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描寫農民運動，檢討批判多於歌頌讚揚。證據是小說描寫運動的基本盤幾乎沒有一般老百姓。黑娃是會長，副會長是賭棍煙鬼白興兒，婦女主任是田小娥。
任何運動或者新政出臺，要看支援者的基本盤。如果不是普通群眾，而是平常在基本秩序之外的奇葩人物，那麼這個運動、這個專案大都是有問題的，或者至少是時機不成熟的。不過，有些從政的人特別願意找一些弱勢的奇葩來幫助自己。
四在女人身體上的「階級鬥爭」
1927年，國民黨「清黨」剿共。田福賢回鄉，在同一個戲臺懲罰農協，吊打農運分子，黑娃逃走了。
這時，之前沉默的族長白嘉軒出面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修復祠堂，重訂鄉約。朱先生稱讚說這才是治本之策，言下之意：農民運動或反動，爭來爭去，都是治標。祠堂重開的儀式是族長兒子白孝文主持，所以暗示「族權」如果真的取代「政權」，領袖常常世襲。
第二件事，白嘉軒當眾跪求田福賢不要反攻倒算。也算是賣族長的面子，放過了一些農運分子。不過，白興兒、田小娥還是被懲罰。
到這個時期，非常正氣英武的「族權」已經受到三次挑戰：先是軍閥射雞表演，然後農會砸祠堂，第三次是族長跪求一個鄉官。祠堂威信的建立和被損壞、再建立再毀壞，是《白鹿原》一條非常重要的情節主線。
黑娃逃走後，先給革命軍旅長當警衛，軍隊失敗後，就落草做土匪二頭目。他雖然安全，田小娥卻受難，受迫害時就去求鄉約——長輩鹿子霖。不想，鹿鄉約見美女起色心，連哄帶騙地以保護為名佔有了田小娥。問題是，鹿子霖佔有田小娥不只是因為好色，他還要女人去色誘白家長子白孝文，白孝文眼看要成為族長接班人，鹿鄉約想要打擊白家和祠堂。
這段情節比較「狗血」，充滿巧合，匪夷所思，過分煽情。但從長篇佈局看，的確推動了敘事節奏，達到了令祠堂正義蒙羞受挫的敘事效果。鹿子霖和田小娥的姦情被人發現，鄉約又嫁禍於狗蛋。在祠堂上，白孝文和鹿子霖親手鞭打姦夫淫婦。晚上鹿子霖摟著裸體的田小娥說，鞭打在你身上，其實白嘉軒就是在打我的臉。
之後，田小娥果然色誘白孝文。白孝文是太壓抑、太正經了，見到田小娥居然脫衣就「不行」，穿上又可以，反覆迴圈。但他不像鹿子霖，他真的有點喜歡田小娥。到此為止，田小娥先後和郭舉人、農民黑娃、鹿鄉約、白孝文四個男人睡過覺了，在地主、土匪、鄉官、族長接班人之間，她的身體就成了各派勢力的競技場。
李劼人的長篇《死水微瀾》，早有類似「一女多男」的情節模式：女主角先嫁世俗商人，又愛上江湖好漢，最後再跟信洋教的人。女人的功利選擇，顯示清末民初四川社會文化的戲劇性變化。田小娥的身體先是凝聚著地主和僱農的階級矛盾，然後又變成土匪和官員的鬥爭戰場，接著又要成為「政權」暗算「族權」的陰險工具。
而且，好戲還沒完。白嘉軒堅守的祠堂文化已經接連被軍閥、農會和總鄉約破壞，但接下來的兩個打擊更加慘烈。
第一是黑娃派土匪夜襲白、鹿兩家，打死了鹿子霖的爹，重傷了白嘉軒的腰。黑娃小時候就嫌他的腰板太硬了。
第二是孝文小娥事發，兩個人在祠堂當眾被鞭刑，培養已久的「族權」接班人毀於一旦。奇妙的是，顏面全失、被全村人唾棄的白孝文，反而恢復了效能力。
不少當代小說，「行」與「不行」之間，一般都不只是生理問題，都有象徵意義。《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裡章永璘因為勞改壓抑而「不行」，後來抗洪搶險，迴歸群眾隊伍，「行了」。這是個人效能力要和人民身份掛鉤。白孝文祠堂重任壓身，「不行」，被村民唾棄，「行了」，證明效能力和宗族道德責任是成反比。
白孝文賣地、賣樓、抽鴉片，很快就墮落成乞丐，幾乎餓死。在絕境時，他跟不少災民一起去討舍飯。因鹿子霖、田福賢介紹他到保安團當兵，絕處逢生。
白孝文的前半生，就是在祠堂失敗，然後投靠官府，最後成為小說中的實際勝利者。他的命運，是否也意味著整本《白鹿原》，寫的就是「族權」對「政權」的不斷妥協、抗爭與失敗呢？
問題還沒有這麼簡單，白孝文看似反派，其實他的形象，不那麼簡單。
另一邊廂，鹿兆海做了軍官，鹿家二子入了國民黨。他回來碰到白靈，白靈卻在大革命失敗時參加了共產黨。兩個人還是兩個黨，不過位置換了換，政治上談不攏了，現在有衝突了。白靈罵國民黨的語彙讀者比較熟悉，鹿兆海批評共產黨和農會，也有他自己的批評邏輯。比較麻煩的，是白靈在地下工作當中居然要扮演鹿兆鵬太太。這段情節設計90年代看有點勉強，領導安排太巧了，後來電視劇播出觀眾也看得尷尬。《邊城》裡也有兩兄弟愛上一個女人——沈從文安排老大、老二輪流唱山歌，像抽籤一樣，方法樸素可笑，最後還是悲劇。《白鹿原》的兩兄弟愛同一女子，還要夾在黨派鬥爭、諜戰背影當中，更加殘酷。最後哥哥鹿兆鵬與白靈假婚成真，懷孕時還請軍官弟弟護送出城。作家在此時插入「多年以後」的預告，當白靈還在革命征途上奮鬥，就已經讓讀者提前知道她將來會死於黨內肅反。這種馬爾克斯式的手法，在《白鹿原》當中雖然次數不多，但是作用非常關鍵，使讀者對白靈任性的革命愛情選擇，更多了一層悲哀感悟。
總體來說，《白鹿原》寫鹿兆鵬、白靈在白區地下工作，主要還是歌頌基調，和「十七年」革命歷史小說以及後來麥家等人的紅色諜戰格局相似、情節相近。
五「如果日後你們真的得勢……」
1998年，《白鹿原》在爭議聲中獲「茅盾文學獎」。茅盾在《子夜》裡寫過白區地下黨人在男女問題上的「開放」，或者說「混亂」，《白鹿原》在這方面的描寫，遠遠沒有超過茅盾的自然主義。
小說從第十四章到第二十八章，都是在寫二三十年代的國共鬥爭，抗日只有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到第三十四章又寫國共內戰。所以，國共的政治鬥爭是《白鹿原》最主要的政治背景。
祠堂族長白嘉軒開始對農會和鄉官都不支援，象徵知識信仰系統的朱先生對國共爭鬥有更長遠的憂慮。小說第十九章很關鍵，寫鹿兆鵬被捕，岳父冷先生拿出全部家當賄賂總鄉約田福賢，鹿子霖也在一旁求情。田福賢把所有送來的錢都埋在一棵樹下，然後向上級要求把共產黨分子鹿兆鵬押回白鹿原鎮反。結果他另外找了個罪犯頂替，放走了鹿兆鵬。被放走的鹿兆鵬想不通，問朱先生：田福賢怎麼會放過我？朱先生勸這位地下黨人趕快離開西安，不然救你的人全不得活。朱先生轉告：田福賢讓冷先生問你一句話，如果你們日後真的得勢，你還能容得下他嗎？
這個問題太尖銳了。田福賢之所以承擔風險放人，一方面是貪財，另一方面也是人情——冷先生的面子，還有鹿子霖是同黨。日後你們真的得勢……當然讀者知道，鹿兆鵬同志黨性強，哪敢受賄救敵人？黨性強、戰鬥性強，所以就能勝利。
但是，萬一要殺的人是「錯劃」，是「冤案」？今天看是要殺，明後天再看是個英雄？比如說小說中被肅反的白靈？20世紀中國小說早有伏筆，劉鶚《老殘遊記》曾預言自以為是的清官比貪官更可怕，而田福賢就是一個貪官。
鹿鄉約、田福賢、嶽維山代表「政權」，白嘉軒、白孝文、白孝武修補「族權」，小說中只有一個朱先生在維繫象徵信仰系統的「神權」嗎？其實，朱先生的工作有兩個女人在幫手。一個是象徵白鹿的白靈。白靈之死，幾個主要人物都有夢中感應，這是現實主義小說中的魔幻成分。另一個是田小娥。她被憤怒的鹿三殺掉以後，鹿三就被鬼附體，生不如死了，這也是魔幻之筆。正好白鹿原瘟疫，白嘉軒的老婆仙草、他母親白趙氏都被鬼影所擾。村民們紛紛不安，跑去祭拜被埋掉的窯洞。最後朱先生建議，給田小娥的亡靈建一個塔，把她壓住——其實是化怪力亂神為信仰圖騰——再一次證明了「神權」既是「土地廟和灶王爺」又不只是「土地廟和灶王爺」。之前人人唾罵的田小娥，現在化蝶讓大家跪拜，「神權」是樸素的鄉村宗教，是迷信、知識和信仰共同組合而成。
「十七年文學」描寫國共鬥爭，主要是四種故事模式：一、農民運動；二、白區諜戰；三、武裝鬥爭；四、改造土匪。《白鹿原》居然四個模式全部都有。對農民運動，有批評檢討；寫白區諜戰，有真假夫妻；武裝鬥爭和土匪改造，都是用舊情節寫出新故事。戰場戲是紅色三十六師進攻西安，叛徒出賣，紅軍戰敗，退居山裡。改造土匪，是鹿兆鵬到山上找黑娃和匪首大拇指。黑娃身在匪陣心在共，但結果這股土匪卻投了國民黨保安團，最後又在白孝文、黑娃帶領下起義。
從《紅高粱》起，土匪在革命戰爭文學裡扮演著重要角色，深層原因是俠義傳統在讀者民間有深厚基礎。《白鹿原》裡黑娃既代表底層農民造反，又帶領農會砸祠堂，再作為土匪游離國共之間。小說第二十七章細寫保安團軍官白孝文回鄉向祖宗下跪；第三十章黑娃被招安，娶妻，也回白鹿原祭祖，還成為朱先生的關門弟子，而且得到白嘉軒出乎意料的原諒。這是兩個意義不太相同的「浪子回頭」。一方面，顯示直到40年代，「族權」在「政權」爭奪、「神權」動搖之時，至少在形式上仍維持自己的道德尊嚴（至於小說結束以後，白鹿祠堂的前景如何，就留給各位讀者自己想象了）。另一方面，也證明碑石上的鄉約和白嘉軒的腰板合成的鄉村宗族文化，終究也無可奈何、無可迴避地要和世俗權力，尤其是軍事權力妥協合作。假如白孝文、黑娃不是騎馬的軍官，而是乞丐、土匪，他們還有資格重回祠堂嗎？
50年代以後，《紅旗譜》中的中國農村社會結構模式影響深遠。貧農、教師和共產黨，對抗地主、祠堂和國民政府，這麼一個鬥爭格局被不少作品重複、演變。莫言的《紅高粱》加上了第七個因素——土匪，故事結構有所改變。《白鹿原》是更大規模地調整重組。雖然還是這六個因素，還是窮人、共產黨對抗地主、國民政府，但是學堂和祠堂站在了一起——他們本來是對立的。學堂和祠堂站在一起以後，就和前面兩者分離制約，形成了一個三角狀態，土匪是在這個三角狀態之外的一個游離的、相對次要的因素。
窮人—共產黨，地主—國民黨，學堂—祠堂，這個三角關係到底是作家一廂情願的歷史想象，還是比《紅旗譜》模式更加真實的歷史回顧？下結論的權力屬於讀者。不管怎麼樣，到了90年代，總算有作家對這個世紀的大是大非有了一些世紀末角度的回顧。陳忠實基本上就寫了這一部小說，但已經夠了。20世紀中國小說史永遠都不會缺少他的名字。
從晚清到「五四」到延安再到當代文學，農民、知識分子和官員/幹部形象一直貫穿在大部分中國小說裡，而且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有很多變化。最基本的關係模式是知識分子或憤慨或無奈或冷漠地看著官府如何欺負民眾。憤慨如《老殘遊記》中江湖醫生目睹並抗議官員（包括清官）胡亂判案傷害民眾；無奈如「我」眼見祥林嫂被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束縛至死而無力援救於是自責歉疚；冷漠如阿q最後被審判時，旁邊有「長衫人物」雖然鄙夷阿q下跪是「奴隸性」，事實上他們也是審判阿q的有文化的幫兇……到了《紅旗譜》時代，更簡捷的關係模式是「士助民反官」：小學教師地下黨幫助貧苦農民與地主及國府鬥爭……直到80年代餘華的《活著》，福貴一家在厄運、環境和官員（縣長夫人等）壓迫下「八死一生」，很苦很善良，但也還有一個文青視角來轉述老農民（其實也是地主兒子）的故事。在《白鹿原》中，當然也貫穿有「士—民—官」三種人物形象，但具體到個人，卻又常常超越典型的階級共性（作品引來非議、獲得激賞皆因於此）。比如男主角白嘉軒，在祠堂教訓體罰族人時他是白鹿原的「統治階級」，抗議或哀求軍閥和國民黨官員時他又代表了鄉親民眾。黑娃和他爸鹿三都是農民，一個忠於主人保衛禮教（還殺害不幸的田小娥），一個打壞主人腰骨，上山為匪，最後作為國軍起義卻反被新社會縣長槍斃。誰才能真正代表農民形象？中國革命裡的階級鬥爭，在《白鹿原》中顯得特別複雜。小說裡的「士」又至少可分成三類：一是小學校長鹿兆鵬及白靈等年輕人，由學生成為革命黨（由「士」而「仕」，新的官員/幹部其實大都是從知識分子發展而來）；二是以冷先生代表的「專業人士」，不問政治只辦文書債務法律，是農村裡的「工具理性」；三是最重要的「神權」代表，就是朱先生和他的學堂，始終站在「政權」與「族權」之外，始終旁觀晚清、軍閥及國共各種政治鬥爭。所以《白鹿原》的基本模式也還是「士見官欺民」，不過是「士」不只一類，「官」又有幾種，「民」也不是一個整體概念。如何用「文學是人學」的原則來書寫複雜的民國階級鬥爭歷史，《白鹿原》做了頗有文學史意義的嘗試。
六史詩般的篇幅，簡單而有力的結尾
小說最後幾章，鄉約制改成了保甲制。田福賢、嶽維山仍然奉命剿共，抽壯丁。黑娃被招安，又去祭祖，人人稱讚，只有去延安的鹿兆鵬反對。嶽書記請朱先生髮表反共宣言，朱先生婉拒。
黑娃受鹿兆鵬之託送毛澤東的書給朱先生，說：「聽說延安那邊清正廉潔，民眾愛戴。」朱先生的回答留有餘地，說：「得了天下以後會怎樣，還得看。」
白鹿兩家爭鬥幾十年。白嘉軒看上去為人比較正直，強調做事要坦白，光明正大，不過最初買地，後來幫三媳婦借種，也不是什麼事都能夠公開。鹿子霖好色、貪財，但偶爾也有善心，比方救白孝文，最後是機關算盡，人財兩空。冷先生把女兒分別嫁給兩家，保險投資。兩個財主的兒女在國共紛爭中也交叉站隊，白家長子和鹿家次子都是國民黨軍官，鹿家長子和白家女兒是共產黨員，這種情節設計既增加了作品戲劇性，也使歷史回顧有了複雜性，同時至少也打破了簡單「血統論」。
《白鹿原》史詩般的篇幅，幾十年大事，結尾卻異常簡單而極其有力。1949年，解放軍十七師聯絡科科長鹿兆鵬，找保安團營長黑娃談論過起義。之後兵臨城下，黑娃的部隊和一營的白孝文共同舉事。
但是半年之後，副縣長鹿兆謙——就是黑娃——在辦公室被逮捕，罪名是土匪頭目，圍剿紅軍三十六師和殺害共產黨員（他在起義前處決過一個叛徒）。這時鹿兆鵬隨軍打去新疆，後來便無訊息，所以沒人幫黑娃說話。
白嘉軒找到縣長白孝文求情，回答說是新政府不講人情面子，該判就判，不該判的一個也不冤枉。最後槍斃大會還是在白鹿原的戲臺廣場，在曾經見證過農民運動、反攻倒算、抗日功績等歷史場面的鄉土戲臺廣場，黑娃和嶽維山、田福賢一起被執行死刑。
白嘉軒目睹宣判大會時暈了過去，冷先生這時候90多歲了，還要幫他看病。同時，鹿子霖卻真的瘋了。
為什麼說這個結尾十分有力？
第一，回答了田福賢之前的提問：「如果你們日後真的得勢……」
第二，誰讓嶽維山幾十年不升官，一直待在這個地方，然後被槍斃？
第三，黑娃和鹿兆鵬單線聯絡，單線聯絡很危險。
第四，為什麼只剩下白孝文繼續執政？是因為他吃得苦中苦，最能忍辱負重？還是因為畢竟他是白嘉軒的兒子？
第五，白孝文縣長將來的命運又會如何呢？
第六，白鹿祠堂還會存在下去嗎？還會重修嗎？
第七，20世紀的故事還有後半段……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33—34頁。
陳忠實：《白鹿原》，《當代》1992年第6期（上半部），1993年第1期（下半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以下小說引文同。
黃子平：《命運三重奏：〈家〉與「家」與「家中人」》，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參見《巴金小說全集》第4卷，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3年，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