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華《活著》
幾十部當代小說的縮寫本
一2019年最暢銷的虛構類書籍
2019年中國最暢銷圖書，虛構類是《活著》。而且虛構類和非虛構類對比，前者銷量更高。
在重讀近百部20世紀小說的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這一個世紀的文學，有沒有一個總標題？
首先想到魯迅的《藥》，因為幾十上百位中國最出色的小說家，幾乎都以描寫批判拯救苦難中國為己任（成就？侷限？），都覺得中國社會「病」了，雖然病症、病因、病源不同。李伯元、劉鶚覺得官場是病源，魯迅覺得國民性是病根，延安作家覺得反動派是病毒，80年代作家覺得「文革」是病體，但總之社會生病了，作家的工作就是看病治病。有個說法，說病情是魯迅看得準，藥方是胡適開得好——當然也是後見之明，未有定論。民主、科學、自由、戀愛、革命、實業、國學等，都是不同藥方。作家希望文學也是一種「藥」。
後來又想到銷量千萬的巴金《家》。《家》是一個極有象徵性的書名，中國人的故事大部分都發生在家裡，圍繞著「家」的人倫關係，都試圖保衛、延續或挑戰、反叛廣義狹義的「家」。《家》的銷量在某種意義上也代表這個標題的影響力。
到了當代部分，路遙《平凡的世界》這個書名也很有代表性，作品廣泛影響了年輕一代的三觀。但是看到2019年最暢銷圖書的統計資料，我以為《活著》應該是20世紀中國小說的總標題。
從理論上講，文學是人學。晚清小說依據「人倫」道義批判「怪現狀」，「五四」注重「人生」——人的定義，首先要生存、生活、生命。延安以後講「人民」，強調階級。當代文學再次迴歸「人生」，首先是「活著」。30年代斯諾編的中國小說英譯選，書名就叫《活的中國》。當然，2020—2021……「活著」更是世界主題。
餘華（1960—），生於杭州，父親華自治是醫生，母親餘佩文，母親和父親的姓加起來就是「餘華」。
1960年，就是所謂的「60後」，幾年之隔，餘華確實和「50後」知青作家群有明顯不同。餘華寫作之前做過牙醫，但不像莫言、賈平凹、張承志、史鐵生、韓少功等，在從事文學前都有一段刻骨銘心的、影響終身記憶的農村苦難歷程。莫言的創作總是銘記兒時飢餓痛苦，張承志始終守望紅衛兵理想主義，史鐵生是用殘缺的生命寫作，知青農村背景也一直是阿城的靈感源泉。相比之下，餘華更接近於現代職業小說家。如果說與餘華齊名但年長几歲的這批作家，好像是生命註定、青春血肉，不得不那麼寫，餘華似乎有更多選擇，有更多技巧、風格、匠心的選擇能力，所以他能寫幾種很不一樣的小說——從早年殘酷拷打人性暴力的先鋒派探索《現實一種》，到中國古代酷刑傳統的當代展覽《一九八六年》；從同情底層的寫實轉向《許三觀賣血記》，到將「文革」與「文革後」兩個時代對比的《兄弟》。
《兄弟》裡，「兄是假胸」，「弟是真諦」。善良的哥哥，後來淪落到賣女人假胸的地步，而粗俗暴發的弟弟，成了新時代發展的「真諦」。
在餘華不同階段、不同方向的小說實驗中，從影響、銷量來看，《活著》最為成功。小說描述了福貴一家人歷經國共內戰、「土改」、「大躍進」、自然災害、「文革」和改革開放整整六個歷史階段。這六個歷史階段也存在於過去幾十年的不同小說裡，從《小二黑結婚》《財主底兒女們》開始，整個當代文學一直都在講這六個階段。在某種意義上，《活著》好像是幾十年當代小說的精簡縮寫本，將40年代到80年代的各種中國小說簡明扼要再說一遍。有些地方是呼應，是證明，有些地方是補充，是提問，整體來說很少顛覆，互不否定。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文學現象。
二前兩個歷史時期：「解放前」與「土改」
小說的敘事者是兩個「我」：一個是下鄉採風的文青，另外一個是向文青講述自己一生故事的老農民。寫民眾苦難，有「士」的旁觀視角，這是自《祝福》《故鄉》以來的文學傳統，不過在《活著》中，文青很少打斷老農自述，也很少議論。
老農民的第一人稱其實比較難寫，又要有點戲劇性，又要有點農民腔。從農民腔角度，餘華的語言不如《秦腔》《古爐》（賈平凹的小說恐難非常暢銷），但餘華也儘量避免文藝腔。故事生動，情節緊湊，節奏很快，尤其是細節精彩，讀者很快就忘了，或者說原諒了這個福貴的第一人稱，到底是不是老農民語言。自然而然地，讀者進入了他的（而且更重要，也是很多中國人的）四十載人生經歷。
在考察福貴經歷的六個歷史時期和其他小說同類故事的互文關係時，我們始終想討論一個問題：為什麼是《活著》，而不是別人或餘華別的小說，至今仍然這樣持久受到民眾的歡迎？
在解放前，福貴是一個地主的敗家子，家有百多畝地，而福貴只熱衷於嫖和賭。「這個嫖和賭，就像是胳膊和肩膀連在一起，怎麼都分不開。後來我更喜歡賭博了，嫖妓只是為了輕鬆一下，就跟水喝多了要去方便一下一樣，說白了就是撒尿。賭博就完全不一樣了，我是又痛快又緊張，特別是那個緊張，有一股叫我說不出來的舒坦。」
顯然，小說家在小心地尋找一種農民能夠說的文藝腔，比如「撒尿」這個比較農民，「又痛快又緊張」，稍稍有點文藝。
福貴當時很離譜，父親管教也不聽，甚至帶了妓女去向他的丈人——一個米行的老闆請安，完全是惡作劇。作為地主兒子，福貴既不像「財主底兒女們」那樣在時代大潮當中掙扎沉浮，也不如《古船》裡的抱朴，受不少迫害還沉思苦讀《共產黨宣言》。福貴的少爺形象，接近《官官的補品》，是以第一人稱揚揚得意炫耀自己的惡行。這是作家比較陌生的一段歷史。就像王安憶《長恨歌》寫舊上海選美，主要依靠第二手材料，依靠左翼文學提供的公眾想象。
最後一次賭博時，年輕的妻子家珍懷著七八個月的兒子，找到青樓賭檯，勸老公停手。福貴繼續賭，家珍又拉他衣服，又跪下。「我給了她兩巴掌，家珍的腦袋像是撥浪鼓那樣搖晃了幾下。捱了我的打，她還是跪在那裡，說：‘你不回去，我就不站起來。’現在想起來叫我心疼啊，我年輕時真是個烏龜王八蛋。這麼好的女人，我對她又打又踢。」「後來我問她，她那時是不是恨死我了，她搖搖頭說：‘沒有。’」打罵不恨，堅持一生，女人善良，男人做夢。
女人走後，賭運轉了。其實是對手龍二作弊，福貴把全部家產都輸掉了。
福貴父親很生氣，但也替兒子認賬，把地和房子都賣了，以兩大筐的銅錢，叫兒子挑著進城還賭債。賣房時他父親說：「我還以為會死在這屋子裡。」後來他爹死在糞坑旁。丈人看女婿太不像話，把家珍接走了。女兒鳳霞留在福貴這裡，新出生的男孩就在女家。一個地主人家就此衰敗。
到這裡為止，餘華的舊社會故事，和吳組緗、蕭紅、茅盾等「左聯」文學基本吻合。除了賢妻家珍，這是一個重要的伏筆。
龍二成了地主，福貴反過來向龍二租了五畝地，自己學習農耕。因母親得病，福貴到城裡去請大夫，莫名其妙被國民黨軍隊拉了壯丁。福貴於是參加瞭解放戰爭，不過是在國民黨軍隊陣中。這時福貴認識了老兵老全，還有少年兵春生。抓來的壯丁噹然不肯認真打仗，連兇狠的連長都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活著》裡的內戰故事，又可以和革命歷史小說如吳強《紅日》呼應對照。福貴的隊伍很快投降了，他戰戰兢兢，選擇拿路費回家，再次證明了《紅日》描寫過的解放軍是文明之師。
接下來就進入第二個歷史階段——「土改」。「離村口不遠的地方，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帶著個三歲的男孩在割草。我一看到那個穿得破破爛爛的女孩就認出來了，那是我的鳳霞。鳳霞拉著有慶的手，有慶走路還磕磕絆絆。」
當然，小兒子不認識爹，沒見過。鳳霞認識，但是聾啞了，說不出話。「這時有一個女人向我們這裡跑來，哇哇叫著我的名字，我認出來是家珍，家珍跑得跌跌撞撞，跑到跟前喊了一聲：‘福貴。’就坐在地上大聲哭起來，我對家珍說：‘哭什麼，哭什麼。’這麼一說，我也嗚嗚地哭了。」
「土改」時，福貴已是窮人，結果分到五畝地，就是原先租龍二的五畝地。「龍二是倒大黴了，他做上地主，神氣了不到四年，一解放他就完蛋了。共產黨沒收了他的田產，分給了從前的佃戶。他還死不認賬，去嚇唬那些佃戶，也有不買賬的，他就動手去打人家。龍二也是自找倒霉，人民政府把他抓了去，說他是惡霸地主。被送到城裡大牢後，龍二還是不識時務，那張嘴比石頭都硬，最後就給斃掉了。」槍斃那天，龍二還見到福貴，說：「福貴，我是替你去死啊。」
對當代作家來說，怎麼寫「土改」，是一個難題和考驗。《創業史》裡地主已經殺完，但有富農矇混過關，一直給社會主義添亂；張煒《古船》裡地主是開明士紳，活活被嚇死，兒子後來成為當地經濟的救星；比較一下莫言《生死疲勞》，地主死了以後不甘心，變牛、變馬、變豬，一直活躍在那片土地上。
相比之下，餘華的《活著》選擇了一個比較安全的敘事策略：首先強調龍二壞，所以槍斃活該，這就符合了關於「土改」的主流定論。但是龍二本來不是個地主，就是投機取巧。他租地給福貴，也沒有特別苛刻。富人被剝奪財產，是否還應處死？這也讓讀者存疑。更重要的是，本來地主是福貴，他因禍得福，輸掉了地主的帽子，換來了貧窮的新生，成了人民的一分子了，可見世事難料，世事荒誕。
世事難料是《活著》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福貴一家的悲慘經歷，都是「世事難料」。但在「世事難料」中，小說又有兩個情節規律：只有厄運，沒有惡行；只有美德，沒有英雄。
三50年代的農村：只有厄運，沒有惡行
正當梁生寶要帶著貧苦農戶走向金光大道的時候，也是在50年代中期，福貴一家的生活卻出現了實際的困難。地主少爺轉身變成勞苦農民，為了省錢讓兒子讀書，福貴跟家珍商量，想把鳳霞送人。在兒女間做選擇，犧牲女兒也是常態。
小說寫將鳳霞送人時，女兒的眼淚在臉上嘩嘩地流。到了別人家，鳳霞要伺候兩個老人。這邊，兒子有慶也不幹了，他說：「我不上學，我要姐姐。」福貴就打，打得兒子上學以後，屁股都沒法坐在椅子上了。
過了幾個月，女兒鳳霞跑回來了，福貴還是要送她回去。「那一路走得真是叫我心裡難受，我不讓自己去看鳳霞，一直往前走，走著走著天黑了，風颼颼地吹在我臉上，又灌到脖子裡去。鳳霞雙手捏住我的袖管，一點聲音也沒有。」因為女兒走路腳痛了，福貴又揉揉她的腳，最後就背起女兒走。「看看離那戶人家近了，我就在路燈下把鳳霞放下來，把她看了又看，鳳霞是個好孩子，到了那時候也沒哭，只是睜大眼睛看我，我伸手去摸她的臉，她也伸過手來摸我的臉。」這段父女互相伸手摸臉的細節文字，簡單樸素，筆力千斤。餘華很能把握平淡和煽情之間的分寸。
「她的手在我臉上一摸，我再也不願意送她回到那戶人家去了。背起鳳霞就往回走，鳳霞的小胳膊勾住我的脖子，走了一段她突然緊緊抱住了我，她知道我是帶她回家了。」
《活著》就是由幾十個這樣用故事抒情的細節連貫而成。
「回到家裡，家珍看到我們怔住了，我說：‘就是全家都餓死，也不送鳳霞回去。’」
可見在中國人的宗教裡，「活著」從來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一家人的事情。
小說裡寫兒子有慶的鞋，差不多可以單獨成一個短篇。有慶十歲光景，又要割草餵羊，又要趕上學，每天來回走幾十裡，他的鞋底很快就破了。福貴罵他：「你這是穿的，還是啃的？」孩子不敢哭，以後走路，鞋就套在脖子上，光腳丫跑，到了學校裡或者回到家才穿鞋——這樣無意當中練就了快跑能力，後來在學校體育課大出風頭，再後來又搶著去輸血……《活著》就是連環禍福，世事難料。
小說進入了第三個階段——人民公社來了。五畝地歸公，鄉親們都吃共產主義食堂——這時候餘華其實還沒出生，當然還是要靠第二、第三手材料來想象「大躍進」。《活著》這時就和「十七年文學」（如《創業史》）分道揚鑣，而和《李順大造屋》《剪輯錯了的故事》等「新時期主流」基本同步。但是沒有《古船》那麼誇張，因為小說敘事要保持福貴的麻木、無知狀態。高曉聲寫到萬畝地、土高爐，有段非常精彩的議論：「後來是沒有本錢再玩下去了，才回過頭來……自家人拆爛汙，說多了也沒意思。」在餘華或者說福貴這裡，也知道「說多了也沒意思」，所以只有事實表象，沒有政治議論，只有荒誕細節，沒有複雜背景。
小說寫大家把牲口都入了公社，之後牲口就倒霉了，常常捱餓。兒子有慶偷偷去割草，半夜去喂他以前養的兩隻羊。福貴就罵他：「這羊早歸了公社，管你屁事。」有慶還找機會去抱抱那兩隻羊。
公社要建一個煮鋼鐵的爐子——餘華不用「大煉鋼鐵」之類的話語，而是用農民的語氣，「煮」，不是煮豆腐，是煮鋼鐵。村裡人找了一個放汽油的桶來煮鐵器，還問煮的時候要不要加水。所有事情都是隊長來指揮，大家都聽話，都不覺得隊長有錯。隊長就聽上面的話。小說裡沒有一點對隊長或者上面懷疑的意思，隊長做了很多蠢事，但一點都不像壞人。小說描寫50年代，只寫現象不找背景，只列細節不尋原因——這也是《活著》的災難故事，至今還可以成為暢銷書的原因之一。
「大躍進」期間，任勞任怨的家珍病了，軟骨病。「看著家珍瘦得都沒肉的臉，我想她嫁給我後沒過上一天好日子。」這時鄉親們慶祝鋼鐵煮出來了。「隊長拍拍我的肩膀說：‘這鋼鐵能造三顆炮彈，全部打到臺灣去，一顆打在蔣介石床上，一顆打在蔣介石吃飯的桌上，一顆打在蔣介石家的羊棚裡。’」可見羊棚很重要。但是公社食堂最後一餐，把村裡的羊全給宰了吃了。有慶像掉了魂一樣。福貴後來就給兒子買了一個羊羔——當然，「大躍進」以後才能買的。有慶非常高興，在學校裡跑步又得了第一名。
但是沒過多久，飢餓的浪潮來了，小說悄悄地轉入第四個歷史時期——「三年自然災害」。當然，「自然災害」是習慣的說法，災害裡邊多少天災，這不是《活著》要直接回答的問題。「那一年，稻子還沒黃的時候，稻穗青青的剛長出來，就下起了沒完沒了的雨，下了差不多有一個來月，中間雖說天氣晴朗過，沒出兩天又陰了，又下上了雨。我們是看著水在田裡積起來，雨水往上長，稻子就往下垂，到頭來一大片一大片的稻子全淹沒到了水裡。村裡上了年紀的人都哭了，都說：‘往後的日了怎麼過呀？’」看來小說的確寫「自然災害」。接下來就等國家救濟。「隊長去了三次公社，一次縣裡，他什麼都沒拿回來，只是帶回來幾句話：‘大夥放心吧，縣長說了，只要他不餓死，大夥也都餓不死。’」
但幾個月以後，再節省，存糧都快完了，福貴、家珍就商量要賣羊換米，可是羊已經被有慶喂得肥肥的，像寶貝一樣。
福貴很艱難地跟兒子說這個事，「有慶點點頭，有慶是長大了，他比過去懂事多了。」但是有慶有個要求，他說：「爹，你別把它賣給宰羊的好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福貴還是先答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