校長，互相又被子女婚姻關係相連，形成了一個人事人倫關係網，維持著白鹿原的「政權」「族權」「神權」的暫時平衡。
三白鹿原上的農民運動
但是到此為止，小說好像迴避、淡化了一個農村故事必須處理的重要矛盾，那就是貧富矛盾、階級關係。
鹿三從白嘉軒的父親秉德老漢開始，就在白家打工。主僕關係和諧，長工覺得找到最好的主人，地主也覺得找到最好的長工。小說常寫白嘉軒和鹿三一起下地幹活，家裡事從不把鹿三當外人，白家甚至讓唯一的女兒白靈認鹿三做乾爹。《白鹿原》是否有意淡化或者否定階級鬥爭？
陳忠實，1942年出生，1965年「文革」前夕就開始發表散文，當過公社革委會副主任、黨委副書記。他當然有很高的政治覺悟，所以，馴服長工鹿三就有了一個強悍造反的兒子黑娃。黑娃雖然和地主的兒子們一起在祠堂讀書，但是跟他們就不一樣，不安心。明明在白家打工，但討厭白家主人腰板太硬，形象太正。他反而和鹿兆鵬關係良好。階級身份，和對這種身份的挑戰，後來決定了黑娃的悲喜命運。
小說第六章是全書當中最有和平氣息的一章，不僅因為出現了辛亥革命，不僅因為白靈認鹿三為幹大——階級調和，也不僅因為朱先生奇蹟般地勸退了清軍方巡撫，還因為朱先生為白鹿祠堂擬了一份鄉約。
這有點像鄉村自己的憲法，也有點像「五講四美」「八榮八恥」等精神文明準則，不僅書寫在祠堂牆上，所有族人還都要背誦：一、德業相勸；二、過失相規；三、禮俗相交……鄉約好像也是「頂層設計」，一時間「族權」好像等同「民間政權」。
有兩件事突然打破了祠堂裡朗誦鄉約的美好氣氛。一是黑娃出外打工，居然帶回來一個來歷不明的風騷女人。小說第九章專門描寫黑娃娶田小娥的全過程。地主娶二奶主要為了「泡棗」（要知道「泡棗」的意思，或參考《金瓶梅》「潘金蓮醉鬧葡萄架」）。女人送餐遞碗時，和黑娃手指觸碰。半夜入房，小夥子初次性體驗——《白鹿原》非常喜歡濃墨重彩地描述男人的初次性生活經驗，後面還有白孝文新婚、白家三兒子娶媳婦等，都是強調男性生理角度。
事情暴露，黑娃被郭舉人趕走，差點喪命。又追到田小娥家鄉，把名譽掃地的美女帶回白鹿原。陳忠實的性描寫不像王小波那麼有間離效果，也不像賈平凹那樣細密寫實，主要特點就是強調處男感覺，反覆強調。
農民想睡地主小老婆，也是老橋段，同時可強化造反的合理性與荒謬性（反過來「十七年文學」常寫地主看中農民女兒，也是強調地主生活荒淫與必然被打倒，殊途同歸）。但黑娃帶田小娥回白鹿原僅僅是悲劇的開端。族長不準黑娃、田小娥上祠堂，他們只能住在村外破窯。與此同時，鹿兆鵬娶妻，比黑娃更加不幸。新婚次日就不與妻子同房，說是沒有愛情。父親、祖父到學校，求校長回家見妻子。當然，革命者意志堅強，寧死不睡老婆，害得妻子性苦悶，日後熬出病來。
男人在新婚之夜就逃走的情節，似曾相識，《活動變人形》《玫瑰門》都有。《玫瑰門》裡也是一個地下黨人，他們忠於愛情，拋棄一夜婚姻，結果女人就付出了一生的代價。
並不是《白鹿原》裡第二代年輕人的婚事都在呼應其他小說，白孝文是一個特例。他被父親培養成一個極正經的男人，以致初夜懵懂無知，後來是在別人的共同教導下終於開竅。但一旦開竅，勢不可當。父親、祖母只好警告新媳婦，趕快多照顧丈夫的身體，身體要保重。「族權」下的家庭，充滿關心，也充滿管控，但再怎麼關心和管控，龍不生龍，鳳不生鳳，《白鹿原》裡財主的兒女們都會走跟父母不一樣的道路。
打破暫時平衡局面的，除了黑娃和小娥，還有一幫兵痞。軍閥劉軍長圍攻西安城，派了楊排長帶幾十個兵到白鹿原強行徵糧。怎麼個徵法？把老百姓一起找來，進行射雞（擊）表演。怎麼表演？找來一批雞，吊在那裡，一排士兵舉槍打去，打得血肉橫飛，一地雞毛。
在這種情況下，田福賢、鹿子霖等鄉官沒法違抗（「兵權」暫時不歸「政權」管），村民只好乖乖交糧。唯一的反抗行動，就是地下黨員小學校長鹿兆鵬，找黑娃幫手，還有另一個地下黨韓裁縫，三人一起燒了徵糧的米倉。
下面排長軍頭雖然胡作非為，但是上面劉軍長卻很敬重白鹿書院朱先生。這可能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美夢：不管什麼樣的政治勢力，都要尊重一箇中立的文人。劉軍長請朱先生算命，預測戰局發展。朱先生就講了一些婉轉的話，勸走了軍閥。拖了幾個月，軍閥果真放棄圍城。前後八個月，白鹿原渡過了一個難關。
軍閥混戰快結束時，就是北伐勝利進軍之際。小說用了一個非常特別的細節來渲染國共第一次合作的歷史氣氛：白家獨生女白靈和鹿家次子鹿兆海，在保衛西安的時候結下革命友誼，兩個人討論將來前途。結果決定一人入一個黨，反正兩個黨都齊心北伐。少男少女擲銅圓，白靈參加國民黨，鹿兆海加入了共產黨。兩人抱在一起，又以銅圓起誓，友誼變成愛情——這是20世紀中國小說裡最富戲劇性的一個國共蜜月瞬間。
《白鹿原》在當代文學史上的第一個貢獻，就是討論「族權」有沒有在鄉村秩序下與「政權」「神權」互相制約。其實，也是探討中國傳統社會當中是否存在某種獨特的樸素的政教分離模式。
小說的第二個貢獻，是在作家茅盾之後，再次反省檢討北伐時期的農民運動。鹿兆鵬介紹黑娃去了城裡的一個農民運動講習所，短短數月，回來以後，換成了「新人」。他接下來就在各村組織農會，口號是「一切權力歸農協」。農民運動做了幾件事情：一是懲罰好色之徒。把好色和尚、碗客捆綁在戲臺上，揭露他們的性罪行，群情激奮，與「性」有關的審判總是最引人注目（記得茅盾《動搖》寫過重新分妻的「解放婦女保管所」）。二是算經濟賬。批鬥總鄉約田福賢的時候，讓他的秘書招供，說賬面上、臺底下貪汙了多少錢，這可是大家的血汗錢……於是民情再度激憤。這次因為鹿兆鵬校長掌握政策，所以沒有馬上用鍘刀來殺頭，前面的和尚就被當場宰了。三是算文化賬，砸祖宗祠堂——砸碎祠堂當中的那些碑石鄉約，打破精神枷鎖。當然，祠堂裡的學堂，也順帶被衝擊——封建主義的教書匠，毒害我們鄉村子弟的時代，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農民運動的三步驟，一揭色情史，二算經濟賬，三砸祠堂碑，後來至少在50年代初和60年代中兩次重演，大致上也是這個順序。區別是最後一次衝擊範圍更加大，並不馬上分浮財。
阿q和紅衛兵，雖然都像農民造反，但還是有區別。後者中的部分人至少在早期比較理想主義。黑娃主要是復仇（祠堂怎麼侮辱田小娥），鹿兆鵬更多是出於理想。
總鄉約田福賢逃走了，一段時間內，農民運動甚至得到了省政府的支援（又和茅盾小說呼應，《白鹿原》後來獲得「茅盾文學獎」）。縣長輪流換，局勢非常亂。連修縣誌的朱先生也懷疑，史書裡說這個地方水深土厚，民風淳樸，但在農民運動前，還能下這個結論嗎？朱先生這個問題每隔若干年就可以拿出來問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