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羊的路上，父子同行，這又可以成為一個短篇，令人想起《生死場》裡王婆賣馬——人和畜牲一起，忙著生，忙著死。二三十年過去了，中國的農民還是一樣地活著。從煮鋼鐵、父子賣羊起，《活著》就越來越偏離「十七年文學」而回歸「五四」的人生主題，「人」首先是要「生」，要「活著」。
換了幾十斤小米，不到三個月又吃完了，之後就挖野菜。挖地瓜的時候，福貴跟一個平常不壞的王四打起來，差點出人命。人為了一個地瓜，能冒著死的風險。山窮水盡時，還是家珍這個老婆好，已經生病了，但硬撐著進城，從父母口中挖出一些小米，放在胸口帶了回來。但是一煮粥，煙囪冒煙，村民都看見了，餓極了的隊長也上來要分上一口。
從人民公社到「自然災害」，無窮無盡地受苦，但是小說裡沒有一個壞人——多厄運，少惡行。
四悲慘年代的善良家人：多美德，少英雄
《活著》的特點不僅是多厄運，少惡行，而且多美德，少英雄。
餘華早期寫《現實一種》，解剖人性之惡十分殘酷。但實際上，餘華在同輩作家當中是最擅長寫老百姓的善良美德的。福貴的妻子家珍就是一個百分百的好人，傳統道德的當代樣板，幾乎難以令人相信這樣的好人真的存在。
小說開始時，她跪求敗家子戒賭，被打耳光也不怨恨，既是女人的常態，也是聖人的境界。之後丈夫被抓了壯丁，幾年內她獨自帶大兒女，多少艱辛。後來女兒聾啞被人欺，兒子養羊又歸公……一會兒煮鋼鐵，一會兒挖野菜……就像福貴自己說過的，她本來也是富家女，嫁了男人以後，沒有一天好日子，可是從來不抱怨。到「三年自然災害」，家珍病倒了，但還要去掙工分，到孃家去求救，最後摔倒，起不來了。福貴說：「家珍算是硬的，到了那種時候也不叫一聲苦。」
她還要把自己的衣服拆了，給兒女做衣服，說：「我是不會穿它們了，可不能跟著我糟蹋了。」衣服沒有做成，連針都拿不起了，家珍又說：「我死後不要用麻袋包我，麻袋上都是死結，我到了陰間解不開，拿一塊乾淨的布就行了，埋掉前替我洗洗身子。」
在《活著》這本小說裡，在家珍身上，讀者幾乎找不到缺點。照理說，這樣寫人物，不大能夠令人信服。餘華，或者說福貴，用不少世事難料的細節，一波接一波，完全出乎讀者期待。
某天有慶學校的校長，她是縣長的女人，生孩子大出血，教師就把學生集中在操場上要他們去獻血。學生們很踴躍，跑去醫院。有慶跑第一，但老師說他不遵守紀律，不讓他獻血。結果其他同學血型不對，有慶又乖乖地認錯，所以就被允許抽血。「抽一點血就抽一點，醫院裡的人為了救縣長女人的命，一抽上我兒子的血就不停了。抽著抽著有慶的臉就白了，他還硬挺著不說，後來連嘴唇也白了，他才哆嗦著說：‘我頭暈。’抽血的人對他說：‘抽血都頭暈。’」結果有慶腦袋一歪摔在地上，醫生才發現心跳都沒了。
大概是多年後的回述，老漢也沒有多少感慨用語，只說他到醫院，找來找去總算找到一個醫生，問清了名字，醫生點點頭，然後說：「你為什麼只生一個兒子？」（問得精彩！）
不僅老婆家珍，兒子有慶也是一個沒有缺點的、善良至極的人物。福貴昏過去了，醒來再找醫生算賬，被人阻止。《活著》一直只述厄運，不查原因，只見苦難，不見惡人，這時突然出現一個坑害百姓的符號——縣長和縣長女人。幹群矛盾突出了，是不是需要問責了？不會。
原來，福貴怒火朝天找到了縣長，發現縣長就是當年一起在戰壕裡的國民黨兵小戰士春生。
於是，本來可能激化的幹群矛盾馬上又淡化了。
同樣的矛盾在茹志鵑《剪輯錯了的故事》裡，比較點到要害——到底是面對著誰而革命？但餘華是不會這樣提問題的。
既然是當年共生死的戰友，小說馬上寫他們回憶往事：「說著我們兩個人都笑了，笑著笑著我想起了死去的兒子，我抹著眼睛又哭了，春生的手放到我肩上，我說：‘春生，我兒子死了，我只有一個兒子。’春生嘆口氣說：‘怎麼會是你的兒子？’」（也問得精彩，可這潛臺詞很奇怪，要不是你的兒子，事情就不嚴重嗎？）
福貴說：「春生，你欠了我一條命，你下輩子再還給我吧。」
這類細節，一個連一個，多而且慘。敘事節奏推進很快，所以人物性格雖然刻畫得不太完美，人們還是很容易被感動。
接下來，福貴揹著兒子屍體回村，埋在父母墳頭。他想瞞家珍，但瞞不了，所以就揹著老婆去上墳。回家的路上，家珍哭著說：「有慶不會在這條路上跑來了。」孩子之前不穿鞋子跑步。福貴說：「我看著那條彎曲著通向城裡的小路，聽不到我兒子赤腳跑來的聲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滿了鹽。」
有次餘華來香港嶺南大學演講，特別解釋最後這句話。把月光寫成「像是撒滿了鹽」，作家頗費心思，反覆推敲。怎麼讓一個農民在這樣極度悲傷的情況下看月亮呢？古今中外，寫月光千萬種，說是像鹽，真是特別——要寫出農民心理，又要讓作家抒情。
《活著》的情節框架就是一連串世事難料：賭輸家產，逃過了「土改」；壯丁難友，卻做了縣長；兒子跑步獻血，丟了性命；老婆病入膏肓，卻突然有了好轉。
五福貴一家的結局
接下來，就是聾啞女兒鳳霞的故事了。
女兒大了，羨慕人家婚嫁戀愛。隊長介紹了一個偏頭萬二喜。初次上門也不多看鳳霞，也不講其他婚嫁條件，只在福貴家的屋前屋後轉，然後就走了。福貴以為這男人嫌棄他家窮，不料過幾天，二喜帶了一幫夥計上門，直接幫福貴家修屋頂，刷牆，整傢俱，還帶來了豬頭、白酒。
雖說高尚的愛情不應該物質化，但「中國故事」裡也有馬纓花拿饃饃表達愛意，芙蓉姐用米豆腐關心男人。像二喜這種話不多說（反正鳳霞聾啞）直接就幫女家修房子，也是一種現實主義求婚方式，令人感動。
他問：「爹，娘，我什麼時候把鳳霞娶過去？」福貴只有一個要求：「鳳霞命苦，你娶鳳霞那天多叫些人來，熱鬧熱鬧，也好叫村裡人看看。」
史鐵生、路遙寫鄉土婚俗都是同情或批判，到餘華筆下卻變得無比浪漫。辦事那天，來了很多人，又派煙，又送糖，敲鑼打鼓。
就在鄉村農民掙扎著活下去的時候，「文革」開始了，小說進入了第五個階段。「文革」和鄉下人有什麼關係？「城裡的‘文化大革命’是越鬧越兇，滿街都是大字報……連鳳霞、二喜他們屋門上都貼了標語，屋裡臉盆什麼的也印上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話，鳳霞他們的枕巾上印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床單上的字是：在大風大浪中前進。二喜和鳳霞每天都睡在毛主席的話上面。」
枕頭上是「鬥爭」，床單上是「大風大浪」，男女兩人睡在話上面。「話」當然有別的意思，不知道作家是有意還是無心。
文本細讀，很有必要。
村裡來了紅衛兵，十六七歲，先找地主，大家看著福貴，把他嚇得腿都哆嗦了。結果隊長說了：地主早就斃了，有個富農，前兩年也死了。那怎麼辦？找走資派。走資派是誰？就是隊長，就把隊長抓了，村民也不敢救。福貴進城，看到了縣長春生被人批鬥，掛了牌，任人踢打。有天晚上，春生逃到福貴家，跟福貴說他不想活了。家珍之前不原諒春生，不讓他進門——因為有慶的死。但這時她和福貴一起勸春生要活下去，講了很多要「活著」的理由：「死人都還想活過來，你一個大活人可不能去死。」「你的命是爹孃給的，你不要命了也得先去問問他們。」「你走南闖北打了那麼多仗，你活下來容易嗎？」「你還欠我們一條命，你就拿自己的命來還吧。」「春生，你要答應我活著。」
餘華堅持用一個不懂政治的農民角度來寫「文革」，所以《活著》的細節遠不如《古船》《玫瑰門》那麼血腥，反而像王蒙的《蝴蝶》，還有高曉聲、茹志鵑一樣，借幹部落難的機會來緩和幹群矛盾、調整兩者的關係。
答應了福貴這麼多「活著」的請求，縣長春生不久還是自盡了。在人生寫實意義上，說明小說對「好死不如賴活」這個主題有伸張也有懷疑。在象徵意義上，意味著幹群矛盾即使有「文革」這樣的教訓，也未必能夠永久修復和調和。
對福貴一家來說，世事繼續難料。鳳霞懷孕了，全家興奮流淚，但到了有慶抽血的那家醫院生產的時候，醫生跑出來問：要大還是要小？女婿說要保鳳霞。結果卻是鳳霞難產死去。鳳霞死去三個月以後，家珍也病死了。
小說寫「文革」結束包產到戶，沒有新時期新氣象的細節。這是餘華與其他作家最不協調的一段。對老人來說，做社員還可以偷懶，單幹了好像更累了。留下的孩子叫苦根，就跟他爹二喜形影不離。但是在苦根四歲的時候，二喜工傷，被兩大塊水泥板夾死。餘下來，就福貴帶著小外孫，老人、小孩形影不離，還有不少可愛的細節。可是作家寫到這裡還不停手，某天小孩病了，老人關心，煮了不少新鮮豆子，結果小孩吃多了，撐死了。
從福貴的父親、龍二到有慶，再到鳳霞、春生、家珍，再到二喜、苦根，福貴眼看著跟他生命有關係的七八個人先後死去。「八死一生」，老人最後買了一頭牛，孤苦伶仃地「活著」。
六「很苦很善良」
現在來回顧一下：這部小說為什麼能持久暢銷？《活著》到底怎樣簡化縮寫了當代文學幾十部作品中的「中國故事」？而《活著》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從晚清到「五四」，也有官員形象被淡化的情況，當時是官民矛盾已成社會共識，所以「五四」新文學強調官民可能「共享」國民劣根性。90年代再次「淡化」官員形象，文學史語境完全不同。其實《活著》寫縣長，不是淡化，而是重舉（強調辦壞事）輕放（強調是好人）。這也是20世紀晚期不少中國小說共同的書寫策略，《活著》是其中最明顯也最成功的一例。
《活著》第一特點是多厄運，少惡人。一個家庭經歷了內戰、「土改」「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文革」和包產到戶各個歷史階段，這一家人受的苦難，大概比任何一本小說都還要多。但是作家並不特別強調這些苦難的社會背景，也沒有突出的壞人惡行，多荒誕，少議論；多細節，少分析；多流淚，少問責。所以苦難等同於厄運，好像充滿偶然性。世事難料，一個人、一個家庭的苦難就和社會、政治、歷史的背景拉開了距離。
第二，《活著》的特點是讚美德，無英雄。像家珍、有慶、鳳霞，甚至苦根，福貴身邊的家人、窮人，全都道德完美，善良無瑕，厄運不斷，仍然心靈美。大量動人細節、語言尺寸的把握，敘事節奏一氣呵成。他們道德高尚，但是身份平凡，命如野草，他們不想，也做不了英雄。
說到底，餘華的《活著》最受歡迎的關鍵兩點，就是「很苦很善良」。「很苦」，是記憶積累，又是宣洩需求，是暢銷保證，也是社會安全閥門。「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書寫策略，是政治正確，也是中國的宗教。至少在80年代以後的文學中（甚至在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中），「苦難」是個取之不盡的故事源泉，「善良」是作家、讀者和體制「用之不竭」的道德共享空間。對苦難的共鳴，使國人幾乎忘卻了主角地主兒子的身份。對美德的期盼，使得小說裡的心靈美形象，好像也不虛假。雖然沒有誰家裡會真的有那麼多親人連續遭厄運，但是誰的家裡在這幾十年風雨中，都可能會經受各種各樣的災禍病難，誰都需要咬咬牙，抓住親人的手活著。
模擬農民的角度看國史，雖然有無數災禍、很多危難，但是家人沒有背叛，道德沒有崩潰，凡是人民自覺而且持久喜歡的作品，總有其正能量。
從藝術上來講，《活著》是對很多其他小說的成功縮寫。「成功」是令人羨慕的，「縮寫」又總是令人不滿，之後餘華也想過更復雜地描寫厄運和美德。在長篇《兄弟》裡，兄長堅持美德善良，弟弟展現物慾人性，不過細節和語言都不如《活著》這麼清潔節制。《第七天》則有點困惑於網路比小說更現實，新聞比文學更荒誕。
餘華是一個專業小說家，有比較超然冷靜的相對主義視野，又有相當廣泛的社會、政治甚至經濟興趣。期待他還會寫出令人吃驚的小說進一步分析厄運與美德的歷史關係，在藝術上超過他的《活著》。
餘華：《活著》，《收穫》1992年第6期；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以下小說引文同。
高曉聲：《李順大造屋》，《雨花》1979年第7期。